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品設計中，有不少利用心理學以及其他人文社科知識，去引導用戶行為，讓用戶按照設計好的操作路徑使用產品的地方。那麼這些可利用的原理與知識都有哪些呢？我麼你又該如何應用呢？

可得性法則（Availability heuristic）一般又稱可獲得性啟發、易得性法則。

指在很多時候，人們只是簡單根據他們對事件已有的信息，包括記憶的難易程度或記憶中的多寡，來確定該事件發生的可能性，而不是尋找去其他相關的信息，容易被知覺到或回想起的被認為更容易出現。

01 可得性法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們的判斷

卡尼曼在《快與慢的思考》中寫道：人們習慣於通過從“記憶檢索”來評估問題的相對重要性，而這很大程度上受媒體的報道影響。

諾貝爾獎獲得者，社會科學家兼人工智能之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我的生活模型》中寫道：諾貝爾獎簡直是馬太效應典型例子。這也類似於在政治上被稱為“可用性”或名字識別的現象。一旦一個人變得足夠出名，他的名字就會自動出現在評選委員視野內。

02 可得性法則可存在回憶偏差和檢索偏差

我們記住一件事，其實受許多因素的影響，比如：信念、期望、情感和感覺、接觸頻率、刺激程度等。除了我們的記憶偏差外，我們的記憶結構和搜索機制會產生的檢索偏差，也在影響我們的事物頻率的估計。

Freeman Dyson曾經舉過一個有趣的例子：「鯊魚挽救了游泳者的生命」

仔細分析聖地亞哥附近海洋中的死亡情況後，平均來看，每名被鯊魚殺死的游泳者的死亡反而會挽救十個人的生命。每次游泳者被鯊魚殺死，幾年內溺水致死的人數就會明顯下降，然後在慢慢恢復到正常水平。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效果，是因為比起溺水的報道，人們更生動地記住了因鯊魚襲擊而死亡的報道。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典型的可利用性偏差的有趣例子：

1. 可檢索性

我們更擅長使用單詞的首字母從記憶中檢索單詞，而不是單詞中隨機一個位置。

1984年，Tverksy和Kahneman再次讓實驗對象寫出字母n處於第六位的七個字母的單詞，讓另一組人寫出以“ing”結尾的的七個字母的單詞，結果顯示ing的更多。

其實”ing”的單詞也符合“第6個字母是n”，很容易回憶起以ing結尾的七個字母單詞，是我們的檢索偏差導致的，這也是是合取謬誤（後面會有具體說到）的一個例子。

2. 曝光效果

人們傾向於對熟悉事物事物產生偏好，這稱為曝光效果。根據Titchener（1910）的研究，曝光效果使人們體驗到“發光、溫暖、主人翁感、親密感”。

暴露效應僅適用於積極的事物。如果您反覆暴露於被認為是負面事物上，實際上可能會放大負面感覺。

我們接觸事物的機會越多，我們就越容易想起。暴露效應會在許多方面影響我們。想一想品牌，股票，歌曲，公司。

3. 馮·雷斯托夫效應

“其中一件事情不屬於我們，”可以準確地概括馮·雷斯托夫效應（也稱為隔離效應和新穎性效應）。在我們看來，突出的事物更容易被記住和回憶，因為我們更加關注集中的獨特項目。

例如，如果我要求您記住以下字符序列“ RTASDT9RTGS”，我懷疑所記住的最常見字符將是“ 9”，因為它脫穎而出，因此您會更加註意。

4. 馬太效應

諾貝爾獎獲得者，社會科學家和人工智能之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我的生活模型》中寫道：我發現，獲獎其實也是馬太效應的一個例子。這也類似於在政治上被稱為“可用性”或名字識別的現象。一旦一個人變得足夠出名，他的名字就會自動出現在委員視野內。

03 可得性法則不僅限於實際經驗，還擴展到了假設經驗

羅賓·道斯（Robyn M. Dawes）在他的《日常非理性》一書中說：不太明顯的是，人們可以通過想象，對事物的難易程度做出判斷，而無需實際經歷過，可利用法則不僅限於實際經驗，還擴展到了假設經驗

例如，要求對象考慮，從八個人中選兩個人有多少種組合方式。另一組人，考慮從八個人中選六個人有多少種組合。人們都認為兩個人要比六個人組合更多。但是，從邏輯上講，兩個子集的數量等於六個子集的數量，兩個人的特定子集的形成自動涉及由其餘六個人組成的特定子集的形成。

想象力的可利用性還產生了特別驚人的非理性，可以用合取謬誤或複合概率謬誤來稱呼。通常，事件或實體的組合比其組件更容易考慮，因為組合可能有意義，而單個組件則不然。

一個典型的例子假設一個名叫琳達（Linda）的婦女，據說她是一名社會活動家，主修哲學是大學本科。她三十歲時是銀行出納員的概率是多少？受試者認為可能性極小。但是當被問及她是否可能是活躍於女權運動中的銀行出納員時，受試者認為這種組合比她成為銀行出納員的可能性更大。

題圖來自Unsplash，基於CC0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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