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評圖書：
書名：《沿墳墓而行：穿越東歐大地走向伊斯法罕》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索恩文化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
東德地區的人們迄今仍然居住在搖搖欲墜的屋子裡，每年面臨著2億歐元的養老金空缺。來到德國的難民入住品質明顯好得多的板式建築，德國為難民提供了900億歐元的準備資金。德國本地居民哪怕是領取救濟金的居民乘坐地鐵必須購買福利車票，而難民卻可以免票。
如果說德國給予難民的救濟、關懷、援手出於人道主義，就像是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給予那些逃到英國的比利時難民的慷慨援助那樣，是出於人道、對生命的憐憫、對自由的支持，但這樣的人道、憐憫卻似乎被設定了範圍——英國一戰期間幫助了比利時等國難民，但自己國家的貧民仍然無法獲得哪怕是一丁點兒難民待遇。這樣的人道、憐憫是看人下菜碟兒的嗎，符合人性和邏輯的嗎？
當然，從財政角度來說，比如近年來的德國，如果讓本國平民（不光是貧民）也獲得類似於難民的福利待遇，很可能是無法擔負的。
這就是悖論所在。從歐洲聯合、人道主義的立場，德國這樣的富裕國家支持歐洲範圍內的窮國，乃至歐洲以外的困難國家，以及在本國接納來自海外的難民，幫助其安頓下來，獲得滿足其尊嚴並幫助其融入本國秩序的生活條件，是其責任所在。而德國對於本國貧民的福利，只能給予有限預算，這是另一個維度上的敘事。所謂的歐洲聯合者、人道主義者會提醒你，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敘事。
不僅如此，歐洲聯合者、人道主義者還會反過來，批評那種將上述兩種敘事聯繫起來的人，認為後者在製造新的排外主義，是在製造新的仇恨，甚至聯繫到歷史上的民族、宗教衝突。
說起民族主義浪潮、民族主義革命，不能不提1848年革命，但那場革命首先是“人民革命”，然後才是“民族革命”。
一個多世紀以來，從德國到波蘭、立陶宛，再到白俄羅斯、烏克蘭、俄羅斯，以至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跨越歐亞，戰火如荼，衝突頻頻，殺戮總是在人們意想不到的情況下接踵而至，造就了累累墳墓。這就是為什麼歐洲的知識階層出面呼籲捍衛歐洲的自由和人道主義，推動歐洲的融合，從根本上消弭歐洲的衝突。
但是，捍衛自由也好，保障人道也好，怎麼能只看到域外難民的苦與悲？怎麼能罔顧本國的窮人，還把為本國窮人說話、爭取權益的人說成是排外？墳墓都是“排外主義者”所製造的嗎？貧民的死和墳墓，貧民的苦難，難道也僅僅是不值一提的點綴嗎？
進而而言，對於民族主義，自由捍衛者、人道主義者、多元化支持者也採取了一種類似於雙標的做法：對於單獨存在的民族主義，採取警惕的態度；同情與強勢民族主義對立的更趨弱勢的民族主義；批判強勢民族主義。但上述區別往往會導致思想和行為上的混亂，同樣的行為，甚至更具暴力性、排斥性，主體為弱勢民族主義，就似乎具備了合理性；而強勢民族主義總是被凸顯同化他者的負面性。
伊朗裔德國作家納韋德·凱爾曼尼在54天的時間裡，從德國科隆，一路向東再折向南，途徑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俄羅斯、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最後抵達伊朗。這期間，他每到一地，都探訪了戰爭、屠殺、清洗、饑荒等因素帶來的大量墳冢、紀念碑，與各地的知識階層、平民晤談。這趟旅程最終產生了一本《沿墳墓而行：穿越東歐大地走向伊斯法罕》。
納韋德·凱爾曼尼持親歐盟立場。他的這趟行程是找到東歐各國對於難以融入歐洲秩序的秘密。他其實很清楚這背後的原因。
歐洲（以及美國）對於東歐的民族主義，比如波蘭的、烏克蘭的、白俄羅斯的，以及格魯吉亞的、亞美尼亞的民族主義，採取了前面所提到的雙標的做法：當這種民族主義本身作為沙皇俄國（蘇聯、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受害對象時，歐洲會鼓勵其表達，給予知識分子書寫不滿的空間；但這些民族主義本身在其歷史上的國度、現實中的國度中，為了完成國家的建構，必定要限制甚至壓制其他的、更邊緣弱勢的民族、文化、群體，所以歐洲會區別性的採取批判。
問題就在於，任何一種民族主義，不可能只反映出比如為歐洲、歐盟、美國所用的，受害對象式的形態。而這也是歐洲、美國力捧的東歐各國的標籤式的一些知識分子的痛苦所在：如果只書寫歐洲、美國願意看到的、自己所屬民族的民族主義的那一面（比如反抗俄國、反抗蘇式意識形態），那其實是不真實的，但可以收穫很多。至於俄羅斯本國的知識分子，要想獲得國際空間，就只能採取較為徹底的批判立場。
《沿墳墓而行：穿越東歐大地走向伊斯法罕》一書雖然內含親歐盟立場，卻儘可能保持記述者的客觀與冷靜。比如，在烏克蘭時，他注意到了被烏克蘭民族主義擠壓的克里米亞韃靼人的生活方式，提及這個民族歷史上所經歷的驅逐、流放、大規模謀殺、逮捕、奪地、歧視。他注意到了在烏克蘭生活的俄羅斯人所面臨的身份認同的困境：他們被要求要麼是烏克蘭人，要麼是俄羅斯人，必須放棄其中一種認同。
而在格魯吉亞，納韋德·凱爾曼尼感到更為顯著的荒謬。這是一個很早就為斯大林平反的國家，雖然人們依舊不認同蘇聯，卻為自己老鄉的成就感到自豪。格魯吉亞年輕一代對於歐洲（以及美國）的認知很可能要比歐美同齡人更為清楚：自己國家、自己的民族主義在作為對抗俄羅斯的工具時才有價值。這些年輕人並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方式、民族文化，都因為全球化、歐洲化而消逝——引領這個國家貼近歐美的人恰恰推行了放棄當地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的政策。如果說，歐洲一體化，就要以文化同化為代價，那與歐洲人一直指控的、東歐國家曾遭遇的俄羅斯化，又有什麼分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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