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和中國的兵》是歷史大家雷海宗先生的散論文集，所收文章寫在抗戰爆發前後數年。
時至今日，儘管大家對民國時期一些前輩學人的風範已略有耳聞，知道彼時風流人物輩出，但也未必熟悉雷海宗這位大歷史學家。但一代代「識貨」的讀者，若有機緣讀到雷海宗的這本小書，無不釋卷叫絕。
該書最初於1938年末出版，雷海宗當時任教於西南聯大。他與同時代其他傑出的頭腦一樣，面對慘淡的國運，在戰亂中思考中國的出路：這一次能走出生靈塗炭、治亂循環的詛咒嗎？
▲《中國文化和中國的兵》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2014年
或許他沒給出直接答案，但穿透漫長歲月的覆蓋，把同樣關心中國命運的讀者帶到東方文化的起源處，直接體會我們身在其中的此文明體，它的生命力如何開始、如何早早衰敗。映照現世，讀者自然不難明白，秦制以下兩千年直到近代，中國之遭際其來有自，我們只是習焉不察而已。
這本書獨到之處還在於，中文界思想者第一次站在世界史學的高地，以當時最新的文化形態學視角縱覽中國歷史。而且，它不同於承平時期的清議，而是激盪年代思想爆炸的震響。經歷半個多世紀兵戈擾攘、人仰馬翻的主義混戰，這本書的價值全然無損。
這本集子的核心篇目是《中國的兵》。歷代正史記載了多少用兵之事，看似已無發出新論的餘地。何況，作者也不細究考據，立論的基礎不出《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等經典範疇，又能有什麼突破？
這就是雷海宗先生史論的過人之處。他首先獨具慧眼地關注了古代兵制的變遷，尤其是華夏曆史上參戰者的變化。
國之大事，在祀在戎。「誰有資格參戰？」和「誰有資格祭祀？」一樣，是決定社會文化形態的關鍵問題。若只是資料的重新整理解讀，那也不過是書齋裡的尋常勞動，但雷先生的魄力在於，通過對兵制的考察，鳥瞰整個文化的興衰，為歷史的興替把脈。在雷筆下，中國的兵制就像社會文化土壤上的有形草木，觀察其特徵與變化，目的是揭示無形但確鑿的季候變化。
雷先生首先觀察到的是春秋時代文化的青春剛健：春秋時期的兵源是士族。與諸文明封建歷史相似，貴族是職業軍人，平民不當兵。《國語》中記載齊國管仲時期，只有都城附近十五個「士鄉」出兵，而「工商之鄉」的人沒有參戰責任。農民中只有「秀民能為士者」才能參軍。
這一時期，貴族的俠義精神高揚，武德充沛。雷海宗先生寫到：「男子都以當兵為職務，為榮譽，為樂趣。不能當兵是莫大的恥辱……《左傳》《國語》中的人物從上到下沒有一個不上陣的，沒有一個不能上陣的，沒有一個不樂意上陣的。」周桓王貴為天子，親征伐鄭中箭；晉惠公身為國君，陣中作戰被擄；而士族皆自幼習武，勇氣與德行並彰。孔子的「六藝」教育中，也強調駕駛戰車和射箭的戰爭能力訓練。
貴族兵制鑄就了精英的品格。這種文化形態下的「士」兵，是國家責任的主動承擔者，因流血而高貴。高貴者，人格高於一切，所以「士可殺而不可辱」並非虛言。雷海宗先生在《君子與偽君子》中舉例：
「原繁受鄭厲公的責備，立即自殺。晉惠公責裡克，裡克亦自殺。若自認有罪，雖君上寬恕不責，亦必自罰或自戮……接受了一種使命之後，若因任何原因不能覆命，必自殺以明志。」
