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帝
《尚書》首篇有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這是堯帝的政治思想，強調的是明德與政績，也是中國的政治，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簡單說，這種政治就是促人和諧，即“人和”。“人”有多大，政治就有多大，從個人，到九族，到百姓，到萬邦；從親睦九族，到平章百姓，到協和萬邦。這種政治理想在我國古代一以貫之，幾乎從來沒有改變過。這種政治理想既世俗又偉大，既平易近人又艱深高遠。《尚書》記載的正是中國的先賢們為實現這種政治理想而努力的事蹟。
堯帝主持制定了新曆法，“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這就是所謂的“天之歷數”，也就是“天命”，這是“開天”。只有開天命，才能定人事，所謂“允釐百工，庶績鹹熙”。舜帝命令禹平水土，禹“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弼成五服，至於五千”，這是“闢地”。只有闢地理，才能立民生，所謂“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中說：“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中說：“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故由此可以看出《尚書》認為，天是有意志的，這個意志就是“上帝”，上帝對人類懷著仁慈之心。“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 ，“上天孚佑下民”，“天佑下民”，“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従之”，“惟天惠民”，“天亦哀於四方民”，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天命既是不可抗拒的規則，天命所指導的人間準則又是仁厚的道德。但是，如此高深莫測的天命精神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認識到的。說：“天難諶。”也說：“天命不易，天難諶。”說：“惟天聰明，惟聖時憲。”也就是說只有人類中的聰明聖智之人才能認識天命，才能帶領人民遵從天命。這樣的人，才應該是人民的統治者。反過來說，統治應是為了帶領人民順從天命，所謂“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
在《尚書》看來，統治者固然是傳承天命與政權，但根本的是傳承道德。成湯、文武固然是王朝的新建者，更是道德的新建者，而尹伊、周公則是新道德的闡發者，太甲、成王等則是道德的守護和繼承者。政統之傳承，核心在道德之傳承，尹伊、周公們顯然是這樣認為的，因為道德是政統的核心力量，沒有道德的傳承，政統一定會瓦解，王朝一定會崩潰。
看來，國家仍然有著”天命“！不過這個”天“不再是頭頂的天，而是腳下的日益增長的社會力量，也可稱作人民的力量，這個力量正是國家力量的基礎，人民終於取代了”上帝“成為令統治者敬畏的力量，民心終於取代了天命，道德也擺脫了天命，而更加根植於民心，只因為民心的力量更加強大！因此，國家仍然不能目空一切，而必須謹慎地處理好統治者與人民的關係，以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於是政治道德還是必然要復興。
漢朝重新統一了天下，但國家改變了咄咄逼人的姿態，它對社會表現出一種謙遜的態度，黃老之學即是如此，但它日益趨向一種保持距離的消極虛無的態度，終歸無法長久。一旦國家要有所作為，要擔當起天下的使命，就需要積極的道德支持。而且由於漢朝統一天下，它最有資格得到（壟斷）天命的支持，也最有資格繼承和宣揚天命，於是，天命復興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與周公的天人感應是何等相似。
天命論是民本主義的，又是國家主義的，還是天下主義的。天命論始終認為天下需要由一個承受天命的有道德的統治者來治理，統治者可以改變，但是天下始終不能分裂，始終要是”一個“天下，沒有這樣一個整體化的天下，天命就沒有意義。天命規定的使命就是使整個天下和諧化（協和萬邦，平天下）。正因為其使命是如此的沉重而廣大，其所需要的道德才如此深沉，也才需要如此強烈的憂患意識。
尚書並非“上古之書“，而是廟堂之書，“太常之書”，《尚書》永遠不會過時，今天它仍然有資格作為中國政治的廟堂之書，因為它闡述的核心政治原則是永恆的，常新的，”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它是一部真正的“大政憲典”。在今天，《尚書》的現實意義依然非常強烈，對於一個社會階層日趨固化，政治生活日趨混亂，典章制度束之高閣，社會道德淪喪殆盡，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大行其道的社會。是否應該重拾祖宗聖賢的教誨，真正實現為政以德。我們在黑夜裡奔跑了太久，是該重新點起火把尋找回去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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