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貴陽人的眼中，美食不只是一種生活需要，它更是一種市井生活的文化符號。一門古老的手藝會失傳，而一座城市的溫情因為美食內化在我們本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座城一個味道，一個味道一個故事。我們在品味一座城市美食同時也在味覺去感受這座城市帶給我們的獨家“味道”。貴陽居於貴州的中部，提到貴陽的獨家"味道“,有人會說是香辣，有人會說是酸辣，其實不管什麼味道，只要你認為最適合你的味道就是最好的味道，也就是貴陽這個城市獨有的味道和文化標誌，更是值得大家留念的東西，帶不走是留在深處的味道記憶，這種記憶能留得住人，或許因為記憶中的味道而留在一座城市。
貴陽有著特殊的城市氣質和市井文化，隨處可見的販賣小吃的小推車攤攤，這在其他省會城市很少見。貴陽街頭的餐飲小食店之多，流動商販之多，在中國的城市裡我想應該是排在前列的，這就是貴陽人的生活，真實的生活。
但凡提到貴陽的味道，許多人都會提到黔菜，可作為一個生活多年的貴陽人，我對黔菜的認知並不深，作為一個吃貨，我相信我們日常的飲食習慣便是貴陽的味道。
而深究其貴陽的味道的形成不得不與貴陽近代史上的移民有關，貴陽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近百年來，對貴陽影響最為深刻的大變動都跟人口遷徙有關：一是抗日戰爭期間，為了躲避戰爭，湖南、江南一些人口遷徙；二是新中國成立後工業建設遷入的人口；三是“三線建設”大批企業遷入從各地遷居來的學者、專家、教授和工程技術人員等；四是改革開放初期小商品市場形成時的人口遷入。
根據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雲巖、南明兩區的人口僅27萬人，是同期北京的10%、上海的4%。而1953—1960年遷入人口達25萬人，僅1958年大招工就遷入18萬人。1964—1978年“三線建設”淨遷入人口也達20萬人以上。
到了1982年，貴陽全市人口增至132萬人(雲巖、南明兩區合計為79萬人)。但貴陽中心城區的人口密度其實非常高。2014年的貴陽市“疏老城建新城佈局規劃”提到，貴陽一環以內 (包括雲巖和南明兩區核心範圍)的人口密度將近每平方公里5萬人。同一年，香港人口分佈最密集的觀塘，是每平方公里5.7萬人。都說貴陽曾經被叫作“小香港”，在這一點上，倒真是有點相似。
抗戰時期，貴陽成了大後方，一下從全國各地湧入了大量的人，貴陽的城市人口迅速增加，達到了40多萬，1941年，貴陽設市，從小鎮變成了城市，城市建設也有了發展，貴陽開始變得摩登起來。
當時的貴陽是“五方雜處”之地，大家都是外來移民，“遠親不如近鄰”，沒有排外思想，相互包容，和睦相處。時日既久，相互聯姻，許多家庭都有其他籍貫的親戚。一家之內，有說江西話的，有說四川話的，有說湖北、湖南話的，但漸漸都說貴陽話了。或者在家說家鄉話，在外說大家通用貴陽話。北方和江浙來的人，原先都不吃辣椒，但他們的後代都是“不怕辣、怕不辣”的人。貴陽有一種風氣，碰著吃飯，一定要拉你喝兩盅，“來的都是客”，有說有笑。因為都是外地來的，對各種文化都不排斥，一個小小的青巖城，有信佛的，有崇道的，有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甚至儒、道、釋不分，“三教合一”。
