我以前在日本讀書，現在由於工作的關係，對日本的醫療情況也有所瞭解。這次疫情期間日本政府各種看著匪夷所思的操作，已經在中國的微博和朋友圈裡廣為流傳了。既然有不少吃瓜群眾對這一系列操作很感興趣，咱們今天就深入的聊聊這個話題。
現狀
首先說一下日本目前的疫情情況。
截至 3 月 13 日，日本國內確診感染者有 675 人，比前日新增 55 人，總共死亡 19 人。有一些媒體報道日本確診病例過千，這個是將鑽石公主號郵輪的患者（697 人）也算上，但船上的旅客並非全都是日本人。
圖源：日本雅虎
具體來看，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是確診患者人數最多的地區，確診人數 107 人，首都東京確診 60 人，日本全國有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縣（相當於咱們的省）都有確診病例。日本的確診人數還在不斷上升，目前沒有看到有減緩的趨勢。
這就是日本的大致情況。在全球範圍內，中國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仍然是最多的，防治經驗也最為豐富，因此世界各國在防控新冠肺炎時都會參考中國的一些做法。
結合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研究，日本對於疫情的認識和我們差不多，目前的防控策略主要基於以下幾點判斷。
日本疫情已由輸入型轉為國內多發，部分地區出現了小規模的聚集感染；
新冠病毒的主要傳播方式是飛沫傳播和接觸傳播；
傳染力因人而異，有一些傳染力很強的患者，也有很多患者沒有傳染給周圍的人；
大多數患者是輕症，也有很多治癒的患者。但總體來說，新冠肺炎的致死率相對於流感更高，尤其是對於老年人或者有基礎疾病的人，轉為重症概率很高；
目前沒有像流感那樣有確認有效的抗病毒藥物，只能以對症治療為主，對抗其他病毒的治療藥物可能會有效。目前也沒有快速檢測的試劑盒。
策略
然而，在具體的防控措施上，日本和中國還是有一些不同之處。
過去，日本針對發生在海外的重大傳染病採取的主要措施叫做「水際對策」（水際対策），簡單來說就是通過在機場和港口加強檢疫，從邊境進行防控，也就是所謂的「拒敵千里之外」。
日本是一個國際交流頻繁的國家，赴日旅遊、留學和商務訪問的外國人非常多，在過去的傳染病防控中，水際對策確實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
然而，水際對策主要作用是防止疫情流入。在前幾個星期中國新冠肺炎病例數量佔到全球九成以上時，這個對策確實有一定效果。
但現在，中國除了武漢以外的其他地方都幾乎沒有新增病例了，日本的病例則從外來傳入逐漸轉為內部爆發。
所以，日本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防止疫情在內部擴散。
制定防控措施的部門是日本內閣政府負責衛生健康的部門——厚生勞動省。「厚生」二字，取自南宋《書經》裡的「正德、利用、厚生」。2 月 25 日，厚生勞動省發佈「新冠肺炎對策基本方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策の基本方針）」。
新冠肺炎基本防治策略
（圖源：日本厚生勞動省）
限於篇幅，關於方針中建議避免人群聚集、勤洗手、遵守咳嗽禮儀、企業錯峰上下班、學校停課等方面的內容我們暫且不談，目前在厚生勞動省的指導意見中，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有一點很關鍵：
「如果今後疫情加重，除非是老年人和有基礎疾病的患者，出現感冒程度症狀的輕症患者原則上應居家靜養，如果病情有變，再聯繫醫療機構就診。老人和基礎病患在治療其他疾病時，也儘量採取電話就診的形式。」
這一點可能會讓不少中國人感到難以理解：自行居家隔離，難道不會導致疫情加重麼？
實際上，不存在沒有缺點的防控策略，任何一種防控策略都隱含一定的風險。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先知道日本的防控目標。
日本防控的目標，是控制感染擴大的速度，儘可能減少重症患者的數量和死亡人數（これからとるべき対策の最大の目標は、感染の拡大のスピードを抑制し、可能な限り重症者の発生と死亡數を減らすことです）。
再進一步說，日本這一系列防控策略的核心，是儘量避免造成醫療資源的耗竭與崩潰。
要理解這個問題，我們就要說說日本的國情了。我們簡單列舉一些數字：
日本現在有 1.27 億人，大概是中國的十分之一，而國土面積僅為中國的二十五分之一，跟雲南省差不多大。因此，日本的人口密度是比較高的，尤其是首都東京，東京的人口密度是北京的 5 倍。
