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娛樂資本論（ID：yulezibenlun）
作者/雅莉十天前的一個夜晚，獨居的青年編劇魯念安被發現死在家中。
一切都來得很突然。誰也不知道他死之前經歷了什麼。這個30歲的年輕人安詳地躺在床上，蓋著被子，桌上的電腦裡還存著他未完成的劇本，房間裡的貓無助地叫著。或許，他是在工作中覺得不適，自己摸到床邊躺下了？又或許，他是在睡夢中離去，沒有感受到太多痛苦？斯人已逝，一切追問都沒了意義。
最先發現不對的是他遠在鄭州的父母。從3月3日起，他的父母就聯繫不上他了。第二天，魯念安仍處於失聯狀態。3月5日，夫妻倆終於坐不住了，決定前往北京尋他。焦急地聯繫他在北京的朋友，焦急地聯繫物業，焦急地撞開大門。3月5日深夜，不遠千里趕來的魯父魯母，最終見到了他們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兩人悲痛欲絕，母親情緒崩潰地大哭。派出所和急救中心很快來了人，一行人沉默地把他裝入屍袋，運上車送去屍檢。三天後，屍檢報告出來了，死亡時間在3月4日和3月5日之間，死因是
勞累過度引起的心源性猝死。魯念安的去世本沒有引起太大轟動。但一個自稱是他鄰居的人，突然發了一條朋友圈，用誇張的語言描述了他去世的慘狀。這條朋友圈被人截圖在各個影視群裡廣泛轉發，“獨居”“死了好幾天才被發現”“一年來沒活兒沒收入”一個個現實的字眼刺痛了許多從業者的心。誰沒有獨自一人在家，在深夜伏案工作過呢？
“這純粹是添油加醋，根本就沒什麼‘打開沒來得及泡的碗麵’，念安的臉也沒有變形。”3月11日，我們聯繫到了魯念安在北京從事媒體行業的朋友皓。他憤憤地告訴我，念安的父母和他身邊的朋友都對這個流傳甚廣的截圖很生氣。對於逝者，不過度臆測、不刻意賣慘才是最起碼的尊重。
事實到底是什麼？「娛樂資本論」採訪了魯念安生前的諸多好友，基本還原了他這兩年來在影視圈的闖蕩經歷。從青春作家轉型成編劇的他起點頗高，耗費巨大心力的兩個項目卻相繼難產，他的經歷折射了影視行業一個不爭的事實：項目死亡率高，從業者超時工作成常態，許多人付出和回報不成正比。大環境難以改變，身處其中的人們也只能頂著壓力繼續前行，拼盡全力搏一個不確定的未來。
“他的死和他的劇本成了互文”
如今網上仍留有魯念安的痕跡。這個21歲即憑藉小說《流年》在青春文學圈成名的男孩，長得帥，內心敏感。
可是，自《流年》出版後，被媒體稱為“國民偶像作家”的他逐漸消失在大眾視野。他患了抑鬱症，開始轉型做編劇，不再更新微博，只偶爾在豆瓣上標記書影音。至今，他的豆瓣簡介裡還列著他心目中的影史十佳。
儘管他在社交媒體上越來越沉默，一些長情的書粉仍在持續尋找他的蹤跡。3月7日，關於他去世的消息開始在微博上流傳，一位叫“澍的花園”的粉絲非常激動，“誰也沒有我獲得的悲涼多，尋尋覓覓一直找他的痕跡，找到了，卻是死訊”。 這些年來，她幾乎每個月都在網上搜索魯念安的名字，上個月還在知乎一個“有哪些顏值很高的作家？”的問題下鄭重地回答：魯念安。
魯念安的圈內朋友阿明也是在3月7日得知他的死訊的。那天中午醒來，一個朋友給他發來一張“獨居編劇猝死”的截圖，說這是魯念安。一直聯繫不上他本人，怎麼也不願相信的阿明開始瘋狂聯繫他們共同的好友，消息很快被證實。巨大的悲傷襲來，他想起他那部未完成的電影劇本《十二夜》，“這是我這兩年來看過最好的劇本，沒想到居然和他的人生形成了互文。”
魯念安照片
《十二夜》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女作家自殺了，留下一本寫到一半的小說。一位少年發現了這本小說，對這個故事非常痴迷，決定續寫。在續寫的過程中，一些小說中提及的關於現實的秘密逐漸被揭開，少年的人生也因此改變。
“他是一個閱讀量和閱片量都很大的創作者，寫作風格和同齡人很不一樣。”魯念安的朋友皓告訴我們。也正因為如此，許多文壇和影視圈的前輩都很欣賞他，一向人際關係寡淡的他在業內有很多忘年交。
