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苗研發是一場世界級的競賽。在中國，迄今投入研發的機構與企業達57家；在海外，宣佈投入研發的機構與企業約39家。
2003年“非典”以來，到此次新冠疫情之前，中國曾三次捲入疫苗”世界大賽“。
今天這篇文章，為大家講述當年的“中國隊”選手北京科興、天津康希諾的疫苗往事。
2020年1月10日，中國科學家上傳了新型冠狀病毒的全基因序列——一組擁有3萬個“生化字母”的遺傳密碼。
一萬公里之外，美國波士頓一家名叫Moderna的生物科創公司下載了這串密碼。
那一刻，一場世界級疫苗研發競賽的發令槍就正式打響了。
國內外近百家機構參與新冠疫苗競賽
2月21日，Moderna將數十劑“臨床級疫苗”（可用於人體臨床試驗）裝車運往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計劃在4月啟動人體臨床試驗。Moderna疫苗使用m-RNA技術，無需病毒毒株，即可在病毒基因測序基礎上，以新的結構生物學工具直接合成病毒。
2月28日，國務院領導考察新冠藥品研發進展。有專家彙報，中國在滅活疫苗上的研製能力雄厚，最快有望在4月啟動臨床試驗。
3月3日，央視報道，軍事醫學科學院陳薇院士主導的腺病毒載體新冠疫苗研發，已“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
此時，世界範圍內，一場新冠疫苗競賽已千帆競發。根據和君醫藥的不完全統計，在中國，投入研發的機構與企業達57家，包括36家制藥和生物技術企業、21家科研機構與學術團體，中央地方、體制內外齊頭並進，蔚為大觀。在海外，宣佈投入研發的機構與企業約39家，除Moderna這樣的科創企業，亦有強生、賽諾菲、葛蘭素史克等藥企巨頭的身影，以及昆士蘭大學、美國CDC下屬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等知名機構。
國人對“中國隊”寄予厚望。在不少人看來，疫苗競賽關乎科技實力與國家競爭力。而在全球疫苗研發及產業界眼中，疫苗競賽似乎處於另一種語境：它首先是一項商業戰略抉擇，其次是技術選型，並持續考驗融資、市場推廣、政策評估與全球市場配置等多種能力。
最後，疫苗研製能否成功，似乎還有賴於某種誰也無法預料和掌握的——運氣。作為一種生物製品的疫苗，對付的恰恰是最難預料最不可控的微生物——細菌或病毒。耗費巨大、耗時長久的疫苗研製出來，而對付的敵人卻突然無影無蹤，這樣的故事並不少見。
歷史的啟示並不遙遠：2003年“非典”爆發至今17年，中國曾三次捲入世界級的疫苗競賽——從SARS疫苗，到2009甲型H1N1流感疫苗，再到2017年埃博拉疫苗。參與那三場疫苗競賽的主角們，例如北京科興和康希諾，如今也正身處新冠疫苗的競賽場中。它們的奮鬥故事彼此交織、延展至今，再次揭示了“疫苗江湖”的複雜與波折，遠超常識所見。
2004年 ，戛然而止的SARS疫苗研發
2003年，“非典”肆虐神州。這年4月末，成立僅兩年的北京科興生物製品有限公司，向政府申請研發SARS疫苗。數日後，科技部將“SARS滅活疫苗”研究課題立項。5月初，科技部又將其列入國家863重大計劃項目。
課題組由北京科興聯合兩家“國字頭”科研單位——中國醫學科學院試驗動物研究所、國家疾控中心病毒預防控制所共同組成，另有中日友好醫院的醫護人員參與，總計投入逾百人。
據北京科興的紀念文章披露，SARS疫苗研製“攻克了尋找保護性反應、確定毒種、疫苗滅活等七大科研難題，建立了生產工藝和質量控制方法，具備了小批量生產的技術能力”。
歷時一年八個月的奮鬥，2004年12月5日，科技部、衛生部與國家食藥監局聯合宣佈，SARS滅活疫苗1期臨床研究完成，研究難關基本攻克。
然而，研發至此戛然而止。