貴陽人的消費心理，看到作家戴明賢推測這是抗戰時期，貴陽城裡的人，南腔北調，按他們的口音，貴陽人把華北、東北來的人稱為“北方人”，把長江中下游來的稱為“下江人”，把廣東、廣西來的稱為“老廣”。“大後方”貴陽的外來人口劇增，市街擺滿了地攤，逃難來的“下江人”在出售自己的各式衣服雜物。孩子們最感興趣的是他們賣的食品，北方來的饅頭、包子、燒餅、油條、油炸臭豆腐，江浙人沿街叫賣“白糖方糕，黃松糕，豆麵饃饃，條條糕”，還有“豬油玫瑰糕，玫瑰豬油糕”。一到傍晚，人群熙熙攘攘，電石燈躍動著幽幽藍火苗，油炸豆腐、江蘇香乾、糖炒栗子、五香牛肉的叫賣聲此起彼伏。因其中有大量江浙難民，他們帶來的海派生活方式對貴陽以及貴州影響深遠。
“下江人”帶來的“下江味”，滿足了外地“難胞”的食性口味，也使“好嘗新”的貴陽人得以遍嘗“下江味”。於是，貴陽人也開起了江南風味的飯館。當時有位叫顧君穀的在《旅行雜誌》撰文說，有一家揚子餐廳“每天總要賣出五六十盆‘紅燒頭尾’”，“貴陽餐館很多，各種蘇錫船菜，湖南菜，川菜，粵菜，都可吃得到。再有好多小食店專賣甜品，就係白木耳、蓮心湯之類，白木耳每碗價錢二角”。這位看起來對吃很內行的外鄉人，認為在“貴陽所見的橄欖——青果——是圓的，極像青的葡萄，入口比福建的橄欖還要澀，但是回味也要比福建的甜。”就連貴陽的蘿蔔，也有人讚不絕口。
當時客居貴陽、後來成為《大公報》主筆的張琴南，就曾撰文說：“我本好吃蘿蔔，並且因為暈車，沿途都找蘿蔔吃，據我的經驗，以貴陽蘿蔔為最好，一，水分多，二，嫩，三，甜，與我的家鄉天津蘿蔔，各有其妙，這是我們幾個同事，在馬路上無意中發現的，當時一嘗，同時眾口交贊，忍俊不禁地說了一句，‘貴陽蘿蔔甲天下’”。如此誇讚貴陽人視為很“爛賤”的蘿蔔，這大約會令貴陽人“大跌眼鏡”的。
後來成為著名詩人的沙鷗，當時曾撰文說：“蘇德勝的粉面，老不管的肉包子等等，也都是值得一試的。”有一家本地人開的清燉雞粉餐館，被當時旅居貴陽的外地人經常提到，慕名前往。顧君穀曾這樣描述：這是“一處專吃雞的地方，在人家屋子裡頭小客堂及天井裡，放四五隻方桌，出售清蒸雞、雞雜和細粉，門口沒有招牌，只貼著‘培養正氣’的紙條，每天只賣雞子二十隻，星期日賣三十隻。必須預先定妥，不然勿想吃到”。
張琴南也記述過一家賣“元盅雞”的餐館：“這是旅館老闆見告的，並且說最有名的一家，在打銅街，招牌叫‘童養正’……原來他家既不是鋪面，又沒有招牌，僅僅在門上貼了一張白紙條，我們過門不入者三次，竟未注意到。進去一看，是一個老百姓住家，內室堂屋，擺了不少的桌子，吃雞的人倒是滿堂，還有那時髦的少婦領著小孩，也在抱了一盞，大吃其雞。我們勉強找到半桌之地，要了那唯一的元盅雞一小盆，嚐了嚐，原來是地道的清湯煮雞……”只不知二人所說的，是否就是同一家？