但有一點，魯念安和那些初入影視圈的年輕人一樣，就是作品中帶著強烈的個人色彩。他的另一部電影劇本《我的抑鬱症男友》，就取材於他的真實經歷。2018年，在對外闡述這部作品的創作初衷時，他回憶起六年前自己還在以青春作家的身份四處活動，“太可怕了。每天都要畫上濃妝，裝作很開心的樣子去讀者會。臺上我說的每一句話都像是在撒謊。”
青年作家時期的魯念安
好在此後魯念安及時調整心態，慢慢戰勝了抑鬱症。在朋友眼中，他很少流露出悲觀的情緒，算是個熱愛生活的人。魯念安去世後，曾和他有過劇本合作的作家蘇北北去翻聊天記錄，發現和他的對話停留在推薦可以上門給貓洗澡的淘寶店。
如今，這隻失去主人的貓已經被魯念安的朋友收養了。3月9日，皓陪同魯念安的父母去領了屍檢報告，將他的遺體火化。第二天，他們辦了場小型的追悼會。因為疫情仍在肆虐，所以一切程序只能從簡，除了父母外只有少數幾個親近的朋友參加。
魯念安的父母希望能儘快把魯念安帶回家，入土為安。現在，他們已經帶著骨灰盒回到了鄭州。魯母仍處於巨大悲痛中，常常哭泣。正如魯念安曾在一篇小小說中寫的那樣，“一個母親，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宣告死亡這種事情對她來說，未免也太過殘忍。”
一向嚴肅的父親大部分時候都沉默不語。關於這位傳統的中國父親，2011年，魯念安在《流年》出版後寫過一篇小文，少有的提到了他，
“他平時是不常讀書的人，而且患有嚴重的白內障。可是他努力地睜著眼睛，那麼認真，仔細地看著每一個字，好像那是他所有的事業一樣。”
魯念安《我的事》
是什麼壓垮了魯念安？
皓最近在和魯念安的朋友，以及他的合作團隊商討如何推進他生前未完成的電影項目。大家梳理了一番，發現目前魯念安的手上主要有兩個項目：
電影《我的抑鬱症男友》和電影《十二夜》。項目推進得不太順利。據網上的公開資料，《我的抑鬱症男友》是魯念安和某影視公司合作的項目。項目從2018年開始籌備，但中途因不可抗力暫停。整個2018年，影視圈經歷了稅務地震，大環境驟冷，許多中小成本的項目都被迫停掉。皓記得，項目被擱置後，魯念安確實一度陷入悲觀情緒，有時會和他抱怨，自己怎麼這麼倒黴。
但來不及悲傷，去年三四月份，魯念安又投入到新項目《十二夜》中。《十二夜》的初稿寫於2014年，傾注了他大量心血。原本一切都很順利，他們請到了臺灣導演蔡明亮擔任監製，演員也都在陸續商談，準備下半年在臺灣開機。如果能開拍，這將是魯念安第一部擔任編劇和聯合導演的電影，他甚至已經想好了要去申報歐洲國際影展。“當時真的已經萬事俱備，我想不到任何一個無法開拍的理由。”魯念安的朋友阿明說。
沒想到，兩岸關係突然惡化。2019年8月，中國政府突然宣佈大陸全面禁止臺灣自由行。電影局也很快放出消息，暫停大陸影片和人員參加2019年臺北金馬影展。 主創團隊去臺灣的簽證很難辦理，電影在大陸的投資方開始動搖。最終，大陸投資方決定暫停，整個項目又到了擱淺的時刻。
魯念安受到了很大的打擊。這部電影的題材稍有點敏感，又是文藝片，主創團隊還有不少臺灣人，如果兩岸關係一直緊張下去，以後拿到國內投資的可能性很小。“那段時間的經歷就跟過山車一樣，一會兒說能拍一會兒說不能拍。”阿明感嘆。
3月10日，皓和《十二夜》原定的導演潘志遠通了個電話。主創團隊都希望能把這部戲撐下去，“目前正在申請臺灣一些藝術類的專項基金，希望能獲得支持。”
初入影視圈的年輕人開始懷疑人生。《我的抑鬱症男友》倒下時，魯念安在朋友面前情緒還很低落；《十二夜》倒下時，他已經學會了自嘲，說自己走了一年背運，都快到了有產出的時刻，結果還是一場空。故作輕鬆的調侃背後，是更加激烈的自我掙扎。
和許多文藝青年一樣，魯念安也非常堅持自己的藝術理想。他看不上網劇，對商業電影不感興趣，豆瓣上標記的電影幾乎全是文藝片。朋友過生日，他喜歡送書，菲茨傑拉德、博爾赫斯……這些作家的書是他給朋友佈置的“閱讀任務”。
魯念安在豆瓣上標記的部分書籍
苦熬了兩年，兩個電影項目相繼難產，魯念安的抑鬱症復發了，時好時壞。為了生存，他逐漸說服自己，開始接網劇項目。此前籌備《十二夜》時，他就因資金週轉不開找朋友借過幾萬塊錢。目前他手上正在操作的網劇項目，大綱已經寫完交了，但第一筆編劇費還沒到他賬上，“他和資方只是口頭約定，還沒有籤正式合同。”皓說。在影視行業，拖款幾乎是每個編劇都會遇到的情況。
