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畫中的金剛經變

《金剛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佛經中相當重要的一部經典,約六千字,前後六譯,譯者鳩摩羅什、菩提流支、真諦、達摩笈多、玄奘、義淨都是大翻譯家,以408年鳩摩羅什譯本最為流行。據統計,單鳩摩羅什譯本的註疏就有65種之多。《金剛經》從南北朝時期就開始流行,敦煌文獻中有《金剛經》及相關文獻數量佔全部敦煌文獻的3%,約2000件,其中八世紀初建造的第217窟西壁龕頂繪有我國現存最早的金剛經變。而英藏敦煌繪畫品S.P.2為鹹通九年(868)雕版印刷的《金剛經》,是中國印刷史上重要的實物,題記:“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

唐玄宗推行儒、道、釋三教並用政策,曾從三教的經典中各選取一部經典作註疏,儒家選《孝經》、道家選《道德經》、佛教選《金剛經》。735年唐玄宗在長安興唐寺御注《金剛經》,大和六年(832)有人從王羲之書法中選出相關文字在該寺刻成《金剛經》碑,是書法史上一大事。書法家柳公權也在長慶四年(824)寫有《金剛經》,敦煌文獻中有拓本(P.4503),題記:“長慶四年四月六日,翰林侍書學士朝議郎行右補闕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柳公權為右街僧錄準公書。”

《金剛經》與《楞伽經》都是禪宗的重要文獻。唐前期禪宗流行,北宗神秀的傳法弟子普寂身份相當於國師,所以有許多弟子,舒州刺史孤獨及(725-777)曾為禪宗第三祖隋代僧璨撰《舒州山谷寺覺寂(僧璨)塔銘》,雲:“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升堂者六十有三。”《景德傳燈錄》則雲嗣法弟子有24人。739年,普寂卒,弟子四散,其中有一大弟子金般若來到敦煌傳法,後因安史之亂滯留敦煌,S.2512《第七祖大照和尚寂滅日齋贊文》是金般若為紀念普寂去世而在敦煌舉辦齋會的發願文,文稱“伊洛明月,更掛三危”,即指禪宗在敦煌的流行。792-794年在拉薩舉行的敦煌禪宗高僧摩訶衍與印度僧人蓮花戒之間辯論記錄《吐蕃僧諍記》中,摩訶衍自稱“聞法已來,經五六十年”,794年上推55年正是普寂卒年,大約摩訶衍當年曾受教於普寂或到敦煌傳教的普寂弟子金般若,所以八世紀後半葉的一些文獻與壁畫題材與禪宗在敦煌的流行有關。

《歷代名畫記》卷三記載吳道子(約685—758)在興唐寺畫過金剛經變:“次南廊,吳畫金剛經變及郗後等,並自題。”敦煌最早的金剛經變出現在盛唐第219、31窟。

217窟大致開鑿於八世紀初,主室西壁龕頂壁畫長期以來沒有受到重視,二十世紀末,有學者注意到這是一鋪金剛經變。畫面南側約缺三分之一,僅存正中說法圖部分和北側畫面,北側共計5個畫面:

1、釋迦為四眾說法。位於畫面最上方,畫一佛結跏趺坐於蓮花上,左手置於胸下,舉右手說法,左手側(畫面北側)二居士二比丘,右手側二女居士二比丘尼,均合十胡跪。

2、舍衛城乞食。畫一城樓,釋迦左手託缽,赤腳,乘雲而至城門外,身後4比丘隨從,一女從城門處伸出雙手(看不清手心是否有物,從手姿看似乎有),城門外一女合十而跪、一女合十曲身相迎。

敦煌壁畫中的金剛經變

莫高窟第217窟金剛經變乞食

3、還至本處。畫釋迦結跏趺坐,左手託缽,右手做說法狀。

4、釋迦洗足。畫釋迦坐在蓮花上,雙足下垂,雙腳置於一方石上,左手撫膝,舉右手做說法狀,一比丘持水瓶(類似皮質水囊),一比丘端盆,二比丘合十而立。

敦煌壁畫中的金剛經變

莫高窟第217窟金剛經變洗足

5、畫釋迦結跏趺坐於蓮花座上,雙手在胸前作轉法輪印,存北側4菩薩:一菩薩右手持花,左手置胸前;一菩薩略呈交腳坐於蓮臺,手不持物;一供養菩薩合十跪在釋迦下方;供養菩薩後面有一菩薩交腳坐於蓮花座上,雙手似不持物。大約正中說法圖由一佛八菩薩組成。

上述5個畫面是表示《金剛經》開頭一句話:“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缽,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缽,洗足已,敷座而坐。”而後說法,相當於序分內容。

31窟約建造於八世紀中期,也就是天寶年間。南壁通壁畫金剛經變,有10多個情節:

1、與比丘俱。一佛結跏趺坐說法,左側六比丘、右側七比丘聽法。

2、舍衛乞食。一佛左手託缽乘雲而下,身後一比丘隨從,城門外一男子面對佛,跪獻盤子。

3、為佛洗足。佛坐樹下,左腳橫在座位上,右腳放在盆中,一女蹲著為佛洗足。

4、須菩提問法。一佛結跏趺坐說法,右側五比丘,其中一比丘跪著請問狀,身後露出腳,左側可見兩身比丘,其餘比丘無法辨識。

5、無餘涅槃。池中有二條魚、若干蓮花,表示的經文可能是“所有一切眾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6、四羅漢果。四比丘禪定。

7、筏喻。一人坐在河中筏上,榜題完整:“如筏喻者,法尚應舍,何況非法。”

以上情節在南壁西側,東側還有許多情節有待確定,其中有:

8、受持誦讀。一男子讀經,四人聽講,表示的經文當是“當來之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9、歌利王本生。一穿黑色衣服的人左手握刀,前面有二人,僧俗難以確定,疑表示經文“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

唐前期只有上述2鋪金剛經變,而在中唐(蕃佔期間)112、135、154、236、240、359、361、369窟,晚唐18、85、138、143、144、145、147、150、156、198窟均有繪製,而五代以後不再繪製,原因不明。

參考文獻:

賀世哲《敦煌壁畫中的金剛經變研究》(上、下),《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2007年第4期。

西林孝浩《第217窟小考》,第三次“朝日敦煌研究員派遣制度”(1999年)論文,載《朝日敦煌研究員派遣制度記念志》,東京:朝日新聞社,2008年。

黃韻如《莫高窟217窟的早期金剛經變》,載敦煌研究院編《敦煌吐蕃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9年。

楊白衣《金剛經之研究》,《華岡佛學學報》第5期,1972年。

楊惠南《的詮釋與流傳》,《中華佛學學報》第14期,2001年。

方廣錩《敦煌遺書中的及其註疏》,《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