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全球傳播，時刻提醒著我們這些博物館人——在公共衛生危機期間，我們的機構是多麼脆弱，更不用說我們所在的社區了。面對疫情，一些博物館已經將自己定位為帶領者，及時發佈信息，並提供場地為觀眾介紹流行疾病期間的預防措施；一些博物館則取消或推遲了重要活動，並加強了衛生措施；還有部分博物館，出於對觀眾和工作人員安全的考慮，則採取暫時閉館措施。
儘管疫情肆虐期間，美國博物館的短期運營、長期財務和社區福利都受到嚴重的影響，但有一點我們不應忽視，即建構我們自身行業的集體記憶。立足當下，回看歷史，博物館在20世紀應對三大流行疾病（肺結核、西班牙流感和艾滋病）的經驗，或許可以幫助當下的我們為本行業應對疫情危機制定有效的方式。
20世紀初期：肺結核肆虐
在20世紀初期，肺結核這一疾病導致了近七分之一人口死亡。城市貧民，特別是生活在狹窄環境中的新移民，特別容易受到傷害。這部分人大多不會講英語，並且普遍不信任醫院和醫生，主要依靠自制療法來抗擊肺結核。為了對抗這種疾病的傳播，公共衛生工作者開始向博物館尋求幫助，利用多語言的說教材料以及大規模的展示，以向公眾宣傳疾病相關知識及防護措施。此時，漸進式教育剛剛在美國興起，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教育人員正渴望向其董事會成員以及公眾們證明：博物館不僅是塵土飛揚的文物倉庫和精英們的社交俱樂部，也同樣可以為更廣泛的社會大眾提供直接服務。
在1905年至1909年之間，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和史密森尼博物館開發並舉辦了兩次有關肺結核的展覽，介紹了肺結核的病因、傳播方式以及對感染者的危害，並附有關於預防和自我保護的插圖小冊子，翻譯成多種語言（如中文、意第緒語以及意大利語等）進行傳播，其中大展覽牌上更是寫著“不要吐痰”，以提醒公眾。這些展覽吸引了大批觀眾（有些人表示觀眾數量超過100萬），以至於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不得不將展覽延期。“肺結核”展覽是美國博物館歷史上第一場具有轟動性效應的展覽，使得博物館展覽在之後愈加重視其與當下社會的相關性。儘管今天沒有人會在寒冷中排隊幾個小時以瞭解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但博物館在肺結核流行期間的公共服務工作卻足以說明：在危機期間，博物館作為一個值得信賴的教育機構的，被賦予了新的角色。
公立學校的孩子們從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南北入口進入，以參觀1909年的結核病展覽。在兩個星期內，平均每天
1918年：H1N1（“西班牙流感”）大爆發
“西班牙流感”是現代歷史上最為致命的流行病之一，造成超過5000萬人死亡。在美國，這種病毒具有極強的傳染性，導致多個城市（亞特蘭大、納什維爾、鹽湖城）在疫情期間暫時封鎖。此次疾病的感染者主要為年幼的兒童和年邁的老人，患者數量遠超出醫療設施的承載能力。為此，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奧克蘭，市政府將“美麗城市”行動期間建造的大型建築物，如市政禮堂及其附屬美術館（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博物館的前身），改造為擁有80個床位的臨時醫院。美術館館長William “Dr. Billy” Porter，同時是一名訓練有素的外科醫生，其職責在此期間發生了轉變，不僅要“安置感染者，及時送走逝者”，同時也要向藝術家提供免費醫療建議。
除了被改造為醫院之外，更多博物館則在履行自身使命的同時，為疾病防控貢獻著自己的力量。例如，經營羅德島普羅維登斯公園博物館的鳥類學家哈羅德·麥迪遜（Harold Madison），與羅德島設計學校和紐約市的公共圖書館合作開發教育項目，以在公立學校系統被迫關閉期間，為學生提供學習機會。在項目中，博物館工作人員為孩子們提供緊急指導活動和故事時間等內容，所涉及的主題包括動物生活和自然風光等。
當然，今天沒有人期望在博物館或美術館看到病床（除非它們是當代藝術品的一部分），但全國各地的博物館仍然可以在疫情期間，與學校和圖書館合作，為不能外出的人們提供在線課程和活動。