蓋因“非典”疫情早自2003年入夏即倏忽彌散，此後至2004年雖有零星病例，卻再未捲土重來。從實操層面講，疫苗必須經過三期臨床試驗，從首期的數十人樣本，到二期的數百人，至三期往往要達到數千例。病毒消失，也就意味臨床試驗無法科學開展，因為對照組和實驗組都不再有感染病毒的機會。
此後，據稱北京科興的SARS曾被納入國家疫苗戰略儲備。然彼時至今，這一儲備業已十餘年，而“非典”一去不復還，英雄再無用武之地。
北京科興，有點另類的疫苗企業
國內大多數的疫苗企業創始人或負責人都是銷售、財務出身。這和大多數企業是銷售主導有關，君臨投研機構在一篇文章中把中國的疫苗產業描述為：典型的“兩條腿一大一小走路”的驅動模式，研發是小腿，銷售是大腿。
北京科興算是“另類”，尹衛東雖然只是中專畢業，在研發上卻卓有成就。尹衛東1964年生於河北唐山，18歲衛校畢業後分配至唐山市防疫站流行病科工作，1992年下海，在唐山註冊了一個10萬元的公司。
△尹衛東
1999年尹在國內率先研發出甲肝滅活疫苗，卻缺乏資金獨立投產，遂上京城投靠中關村生物科研界的“大人物”，終於得以在2001年5月註冊北京科興。然而，大股東不是他，為後來公司控制權爭鬥埋下了隱患。
雖說重研發，尹衛東在銷售上也不遺餘力，查看財報，科興銷售費用長期高於研發費用。
北京科興成立第二年，甲肝滅活疫苗宣告上市。此時，距尹衛東下海創業已屆10年，也是他向成功企業家邁進的里程碑式的一年。出身疾控口的尹衛東，不會不知道疫苗企業的命運，與體制內密切相關——在中國，疫苗採購、分發、接種的主要組織者是各級疾控中心，而各級疾控中心又歸屬各級衛生主管部門。
2003年，看準SARS疫苗的機遇，尹衛東決定奮力一搏，與衛生疾控系統的“國字頭”聯合研發。這其中，固然不乏為國效力的雄心大志，亦恐有下海企業家的特有敏銳與籌謀。
在中國疫苗界，科研機構與企業合作研發，十分常見。一方面，科研機構雖有技術實力，但疫苗研製不僅靠上游的實驗室研究，還需臨床試驗的申請及部署、生產工藝與質量的控制、上市註冊等一整套的產學研流程，因此需要與成熟的疫苗企業合作。另一方面，中國疫苗企業大多是生產、銷售出身，早期研發能力有限，需要與科研機構攜手方能取得新產品研發突破。
回想當年，為全力投入SARS疫苗研製，北京科興一度停掉了主營業務的甲肝疫苗生產線，因此出現持續虧損。北京科興總經理尹衛東曾在2011年公司十週年慶典上動情回憶：SARS疫苗研發的關鍵階段，公司開不起工資，有9名員工“把自己家裡的一點積蓄都借給了公司。用這些借來的資金，我們給全體員工發了三個月的工資”。
孰料SARS疫苗研製戛然而止，北京科興奮戰近兩年，而於商業上並無所獲。公開財報顯示，2006年之前的北京科興，年收入不過千萬元人民幣級別。以家底單薄的初生企業之身，闖入冠狀病毒疫苗研發的世界級戰場，歷經峰高浪急的“疫苗江湖”，箇中況味，恐怕只有尹衛東內心自知。
然而，機會還會再來。
2009年H1N1大流行，87天的“中國製造”
2009年3月間，甲型H1N1流感疫情在墨西哥、美國爆發，迅即席捲全球。
6月，中國在獲得H1N1病毒標準毒株後，包括北京科興在內的10家企業均投入了H1N1疫苗的研發，科興是唯一一家獲得國家食藥監局(SFDA)大流行流感疫苗生產批件的企業。
此時的科興仍算不上大企業，2008年總收入2.45億元人民幣，其中老本行肝炎疫苗收入2.1億元，流感疫苗收入僅3500萬，為何能獲得國家交辦的如此重大的研發任務？
重大機遇絕非天上掉下來的。2004年末SARS疫苗無疾而終之後，科興一方面迴歸肝炎疫苗主業，一方面繼續與體制內合作。2005年，科興與國家疾控中心共同承擔了“十五”國家科技攻關項目“人用禽流感疫苗研製”。
2008年，上述項目最終落地為北京科興的一款大流行流感疫苗“Panflu”（中文取名頗為吉利的“盼爾來福”），當年獲准生產上市。
正是2008年落地的這款“盼爾來福”，為科興帶來了2009年的“福報”。科興內部人士告訴八點健聞，2009甲型H1N1流感病毒相對簡單，是人類已熟知的HN系列甲流病毒之一種，而科興在同為HN系列的人用禽流感疫苗中的成熟研發經驗，很快派上了用場—— “本質上就是更換了一個毒株，然後在甲流疫苗的標準流程中研發生產”。