儘管抑鬱症越來越嚴重，但在朋友面前，魯念安還是努力讓自己表現得與正常人無異。只有幾次，朋友們一起約看片沙龍，他會突然發個消息說情緒不好，就不來了。朋友們也只能安慰他幾句，很難對他起到實質性的幫助。知道他喜歡熬夜，朋友們也都勸過他，但魯念安還是改不掉不規律的作息習慣。
越來越大的行業壓力、反反覆覆的抑鬱症、不健康的作息習慣……這一切都在透支魯念安的身體。終於有一天，他倒下了，毫無徵兆。
超時工作成常態，影視人的長久困境
就像一顆石子投入湖面，魯念安的死在圈內掀起了陣陣漣漪。
魯念安的一位導演朋友告訴我們，她很早就認識了魯念安。身邊的人去世，難免會讓她反思起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我們這行，其實大多數人都是如此，不管是編劇、導演還是演員，都是獨居的自由職業者，熬夜更是家常便飯。”她想起自己另一個編劇朋友，每天都熬到天亮，駐組趕工更是連歇眼的功夫都沒有。
編劇們熬夜，有時是因為資方催得緊。資金越緊的項目給前期的時間往往也越緊，沒有話語權的編劇只能瘋狂熬夜趕工。有時則是因為編劇自身的高要求，“像阿魯就是這樣的人。”這名導演朋友說。
她此前曾和好萊塢、日韓的團隊合作過。由於行業特性，國外的劇組也無法保證規律的作息時間，但至少會保證工作人員的睡眠，“至少每個人的睡眠時間是充足的，提供的飲食也會保證營養均衡，但國內的劇組無論大小，都很難保證這一點。”
魯念安的朋友阿明也對影視行業的高壓工作深有體會。在他看來，影視行業就是一個高壓高危的行業。除了頭部極個別演員和大導演、大製片人，絕大多數人的收入都不高，健康也沒法得到保障。
對於此前業內常有人發起的抵制超時工作的倡議書，阿明不以為然。此前人們試圖自發形成行業標準的努力都失敗了。
2017年底，34歲的編劇趙燕猝死在劇組，2018年，攝影師們發起聯名信要求超時加薪，最終不了了之。前不久，高以翔去世，業內也有人呼籲關注行業工作超時問題，但同樣落實不到行動。
隔三差五地，就有從業者過勞死的消息傳出，人們也只能唏噓一番，然後繼續熬夜。
“最好的辦法就是國家出臺政策，自上而下來推動這件事情。”阿明認為，眼下只有建立工會制度，出臺政策調控才能讓行業在短期內得到改善。
但一刀切又可能會干擾市場運行，帶來一系列未知的風險，所以也非良策。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整個影視行業工業化體系尚不完善。工作人員的不專業，有關部門的缺位，再加上大環境遇冷，內部競爭嚴重，人們只能被迫超時工作。
對於個人來說，體制性的問題無法根治，只能從自己做起。“只能讓自己更強大。這才有話語權去爭取些什麼，不至於任人宰割。”魯念安的導演朋友說。
因為正在幫魯念安處理後事，皓給出的建議更傾向於防範風險，“首先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手機密碼、電腦密碼等重要信息告訴家人，然後是同城要留一兩個特別熟悉的朋友，隔三差五地聯繫，最後是一定要買保險，尤其是自由職業者。”這次魯念安的失聯沒有引起朋友的警覺，有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常常閉關寫作，最長的一次失聯了整整一週，所以大家都習以為常。
2010年，日本NHK推出了一部叫《無緣社會》的紀錄片，並整理成一本採訪合集。書中提到日本人的現狀：無血緣、無地緣、無社緣。單身人士越來越多，且大多背井離鄉，獨居在大城市，和線下的朋友交往甚少。
而今中國也逐漸步入這樣的“無緣社會”。但正如書中所言，確認與別人有沒有關聯，就是在確認自己是否存在。
在人際關係鬆散的影視行業，人們更應如此：
在證明自己才華之前，先確認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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