日本建立了比較齊全的分級診療體系。全日本有八千多家醫院，以私立醫院為主，私立醫院的數量大約是國立/ 公立醫院的 5 倍，此外，還有比醫院數量多十 10 倍的診所，全日本共有 9 萬多家，而診所則幾乎以私立為主。
日本的人均醫療資源是比較豐富的，日本每千人擁有床位數 13.7 張，遠高於世界平均的 3.7 張，從人均的醫院床位數量來說，日本是不太擔心的。然而在傳染病床位方面，情況就不一樣了，由於傳染病床位主要集中在佔比較少的國公立醫院，全日本一共只有 1758 張傳染病床位，就算是把防治結核病的床位也算在內，總的傳染病床位數只能增加 2 倍左右。
日本的傳染病床位數量
（圖源：日本厚生勞動省）
所以這就是日本的防控局勢：人口密度大，醫療資源豐富，但是傳染病的收治容量相對有限。如果新冠肺炎在日本大流行出現大量患者，大家不管輕症重症都擠到醫院去看病，可能會直接導致日本醫療系統的崩潰。
這一點在武漢已有前車之鑑。武漢當地很多大醫院在疫情爆發初期受到極大影響，例如武漢中心醫院在本次疫情中有超過 200 名醫務人員感染，其中 4 人犧牲。這對於醫療系統來說是重創，也會嚴重影響後續很多確診患者的治療和護理。
1 月 21 號，我們急診科接診 1523 個病人，是往常最多時的 3 倍，其中發燒的有655個人。那段時間急診科的狀況，經歷過的人一輩子都忘不了，甚至會顛覆你的所有人生觀。
如果說這是打仗，急診科就在最前線。但當時的情況是，後面的病區已經飽和了，基本上一個病人都不收，ICU 也堅決不收，說裡面有乾淨的病人，一進去就汙染了。病人不斷地往急診科湧，後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診科。病人來看病，一排隊隨便就是幾個小時，我們也完全沒法下班，發熱門診和急診也都不分了，大廳裡堆滿了病人，搶救室輸液室裡到處都是病人。
所以到了一月底的時候，中國政府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這個決定也許是中國整個疫情防控中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建立在極短時間內建立集中收治的醫院（如雷神山醫院和火神山醫院），同時大規模建立方艙醫院用以收治輕症患者。後者在人類與傳染病的抗爭史上，也是從來未有過的。
方艙醫院的建立，真正實現了「應收盡收」、「應治盡治」，有效減少了家庭和社區的病毒傳播。
在大規模建立方艙醫院後，疫情最嚴重的武漢，每日新增患者人數開始下降（丁香園 丁香醫生 疫情地圖）
困境
然而，這幾點對於日本來說幾步不可能做到，甚至可以說在全世界範圍內，除了中國以外可能沒有哪個國家能做到。
日本的政治體系和醫療體系，決定了日本從源頭上來說就很難採取我們國內的一些防控措施。
醫療體系如前所述，大多數日本醫院是私立的，絕大多數診所也是私立的，日本政府難以調動這些醫生趕赴一地進行治療。即便是國/公立醫院，想讓大阪的醫生支援東京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而建立日本的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就更是天方夜譚了，等日本國會批准預算，工地開始打樁，可能新冠疫情都已經結束了。
在政府體系方面，困境可能就更多了。簡單來說有兩個問題，而這兩個問題都跟領導權有關。
首先，就像之前神戶大學教授在視頻中吐槽的，日本並沒有專門的疾控中心（CDC）。
對比中美兩國的情況，在中國，CDC 隸屬於衛健委，下設八個研究所；在美國，CDC 雖然隸屬於聯邦衛生與公共服務部，但是後者無權干預 CDC 的日常工作。CDC 權利很大，直接向總統彙報，必要時，CDC 有權調撥國家戰略儲備甚至軍隊處置健康威脅。
中美日三國疾控部門隸屬對比（圖源：作者自制）
但日本沒有 CDC。在中央層面，一部分工作由厚生省下面的國立感染症研究所（NIID）進行，但規模遠不如美國 CDC，美國 CDC 的職員人數是日本 NIID 的 40 倍，財政預算則是其 200 倍；在地方層面，則是由各地的保健所負責傳染病防控。
因此，日本的疫情管控較為分散，在應急時期缺乏一個最高層的司令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這一點也遭到許多民眾及在野黨的指責。
其次，日本中央政府的命令，地方政府不一定會執行。
根據日本國憲法，日本地方政府其實是「地方自治體」，例如北海道的知事並非由中央政府委任，而是由當地民眾選出來的，知事直接對地方選民負責。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並非是直接上下級的關係。
政府管理體系非常複雜，以下是我的看法，僅代表個人觀點。