與榮譽至上的貴族文化相稱的是戰爭的秩序。春秋時期的戰爭以維持均勢為最終的目標，沒有人想吞併天下，就算是「春秋五霸」，也不過是會盟的盟主。《左傳》中的戰爭仍有法度，與歐洲封建時期的貴族間戰爭類似，可謂風度翩翩。
春秋的戰事一次出動幾百輛戰車而已，戰事常僅一天，像是大規模的紳士決鬥。貴族們在戰爭中較量勇氣和實力，偷襲、欺詐、乘人之危都遭鄙視譴責。極端的例子如宋襄公，與楚國的泓水之戰中，堅守古禮不攻擊傷員、不俘虜老人，而且非要等楚軍渡河列陣之後才開戰，最後受傷身死，遭國人怨責，仍無悔意。
▲雷海宗先生（1902-1962）
時人譽為「聲音如雷，學問似海，史學之宗」
雷海宗像是呷著菸斗的福爾摩斯，用「溯源推理」的功夫，完成了從兵制到社會文化關聯解讀。宋襄公的迂腐，士人的剛烈，管仲的變法，在普通人眼裡就像溼襪子和皮鞋的刮痕一樣並無延伸的含義，除非有足夠的才華能夠知人論世，將這些破碎的細節聯繫起來，再用邏輯思維進行排除和調整。
那結論就會像福爾摩斯常說的，「如果你把所有不可能的刨去，那麼剩下的，無論多麼難以置信，肯定不會錯。」順著這樣思路，雷海宗發現一個到今天仍不算普及的「常識」：華夏文明的活力早已衰亡於秦漢。
春秋以後，傳統封建貴族被推翻。戰國的國君專制下，是「編戶齊民」後的名義上不分貴賤的百姓，戰爭也向動用全社會資源的總體戰發展。到統一六國最慘烈的秦趙長平之戰前，秦王徵發全國十五歲以上男子全部參戰。戰爭形態也因此改變，殘酷的殲滅戰成為主流，以至出現白起坑殺四十萬降虜的大殺戮。據雷海宗現實統計，戰國時僅秦國曆史記載屠殺萬人以上的大戰就有十五次。
這樣的社會，貴族精神必然覆滅。文武雙全、忠義知理的君子不再受器重，炙手可熱的是一批憑文武才能混世、罔顧底線與尊嚴的平民專才。
一方面，張儀蘇秦這樣的文人謀士鼓唇搖舌、甚囂塵上。張儀在楚遊說，被懷疑盜竊而遭痛打，回家卻對妻子誇口，只要三寸不爛之舌仍在則足矣。蘇秦讀書，頭懸梁錐刺股，發跡以後，在曾經羞辱過他的妻子嫂子面前大擺威風。
這些在春秋貴族的看來，應該都是極為賤格的行徑。文人謀士只為私利就可以朝秦暮楚，他們的德性向勢利搖擺、信口開河，甚至陰毒卑鄙的方向淪落。
另一方面，習武賣命的遊俠雖然繼承了春秋士族的忠勇，但已經無仁義的原則，誰出價高就為誰殺人。
秦一統六國，收繳天下兵器，同時徵發最沒有組織力的流民、貧民、賈人戍邊。這樣的兵制下，社會上有地位的人不能也不再願意承擔戰爭責任，隨之失去在國家的地位。身份分離後的軍與民，都成為皇帝腳下扁平社會的沙粒，於是，「古代健全活潑的社會就被斷送」。
漢隨秦制，連年征戰加上布衣天子的上臺，漢代的募兵與屯兵制度下的兵員又大量增加了囚徒、無賴，以及外族人。中國的兵制從春秋時期的貴族軍士，到戰國的軍民一體，再到秦朝的軍民分離，終於在漢代出現軍民對立。良家子不願當兵，軍人時常騷擾禍害民眾。有機共生的社會，最終變成內部消耗、勉強成形的散沙，軍隊戰力也每況愈下，「民眾已經已不是戰國時代人人能戰的民眾，士大夫更不是春秋時代出將入相的士大夫」。
雷海宗先生髮現，即便是漢武帝的卓著武功也建立在極不健全的基礎上。漢代不僅將才良莠不齊，不少出身貧賤，而且對外戰爭中多用外族人攻擊匈奴。更何況，戰國時期燕趙等國毫無困難就能單獨應付的匈奴，怎麼在漢代就成了長年大患？
由此可見：
「戰國時代的兵可用，漢時的兵不可用，只有遇到才將率領時才能打勝仗。這是軍隊由流浪分子組成的當然結果。」