此後，便是廣為人知的一段佳話——北京科興僅用87天，於當年9月完成了從疫苗研發至上市的全過程。
及至10月末，中國已經制造並投放國內市場5700萬劑疫苗。相比之下，美國直到10月初才落實接種第一劑疫苗，因產能滯後，10月間疫苗一度緊缺，直至當年12月末方能充分供給。
至2010年3月H1N1大流感行進尾聲時，中國累計籤批發H1N1疫苗1.2億人份，累計接種人數9570萬。此舉，為中國贏得WHO及美國等多個國家之讚譽。北京科興亦一戰成名。
這一回，科興獲得了可觀的經濟回報：當年售出H1N1疫苗1008萬劑，收入2億元。此外，普通流感疫苗收入亦因疫情而大賣，創收1億元。公司流感疫苗總收入破3億，拉動公司全年營收突破5.7億元，較上年幾乎增長一倍。
回報還不僅如此。就在2009年，尹衛東以一個漂亮的“中國疫苗故事”，帶領科興控股（控股北京科興逾70%）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此後，波折再起。
在中國，疫苗實施分類監管。一類疫苗由法律強制接種，並由政府出資供相應人群免費接種。二類疫苗由國民自費、自願受種。當2009年甲型H1N1流感爆發時，政府緊急採購疫苗並免費供應市場，然而2010年大流感在全球退潮，H1N1疫苗隨即被列入二類，政府不再採購。對北京科興來說，2009年的鉅額流感疫苗收入宛如曇花一現，從此失不再來。
從2004年全力挺進SARS疫苗研發，到2009年抓住大流感疫情打了一場漂亮仗，“緊隨形勢”的疫苗研發，總體上並未給北京科興帶來持續的市場份額與商業收益。這或許令尹衛東再一次體會到了疫苗江湖之水深浪闊，正可謂“江湖多風波，舟輯恐失墜”。
江湖代有人才出。
就在北京科興一戰成名的2009年，一家全新的疫苗公司在天津誕生了。
2014-2017年，康希諾與埃博拉疫苗
如果說跟其他疫苗企業相比，科興有點“另類”，那麼康希諾則更是“異類”——由生物科學家發起創立，以研發為核心，成立多年並無任何在售產品。
康希諾2009年1月成立於天津，據創始人宇學峰自述，公司成立的想法源於十年前的幾杯啤酒：“那是一個盛夏的午後，在加拿大多倫多郊區一個寬敞的後院，我和一群疫苗領域的同事與好友們，……幾杯啤酒下肚……聊起中國與北美在疫苗產品工藝、質量方面的巨大差距……”，在安逸、收入豐厚的跨國藥企高管、科學家和回國重新開始做一個創業者之間，宇學峰和同道選擇了後者。
△宇學峰
那時，45歲的宇學峰是賽諾菲巴斯德全球細菌疫苗開發總監。
此後幾年，康希諾主攻腦膜炎、百白破、結核病等數種傳染病的疫苗。就像2003年的北京科興遇上了SARS，2014年的康希諾遇上了埃博拉。
埃博拉病毒最早出現於1976年，襲擊了位於中非的剛果民主共和國、蘇丹。當年，兩國經統計的感染者602人，死亡人數431人，死亡率高達72%。
此後，埃博拉病毒在中非一帶零星遊蕩，至2013年,全球共有2387例埃博拉患者,其中1590人死亡。
直到2014年，埃博拉病毒發生了“革命性質變”——
一是突然從中非奔襲西非三國：幾內亞、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二是，感染和死亡人數暴增，2014年-16年三年間，西非三國感染人數高達2.86萬，死亡人數1.13萬，整體死亡率高達40%。
2014年之前，埃博拉傳染病例雖不多，但死亡率令人聞風喪膽。
這激發了全球不少科研機構研發藥物及疫苗的激情和動力。
2004年之後，軍事醫學科學院研究員陳薇領導的團隊選中了埃博拉病毒疫苗作為研究對象，“致死率那麼高，如果能研製出疫苗，降伏病魔，這是全世界疫苗科學家攀登的高峰，也是我的科學夢想。”陳薇曾如是說。
在其後的十年研究中，陳薇團隊以“換道超車”的思維模式，開展自主研發，期間排除了滅活、病毒樣顆粒與DNA等多種技術方式，最終確立了病毒載體疫苗的方式。
