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古代歷史，每一個朝代的主流消費方式，都在隨著社會財富的聚集、商品經濟的繁榮，出現相對應的變化，尤其是社會價值的變化，更是在潛移默化中導致了消費觀念、消費心理的變化，同時也催生著消費方式的變革。而對於有著“國際化帝國”之稱的大唐來說，從衣食住行的物質生活到歌舞娛樂的精神生活，尚享受、多元化成為大眾的消費傾向，在這之中以花街柳巷為代表的娛樂服務業，更是成為唐代消費結構中佔有重要比重的消費內容和消費方式。
熱鬧的花街柳巷
可以說，自李唐以來，為諸多社會群體提供宴飲和舞樂服務的花街柳巷逐漸登上了歷史舞臺，並隨著青樓制度的日趨完善，消費市場的日趨成熟，逐漸成為盛唐時期普通百姓社會生活消費中的熱點行業，更帶動了大唐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及變革，為整個大唐乃至兩宋時期的花街柳巷，帶來了新的土壤和生命力。
1.從《北里志》看唐代的花街柳巷
作為提供享樂服務的秦樓楚館和花街柳巷，並非是盛唐時期所獨一無二的消費產業，早在春秋時期，身為“服務業”鼻祖的齊相管仲就曾“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到了唐代，整個花街柳巷更是觸碰到了它的快速發展期，不僅行業規模空前絕後，而且成為大唐百姓所普遍具有的一種生活方式和消費心理，至此各階層中，不論是官宦富商、進士新貴還是文人騷客、平頭百姓皆引類呼朋加入到此種消費行列中來，各階層不但廣收姬妾、蓄婢養妓，而且熱衷於流連花街柳巷、秦樓楚館，以至於在廣闊的大唐版圖之上，吹起了一陣享樂、縱樂的青樓文化之風。
但一直以來歷史上對於花街柳巷的詳細描述，除了只是記錄這些地方的名字之外，留給我們的信息依舊很少。直至唐朝末年，筆記小說家孫棨在其所著的筆記體小說集《北里志》中，才詳細地記錄了長安城最有名的花街柳巷“平康里”的生活點滴。根據《北里志》中的記載，平康里的青樓女子多為官方登記備案的章臺之人，她們多是為官員、商人和皇親國戚服務，當然這裡更少不了科考士子的身影。不止於此，這些從業女子正如後世明朝的才女歌妓和日本的藝妓一般，同樣經過了詩詞寫作和琴藝舞蹈的長期訓練，可謂是才藝傍身的女藝人，而關於這些章臺之人的詩文和逸事更都被一一記載於《北里志》中，成為後世瞭解大唐青樓文化的重要參考。
北里志
北里自漢代以來就是長安城中有名的青樓所在地，其位於皇城和東市之間一個坊的東北角。此坊作為國子監及科舉考場的所在地，往往吸引著大量上京趕考的舉子在附近租房居住，而這樣的位置分佈不由自主地就會讓人對青樓和科舉士子產生一定的聯想，但真實的情況，我們也只能通過《北里志》一窺唐朝長安生活中花街柳巷和科舉考試文化之間的重要聯繫。
平康坊的周邊也是達官貴人的居所
科舉作為古代封建統治者為朝廷選拔人才的一種專業性考試，其自漢代就已出現，而後經過歷朝歷代的沉淪、發展，直到隋唐時期才正式成為中央政府選拔官員的標準，而後經過武周時期的不斷髮展，科舉最終成為廣大學子通往高官厚祿的“終南捷徑”。但由於制度、資源的限制，李唐政權還無法做到讓舉子們在各州縣備考，所以唐代準備科舉考試或者接受教育的地方往往都是在長安城裡，此外“行卷之風”的盛行，更使得科考舉子們不得不長時間地駐留於長安城中，以便可以將自己最好的作品呈給考官或者世家大族。但是在這樣的“長漂”日子裡，這些年輕舉子們遠離家鄉、遠離親人，其身邊的孤獨和苦寂是不約而同的，而長安北里中，那一家家花街柳巷所能提供的包括社交、文化和肉體的歡愉，是這些長期處於苦悶環境下的舉子所無法拒絕的，就如古籍中的記載：
行卷之風
“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千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數澤。”
所以說，長安北里首當其衝的作用便是為年輕人提供了一個絕妙的社交場所，使他們能夠彼此相遇，在各色詩文、宴樂的作用下，藉此加強彼此間的情誼，而這種情誼可能在他們未來的政治生涯中會一直延續下去。這樣看來，無論科舉的最終結果是上榜還是落榜，北里中的花街柳巷不僅能為舉子們提供觸碰朝廷最高官職的門徑，也能幫助眾考生之間以及和世家門閥之間建立終生的聯繫，故舉子們聚集於北里既是科舉考試的第一步，同時也是對科舉考試以及未來的政治生涯的一次“投資”。
2.唐代文士的青樓情結