在日本，大到日本國家行政體系，小到職場內個人的日常工作，日本人都注重分權限權，各司其職，很多人對於本部門的工作非常認真負責，但是往往不願意承擔本職以外的工作。往好的說叫做避免越權，往壞的說就是害怕擔責。這種做法是好是壞不能一概而論，但是在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疫情、需要集中國家力量聯合防控時，弊端就比較明顯了。
我舉個例子，比如這次安倍首相要求中小學停課的建議，文部科學省（類似中國的教育部+科技部）大臣萩生田光一居然事前完全不知道，京都府、滋賀縣等多個縣的知事（類似中國的省長）更是表示不會響應中央政府的停課要求。當然這些反對的聲音背後各有各的解釋，但在形勢嚴峻之時，上級政策無法有效下達，勢必會影響全國的防控。
所以為什麼我們覺得日本政府的反應速度很慢，上面兩點其實就是日本政治和醫療體系面臨的兩點困境，說到底還是制度的問題。
而在面對新冠肺炎時，日本還有一點非常嚴峻的挑戰，可能很多國人是沒有意識到的——日本是全球預期壽命最長的國家之一，而同時日本的老齡化問題也是全球最嚴重的。日本 65 歲以上的人口數量佔比為 28%（中國是 12%）。
新冠肺炎在老年人上的病死率是遠遠高於年輕人的。因此即便是完全相同的防控策略，完全相同的醫療水平，日本所面臨的壓力也會更大一些。
未來
日本在新冠肺炎的防控中面臨著許多困境，目前我們很難評估疫情在日本會如何發展，但客觀的說，除了上面所說的困境，日本在防控方面其實還是有一些自己的獨特優勢的。這些優勢如同一層層鎧甲，使得日本在面對疫情衝擊時不至於一敗塗地。
第一，高水平的基礎醫療服務。
日本已經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分級診療體系，絕大多數人平時生病了都是先到家附近的診所看病，而這些診所無論是硬件設施還是醫護人員的水平還是比較高的，很少出現患者扎堆跑到大醫院的情況。這一點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因為患者聚集造成的病毒擴散。
第二，高覆蓋的全民醫保。
日本的醫保覆蓋率超過 99%，這使得普通民眾在新冠肺炎的檢查、治療時不會承受很大的經濟負擔。
舉個例子，日本目前進行一次新冠病毒核酸檢測（PCR 法），費用最高為 18000 日元，國民醫保報銷 7 成的費用，普通人看病通常只需要支付剩下的 3 成，也就是 5400 日元（約合人民幣 350 元），這個費用並不高。相較於美國檢測一次上千美金，日本的全民醫保制度可以確保很多疑似感染者不會因為經濟問題而拒絕檢測。
第三，強大的工業能力。
疫情防控和戰爭很像，最終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在考驗一個國家的工業體系。日本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有些人認為日本的工業優勢主要是一些高精尖領域，在民用的中低端領域做得不好，其實不盡然。
我們就以這次疫情中幾乎成為硬通貨的口罩為例。現在基本上每個國家都缺口罩，正常年份，中國每年的口罩生產量大約是 45 億隻，日本的口罩供應量是 55 億隻（含國內生產 11 億隻+進口 44 億隻）。
疫情期間，由於進口數量減少，日本政府出臺一系列措施鼓勵國內製造商生產，日本很多國內廠商 24 小時生產，產量比往年提高了 3 倍，日本目前可以確保每週 1 億隻的供應量（相當於目前中國的口罩日產量，但日本的人口不到中國的十分之一）。日本政府的目標是到三月底，可以達到月產 6 億隻。強大的工業製造能力，逐漸緩解了日本口罩緊缺的情況。
這些優勢，再加之日本民眾日常的衛生習慣較好，很多人平時就有生病了（甚至不生病）就會戴口罩的習慣，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疫情的發展速度。
從目前的數據來看，日本防控措施還是基本有效的，目前日本的新冠肺炎病死率 2.8% 左右，但由於老齡人口眾多，日本的防控形勢還是比較嚴峻的。
對於經過艱苦努力、終於有效控制疫情的我們來說，應當尊重日本的防控策略，畢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防控策略是十全十美的。
新冠病毒是全人類的敵人，任何一個國家的失控都會導致疫情擴散，我們應當給予日本力所能及的幫助，無論是防控經驗還是防控物資，因為在中國抗疫最艱難的時候，日本人民給了我們很多幫助。
正所謂，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責任編輯：gyou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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