時至2014年，當埃博拉疫情在西非三國爆發，陳薇團隊與康希諾合作，決心衝刺埃博拉疫苗研發。
康希諾在2014年決定抓住埃博拉疫苗的機遇，與整整十年前北京科興抓住SARS疫苗的機遇，頗有類似之處：
兩家企業都是創業不久、資金實力並不雄厚的生物科創小企業；兩位掌門人同為1964年生人，雖有“土鱉海龜”之別，然而一樣兼具科學家與企業家的雙重精神；兩家企業都選擇與體制內合作，或許透露出中國疫苗企業對於體制內的天然依存性；相隔十年，“非典”與埃博拉都是震驚世界的疫情，前者發生在中國，後者發生在中國對外援助最集中的非洲，抗疫均關涉國家戰略。
兩家企業都敏銳地抓住了抗疫背後的巨大商機：尹衛東儘管搏錯了第一次，但隨後數年仍迎來了巨大的回報。這次，形勢看似更加明朗，宇學峰決定勇往直前。
當時，正值國家深化藥品審評審批制度、鼓勵藥品創新的大背景。2015年1月，畢井泉履新國家食藥監總局局長。當月，國家食藥監總局受理埃博拉疫苗臨床試驗申請，立即啟動特別審批程序，成立專門工作小組，同步進行現場核查、技術審評和樣品檢驗。2月13日，即批准了臨床試驗。
2015年起，康希諾團隊分批趕赴西非塞拉利昂開展臨床試驗。臨床試驗總計做了兩期，其中二期臨床試驗參與者達500人，結果曾發表在《柳葉刀》上。試驗顯示：康希諾的疫苗Ad5-EBOV在28天內激發強烈抗體反應，顯示成效明顯；從第168天時，抗體反應開始明顯衰減——這與當時另一款由藥企巨頭默沙東研發的試驗疫苗“V920”的臨床試驗“表現一致”。
Ad5-EBOV有一個明顯優勢。它採用了一種“凍幹技術”，可使疫苗在4攝氏度下保存很長時間，並在37攝氏度下保持穩定約三週。相比之下，液體劑型的V920必須保存在 -70 攝氏度以下，在4攝氏度條件下僅能穩定一週。這使得Ad5-EBOV在非洲大陸更具優勢。
2017年10月，Ad5-EBOV獲國家藥監局批准上市，而國際巨頭默沙東、強生和葛蘭素史克的埃博拉疫苗尚未在任何國家獲得正式審批。然而此時，埃博拉疫情在西非驟然消退，康希諾陷入2004年末北京科興同樣的困境。
一方面，康希諾深知，埃博拉主戰場在非洲，EBOV在中國獲批只意味著可以在中國市場生產使用，欲打入真正的非洲主場，必須向WHO、世界幾大疫苗採購組織、非洲各國政府作持續努力，力爭推薦、認證和審批，才有可能獲得採購訂單，一切才剛剛開始。另一方面，埃博拉疫情在2017年消退，這次會否像1980年代一樣，再次消聲滅跡十幾年？
埃博拉再來，默沙東的機會
這一次來得很快。2018年，埃博拉捲土重來。
這年春季，疫情再次爆發於中非的剛果，截至2020年1月末， 持續了近兩年的這波疫情已確診3302例，2242人死亡，死亡率還是高得可怕——68%。
但機會沒有降臨康希諾。
2018年5月，經WHO推薦，默沙東在剛果部署試驗疫苗V920的接種，方式是幾年前在幾內亞實施的“包圍接種” ——即以感染者為中心劃出一個環，涵蓋近期與感染者有直接或間接接觸的高風險人員，對這些人接種疫苗。據稱接種有效率達到100%。
WHO非洲區幹事當時曾表示，V920的最大挑戰是儲存溫度，它要求在負60-負80攝氏度的低溫下保存，在非洲部署起來十分困難。但即便如此，無論是WHO還是剛果政府，都並未採用儲運更方便、且在上一年已獲中國審批註冊的康希諾Ad5-EBOV疫苗。
2019年11月-12月，默沙東的正式版埃博拉疫苗“ERVEBO”先後獲得歐盟批准、WHO預認證和FDA批准。
在2018-19年期間，康希諾同樣費盡氣力推廣EBOV：與中國有關部門商談，希望獲得支持將疫苗推向非洲，但一直“沒有準信”。向WHO申請“預認證”（ Prequalification， 相當於WHO體系內的一種藥品監管認證，獲預認證後可用於特定情況下的使用，如V920在幾內亞、剛果的“包圍接種”），但一直未果。2019年6月，剛果衛生部曾主動聯繫康希諾，歡迎在當地做臨床測試。然而由於剛果政府不承諾成本分擔，“我們得自己承擔費用。我們難以承擔臨床試驗的成本。”宇學峰事後坦承。