自唐代伊始，中國由此進入古代封建社會又一個極盛時期，由於國家穩定、經濟繁榮，再加上李氏皇族的胡族血統，從而使得整個唐代的社會風氣較之前更為開放，此外科舉取士制度的延續和發展，這些都深深影響了文士的思想，使得大唐文士不僅有著超乎於常人的功名思想與政治熱情，更有著風流行樂、狎妓豪放的真性情。 於是眾多文士們在在追逐功名利祿的同時，流連於花街柳巷之中，而與青樓女子間的詩酒酬唱也就成了唐代文士的大眾化行為，士人與青樓女子間的交往更是成為文學創作中的重要題材。
士人與青樓女子間的交往成為文學創作中的重要題材
從唐代古詩收錄最全的《全唐詩》中，就能發現這一點，在整部《全唐詩》四萬八千九百多首詩中，直接或者間接與青樓女子相關的就多達2500多首，約佔1/20左右。而當我們翻開唐代詩人的大部分詩集，隨處可見諸如“攜美同遊”、“飲宴作樂”、“香菸繚繞”等描寫花街柳巷的歡娛之作，就連享譽後世的詩仙李白、元稹、白居易等都是花街柳巷的常客，所以大唐士子在長安城中最尋常的事就是夜訪花街柳巷，所謂“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唐詩就是唐代文士與青樓女子所共同創作出的精神產物。除了這些數不勝數的唐詩，有關唐代青樓韻事、章臺才情的文學小說和資料記載也有數十篇之多。
全唐詩
但要說到，唐代文士為什麼會有如此濃厚的青樓情結？首當其衝的就是經濟的作用，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當然決定的還有整個社會階層的消費結構。隨著李唐政權從立國到經過“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一輪又一輪的發展後，其政治、經濟、文化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也成為唐代文士產生青樓情結的物質、環境基礎。在國家的穩定、強盛，商業的繁榮、發展下，隨即帶來的便是社會風氣、文化的開放、包容，這不僅使得盛唐成為政治、思想解放且缺少束縛的時期，更為文士與青樓女子故事的孕育、興盛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養料。
就如史書記載那般“唐時禁網寬弛，無文字忌諱之禍，故其文士多輕薄，喜造纖豔小說，以至斥言宮閫，誣衊不根”。
除去經濟發展的主導因素以外，科舉制度的成熟也對花街柳巷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助力作用。隨著科舉制度逐漸得到確立和發展，從而引來眾多的寒門文士為求功名而云集長安，但無論科舉結果如何，眾多士子都需要精神寄託，於是流連於青樓之中以排解科舉路上的孤寂、煩悶便成為眾文士的最佳選擇。此外，青樓中的章臺之人，大多才情過人，並且有著較高的文學素養，這也使得她們與文士間有了較多的共同話題。至此，科舉制度在給了大唐文士和青樓女子眾多相識機會的同時，也讓這二者之間得以產生濃厚的青樓情結，從而豐富了青樓文化的內容，促進了其發展。
文士與青樓女子之間的韻事廣為流傳
於是在社會風氣開放、包容的唐代，花街柳巷大盛一時，這些流落於秦樓楚館中的青樓女子，不僅成為文人墨客的賦友，加之產生種類繁多、數目龐大的青樓文學，更是反映了唐代文士們青樓情結，使得青樓女子逐漸成為了推動文學發展的功臣。因此，也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和風氣的影響下，文士們能產生濃厚的青樓情結也就不足為奇了。
3.花街柳巷的盛起
唐代以來，花街柳巷不僅得以在大唐各州流行開來，更逐漸發展成為一門產業，當然花街柳巷的盛起並不是歷史長河中的偶然，其與李唐政權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要素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和影響，可要說到花街柳巷為什麼會盛起，這就離不開大唐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潛移默化的作用了。
（1）唐朝經濟的繁榮為花街柳巷的盛起奠定了物質基礎。大唐帝國在歷經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後，整個帝國經濟繁榮、社會進步、國富民安，特別是在開元年間，唐玄宗李隆基在結束了政治上的不穩定之後，在經濟上也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通過興修農田水利、發展農工商業等積極措施，使大唐逐漸進入了盛世時期。