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間，美國紅十字會的志願護士在奧克蘭市政禮堂照顧流感患者。該市政禮堂還設有奧克蘭美術
20世紀末：艾滋病肆虐
20世紀末，儘管醫學研究人員們爭相開發艾滋病的治療方法，但仍有八百萬到一千萬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該病毒致死率很高。其中，男同性戀者、非裔美國人和拉丁裔遭受的痛苦尤其嚴重。然而，社會上關於這種疾病的傳播卻充斥著大量謠言，安全性行為的討論也引起了很大爭議，導致艾滋病感染者往往被他人侮辱、孤立、懼怕，承受著巨大的痛苦。為此，一些政治活動家要求政府對此採取相關行動。
1991年，美國疾病控制中心聯合8個科學博物館以及美國醫學協會，組成了國家艾滋病展覽聯盟。聯盟最初的想法是通過展覽介紹艾滋病相關科學知識以及預防措施，以吸引觀眾前來參觀、瞭解。然而，此時恰逢博物館開始關注那些長期被主流文化所排斥的邊緣群體。因此，科學博物館的研究人員與教育人員選擇了這一更為宏大的角度，在富蘭克林研究所舉辦了一場“關於艾滋病”（“What About AIDS”）展覽，聚焦於不同性別、種族和文化背景的艾滋病毒攜帶者和艾滋病患者，講述他們的故事，以激發人們的同理心。
早期疾病控制中心的宣傳頁 （圖片來源：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國家艾滋病展覽聯盟也為隨後開展的公共衛生展覽鋪平了道路，這些展覽將醫學內容與人文、社會、政治、個人甚至藝術等多主題相結合，併為社會反思以及故事分享提供了空間。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來勢洶洶
快進到2020年3月，我們可以在當前的疫情危機中發現過去的種種身影。今天，與肺結核流行期間一樣，當下許多社區同樣無法獲得足夠的醫療資源，人們急切地想獲得值得信賴的信息；與西班牙流感期間一樣，新冠狀病毒似乎在迅速且不可預測地傳播，給醫療資源造成巨大的壓力，迫使人們不斷採取特殊行動以應對；與艾滋病一樣，由於聯邦政府的失誤以及政府高層官員缺乏同理心，導致社會汙名化和大量錯誤信息的傳播。
面對種種情況，博物館機構也同樣需要對自身的發展進行思考。而全國範圍內博物館所開展的討論，也反映出博物館的種種顧慮：如何管理日常運作、是否對以往的做法進行改變，比如博物館應該如何調整一線工作人員與觀眾之間的互動方式，以減少不必要的人際交往？博物館如何照顧兼職人員（他們可能沒有健康保險，或者面臨工時減短所帶來的的收入壓力）？互動展覽的前景會怎樣？博物館是否將重回“只准看不準碰”的過去？那些我們引以為傲的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如促進旅遊、促進社交）會發生怎樣的改變？從經濟角度來看，博物館是否需要重新思考對大型節日、活動收入的依賴？博物館如何為下一次流行疾病進行災難預警？回顧我們行業的修復能力，毫無疑問，每個博物館都將克服這些顧慮，並盡力為其機構做到最好。
在這裡，我有一個更大的呼籲：博物館作為社會中最為穩固的機構，在面對紛擾的信息時，應為人們提供一個基於事實的、科學的、人性化的評估。當然，博物館不可能處於醫療和流行病學的研究前沿，但博物館可以對更廣泛的發展和趨勢提供批判性觀點。博物館也可以思考未來公眾想要怎樣瞭解這一段歷史，並通過徵集口罩、洗手液瓶、或是被隔離在遊輪、軍事基地或自己家中的人們的照片，幫助我們的後代對去認識、反思這一段特殊的歷史。
進入舊金山灣的遊輪，載有在2020年3月8日對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的乘客（圖片來源：Kristin Wight）
在未來，當我們回顧博物館在面對此次疫情時所採取的的措施，希望我們能再次感到自豪：在這個特殊的時刻，我們博物館行業依舊充滿責任感、創造力和同理心。
原題目：Lessons from History: Museums and Pandemics
作者：Marjorie Schwarzer
來源：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翻譯：大偵探#康忙北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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