《黔味說略》上也提到，1942年的貴陽街頭最流行的大眾小吃既不是現在的牛肉粉，也不是腸旺面，而是以鮮香聞名的燉雞粉。如果你看見有人往粉里加辣椒，那麼大致可以猜測他不是本地人，因為老貴陽人都知道，加了辣椒，雞湯鮮味就會大打折扣。如今，在貴陽的街頭已經很難覓到燉雞粉呢，甚是可惜。
民國31年（1942年）貴陽文通書局出版發行，陳恆安主要執筆的《貴陽市指南》,書中食篇開頭即言：“貴陽市即為西南各省交通之總彙，行旅頻繁，飲食業發達，當為自然之理。過往行客，有謂‘貴陽為西南大飯店’者，亦有相當之理由也。”其後“黔味說略”雲：“…黔人食辣，但食辣者不盡為黔人，而黔味亦不盡辣。若以食辛辣為黔省之特殊，抑何所見之不廣？一般食辣原因，或言黔省水重性寒，然全國食辣之地甚廣，不應其水皆重而性皆寒，食品之本身宜有以配合之耳。濱海之人，多不食辣，蓋緣魚蝦易得，其味鮮美，足以刺激食慾。無須辛辣，山國之民則不然，地多磽确，得肉食不易，蔬食菜根，其味淡薄，故必以辛辣佐之，食慾始可旺暢。白菜豆腐，往往調以點滴之辣椒而益彰清雋之味，若蔬菜不足地方，人民更多將辛辣助餐，非得已也。”這本書如今難得一見的珍貴資料，亦為貴州飲食文化及風俗習慣的見證物。
書中還簡略介紹了十數種貴陽常見的美食，黔之豆腐店，每晨以新凝成而未經壓緊之豆腐（通稱豆花）入市售賣。住戶購之，以與酵水、黃豆芽同煮，名曰豆芽豆腐，專供貴陽人中餐時之用，幾為每戶每日必具之品。無油無鹽，若不以辛辣調之，真同嚼蠟矣。然若旁置鹹辣蘸碟，將豆芽豆腐調而食之，則味之雋美，又何異五鼎之烹。晚飯之湯菜，常以白水煮白菜，豇豆或南瓜。亦多為無油無鹽之品。必須以豆豉與煅辣椒粉製作蘸碟以佐食，始能得其雋味。故辛辣之可貴，在能使蔬菜與魚肉爭美，有過之無不及。…”再一次點出黔味之精髓與特色。
此外，書中還列舉了宮保雞、燒狗魚、竹參、銀耳、雞樅菌、谷春魚、魔芋鍋巴、脆臊、蕨菜與姨媽菜、腸旺粉、蘟子茶湯等黔省之特產及風味小吃。大多數至今仍是我們耳熟能詳、經常食用的。但谷春魚和蘟子茶湯已不知為何物，據其描述，十分類似於貴州人十分愛吃的“角角魚”、“黃蠟丁”，以及在貴陽街頭隨處可見的冰粉或糕粑稀飯什麼的。
毫無疑問的，貴陽的城市氣質和文化，與其地理環境、移民和歷史傳承不無關係。那些從幾百年前到現在持續流動至貴陽的人們，被低調溼潤的氣候改造了面貌，被包圍著的山川累積式地塑造了貴陽這個城市的性格，當然也包括飲食，最終被辣椒、酸湯、好茶和好酒統一了口徑。
外地的美食，貴陽人都能兼容和包容，南粥北面，北方水餃、重慶火鍋、四川麻辣燙，直至今天的日料、韓餐、肯德基、麥當勞洋快餐、星巴克，在貴陽人喜愛的美食榜中都能佔據一席之地。不同時期的移民潮相互作用從根本上造就了“貴陽味”的特質——融合，這是一種美味不問出處，口味海納百川的特質。
就我個人來說，貴陽這座城留給我眷戀的味道太多，素粉、牛肉粉、腸旺面、絲娃娃、戀愛豆腐果、辣子雞、酸湯魚、豆米火鍋、糯米飯、豆沙窩等等等等，我與這座城市距離只是隔著這些一道道溫暖的美食小吃，有情感的食物最有味道，最幸福。
本文部分摘錄：
何光渝先生的“貴陽味”
史繼忠先生的“我心中的貴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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