在埃博拉疫苗商業化上逡巡不前的康希諾，卻也因創造了“中國第一”而聲名鵲起。
2018年7月，康希諾向港交所申請上市，孰料當月遭遇“長生疫苗事件”，中國疫苗市場受到境外資本市場質疑，康希諾上市受阻。
此後經過一番等待與重整，康希諾終於在2019年3月28日掛牌港股，籌資逾10億港元，當天股價大漲近60%，收於34.7港元。迄今，康希諾股價已較IPO翻了一倍不止。作為一家上市前無任何在售產品、也無任何主營收入的生物創業企業，康希諾在資本市場的斬獲可謂豐厚。
這其中，EBOV疫苗是否起到了助力作用？在港股上市招股書中，康希諾坦承，儘管EBOV得到中國藥監局的批准，但“僅可作緊急使用和國家儲備”。“EBOV的全球庫存及應急用途市場有限，於未來十年將維持於每年200萬人民幣，預計到2030年潛在遊客市場規模將少於300萬元人民幣。”
即便如此，有港股分析師認為，埃博拉病毒的研發之於康希諾，起到了某種品牌作用，可歸於公司ESG（環境、社會責任與治理能力）戰略業績的突出表現。
尾聲：新冠疫苗上市預計還需18個月
時至2020年，當年搏殺世界級疫苗賽場的北京科興、康希諾兩家企業，雙雙被中國疫苗行業協會宣佈為此次新冠疫苗的攻關企業。
3月2日，中央領導赴軍事醫學研究院、清華大學醫學院考察調研，並在清華醫學院主持座談會，科興控股董事長尹衛東應邀參加了座談會。
3月4日，康希諾在港交所公告稱，公司正在研發新冠病毒疫苗，並通過承擔“新冠病毒感染應急防治科技重大專項”而獲得天津市科技局的支持。截至公告時，候選疫苗“仍處於臨床前研究階段”，“無法保證我們將能最終成功開發或銷售新冠病毒候選疫苗”。
2020年二、三月份以來，關於“中國隊”在新冠疫苗研發中取得進展的報道層出不窮，但北京科興、康希諾兩家的表現相當低調，均未對外公佈其疫苗的具體進展。這種低調，或許與其作為“過來人”的經歷有關。
參與此次全球新冠疫苗競賽的近百家機構、企業與學術團體，採取的疫苗技術路線相當多樣：既包括傳統的滅活減毒疫苗技術，也有基因重組工程、病毒載體兩類較新的滅活減毒疫苗技術，更有最“時髦”的m-RNA核酸疫苗技術。跑在最前面的選手，除了“中國隊”，公認的一家國際選手是美國Moderna，其採取的疫苗技術即為m-RNA。
如同17年前“非典”期間的北京科興，6年前埃博拉疫情期間的天津康希諾，Moderna同樣是一家年資短淺、迄今無任何在售產品、一直虧損的疫苗企業。據報道，Moderna此番參與新冠疫苗研發，受到世界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的及時資助，並獲得美國國家衛生院（NIH）的臨床試驗支持，否則無力單獨展開疫苗研發。
相比初生牛犢不怕虎的Moderna，“曾經滄海”的國際疫苗巨頭的響應，看似並不突出。雖有報道稱強生、賽諾菲均已投入新冠疫苗研發，但其進展外界難窺其詳。葛蘭素史克僅宣佈將免費提供一項“佐劑”技術，該技術添加到疫苗中，可引發更強烈的免疫反應，從而有助於極大地擴大疫苗產能。
儘管中外多個研發團隊宣佈，最快將於今年4月開啟臨床試驗，但從新冠疫苗臨床試驗到最終投產上市，據WHO總幹事譚德塞預估需要18個時間。CEPI首席執行官Richard Hatchett估計，“要足夠快地開發出新冠肺炎疫苗，需要在未來12到18個月內花費20億美元”。
接受八點健聞訪談的多位科研機構、企業與學術團體的人士一致表示，18個月已經是最為樂觀的估計。
這是一場資金、實力與時間的競賽，可能也同時是一場關於運氣的賭博。“我認為，成功遏制疫情、徹底消滅該疾病的可能性已經不大了。”CEPI首席執行官Richard Hatchett表示，“從商業角度有理由認為，這些疫苗將擁有長期商機。”
此時此刻，過來人與新來者，感覺可能各有不同。
吳曄婷、季敏華、莫楊|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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