因此，在雷海宗先生看來，漢以後的華夏文明已經走完了它的生命週期，此後不過是文明衰敗後的外族征服-輸血-再衰敗的週期循環。
這興衰論的魅力，體現在衰敗的不可抗拒：戰國的總體戰是春秋爭霸的必然，而大一統又是戰國戰爭的必然；全民皆兵是戰爭發展的必然，而軍民分離在秦漢之際也是理性的對策。兵制和整個文化社會的衰敗，不是在某幾個重大決定上犯錯或喪失理性的結果，而似乎是一系列理性選擇的合力最終必指向的既定終點，像季節變換一樣不可抗拒。
這種「文化的季候」的認知框架，並非雷海宗先生的首創。他直接介紹了德國曆史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創造的「歷史形態學」。斯賓格勒在其代表作《西方的沒落》中如是說：
「當一個偉大的心靈從一度童稚的人類原始精神中覺醒過來，自動脫離了那原始的狀態，從無形式變為一種形式，從無涯與永生變為一個有限與必死的東西時，文化便誕生了。它在一塊有著可確切界定的風景的土地上開花結果，就像植物一般。當這心靈以民族、語言、教義、藝術、國家、科學等形態實現了其所有的可能性之後，他便會熄滅。」
▲斯賓格勒與他所著的《西方的沒落》
這種解讀歷史方式聽起來更像「藝術」而不是「科學」。遇上只講實證的學究，會被指摘得體無完膚。然而，資料的增加，不等於格局的進步。如余英時先生言及《史記》時所言，史家要有小說家的想象力。歷史形態學一開始不是一種「科」的方法，它的哲學根基在德國浪漫主義，是對理性史學的反動。
歷史形態學認為，一個文化體內的種種特徵，都存在一種形態學上的共性。從政治與經濟、戰爭與藝術，到道德與信仰，乃至建築與服飾，文化的片斷都是對其文化「生命體」的象徵。「歷史形態學」是一種訴諸心靈的內視，它不是分析的、機械的、限於局部的，而是象徵的、想象的，依賴心靈的慧眼，穿透歷史材料，最終形成合乎邏輯、貼近實際的理解。
這是福爾摩斯的功夫，也就是司馬遷稱之為「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理想，是劉知幾稱之為「史識」的思想分泌物。採用這種方法，去觀察兵制的枝葉，看到的是春秋時期青春強壯、健康豐沛的文化，如何在戰國時期旺盛自我燃燒之後，最終化作秦漢大一統絕對君主專制下的餘燼。這便是雷海宗先生所理解的東方歷史的沒落。
雷先生無疑具備史家的慧眼，但他自己作為一個生命體在歷史季候中的軌跡卻似乎充滿矛盾。抗戰時他與陳銓、林同濟等創辦《戰國策》雜誌，致力於戰時的文化重建：要在「崇尚武力」的世界中生存，中國就必須「抱定非紅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之主旨」，重鑄民族精神，要倡導「尚力精神」與「英雄崇拜」；所以他加入國民黨，主張建立元首制，同時「批俄批共」：1946年，雅爾塔協定公佈後，他甚至參加了反蘇遊行。
但在1949年，雖然名列「搶救學人」62人名單之中，面對南下的飛機，雷海宗先生最終拒絕登機離開。
然而，新時代並不友好。
1962年12月25日，因尿毒症及心力衰竭，雷海宗先生在天津病逝，時年6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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