大唐盛世
“海內富實，米鬥之價錢十三。青、齊間鬥才三錢。絹一，匹錢二百。”，“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天下無貴物，兩京米鬥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二文。”
可以說，這時的大唐帝國，不僅物價平穩且便宜，而且社會生產力和財富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和聚集，以至於整個社會的總供給早已在一定程度上大於社會的總需求，所以大唐百姓的生活需求也從最基本的以解決“溫飽”為主的生存至上，逐漸發展成可以毫無顧慮地“思淫慾”為主的享受至上了，這時建立在“飽暖”基礎之上的“淫慾”消費也就應運而生了，“夫性命者人之本，嗜慾者人之利，本存利資，莫甚乎衣食，衣食既足，莫貴乎歡娛。”故此物質文化生活的豐富多彩也就為花街柳巷的盛起奠定了現實基礎。
（2）唐代青樓文化的盛行，在間接提高了章臺之人社會影響力的同時，也為花街柳巷的發展提供了文化上的根基。隨著科舉制度在唐代得到確立和發展，每年赴京應試的文士多達數千人，這些士子大多住於北里坊間且無依無靠，而長安城中秦樓楚館的適時出現，不僅為士子們提供了一種特定的社交場所，更滿足了他們內心的迫切需要。就如史書中所記載的那樣：
青樓文化得以盛行
“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衝、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顛飲。”
可見，文士們一邊通過花街柳巷所產生的歡娛，驅除著內心的孤獨和寂寞，另一邊創作出大量的唐詩以及文學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花街柳巷的大眾關注度，同時更對其他社會階層形成一定的導向作用，使得花街柳巷最終被整個社會所接納並漸漸盛起。
（3）唐朝上層統治階級對宮廷藝伎的過度喜好為花街柳巷的盛起起到了支持作用。俗話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層統治階級的生活方式對各階層的生活方式，甚至對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都會產生“名人效應”，即唐代皇室宮妓和貴族家妓的盛行，不斷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左右著中產階級、寒門士族及普通民眾的消費心理、消費取向和消費方式，不僅使其產生一種模仿心理，更讓花街柳巷的歌舞聲色成為大唐百姓生活的一種需求。於是在這種社會風氣的浸染下，上至官僚權貴，下至黎民百姓，沉溺於花街柳巷裡的風花雪月之中，不僅不會受到道德的約束和輿論的非議，而且會成為風流韻事的美談。
唐代皇室宮廷的歌舞聲色
可以說，貞觀以來，國家富庶，社會繁榮，這也為大唐宮廷提供了縱情享樂的雄厚經濟實力，據史料記載“唐之盛時，凡樂人、音聲人、太常雜戶子弟隸太常及鼓吹，皆署番上，總號音聲人，至數萬人”，而這種歌舞聲色的生活方式更深深地影響著整個官僚階級，直至唐玄宗天寶年間，其設教坊、置梨園、統四萬宮妓作樂傳播朝野後，使得大唐百姓皆各盡所能爭相仿效。
正因於此，大唐經濟的蓬勃發展以及封建統治集團對歌舞聲色的喜好，不僅直接帶動了大唐娛樂產業的發展，更共同支撐著花街柳巷的盛起。總而言之，花街柳巷不僅作為一種娛樂產業，也是一種歷史現象，更逐漸發展成一門行業，並與唐代的社會、經濟、文化都有著絲絲縷縷的聯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唐代商業的繁榮，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更消解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以至於對整個唐代的社會變革都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閱讀更多 夢窗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