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草屋的人們，夜裡風緊，且被驚醒，孩子們想，最先刮跑的該是黑森林裡的那間。那裡的風像有著千百隻的虎圈，朝天的吼。
那幢房子的坐落，像小城放出的風箏。
有年雨水旺得可以，七月的黃蒿兇兇地長著，潮潮的悶熱瀰漫在葦子溝，偶爾的風好像有了顏色。我們撥開，再撥開才見郊外，頭上頂著草葉。
早年叫葦子溝的賓縣，今天沒有了葦子，就像開發區代替了莊稼。
那時的郊外是有方向性的。東面是高崗，有兩座大煙囪說是煉人的，時常的濃煙覆蓋著崗上的土地，有一種味夾雜著一些顆粒狀的東西，家長們是不允許我們向東的；南面是大路，永遠的大路，路邊散落著民房，無盡的民房，走起來到不了我們想去的地方；北方是田野，高高矮矮的莊稼鋪向天邊，整齊得讓我們不敢碰它，地裡有草人，假裝威風地在趕鳥，夏天的我們也像鳥，還有就是看青人的吆喝，其實更重要的是沒有我們找的東西。
找什麼，大了才想明白，是野氣。
西面呢？幾條大溝，長滿了荒草，越到溝底越茂盛，有賓州河在靜靜地流淌，北方的河是少有沙灘的，洇過水，岸邊的草都矮矮的，比今天城市的草坪要軟。大片的黃土，在北方黃土是不種莊稼的，有沙。現在想來，北方的黃土也該產糧食，那野草長得很有氣勢，只是北方地多，黑土地還種不過來呢。
七月，黑星星成熟了，不但能吃還很甜，野草莓紅得透明，老遠就勾著你，還有一種叫酸漿的野果吃起來酸得疹人，總歸還能吃，那年月，孩子的嘴就像個口袋，有東西裝就行。若倦了，就躺在河邊的草地上見雁陣北去，火雲西行。有水，有吃的，還有蟈蛔，孩子們就忘記了那個世道是荒唐的。
還有的就是那片森林，黑黑的全是榆樹。說是一片是不準確的，林的中間是個空場，那是一片墳塋，無風的天，靜得冷森，樹葉一動，林裡嗚嗚地響，像哭。
每到清明，學校組織，由孩子們自己做的花圈，排著隊，打著旗，扛著鐵鍬和笤帚，一個上午，森林中人氣很盛，記得那天總是下雨。
賓縣的烈士陵園，名氣大著呢，它記載著抗日戰爭的最後一場戰鬥，上百號人死得慘烈。
不上學的時候，一般是在下午，吐了吐肚子裡的酸水，就結伴到林子邊望一望。張望就是探險，恐怖 且神秘。林中有房，門總是關著的，有窗，糊的是黃紙，似乎有意遮擋陽光，有路但像蛛網，罩在墳塋之間。看墳的老頭有個怪怪的姓，姬，書裡看到過，皇族，高貴著呢。若見他那揹著步槍瘸瘸的背影就心安些。心安不是不怕，姬老頭兇得很，不知為什麼，他像恨所有的活人，包括孩子。可最怕的是平地響起的一股風聲，閃電一樣的風聲，那四條黑色的大狗從來不叫，真往身上撲哇，能管住的，是一聲尖尖的吆喝。
賓縣人是從來不吃黑狗肉的，陰得很，犯老病，可黑狗毛燒成灰能治外傷。
姬老頭的狗和河水是賓縣的大人們最不準孩子靠近的，雖然那黑狗還沒有咬傷人的歷史，因為只要人們跑出森林一般就不攆了。
對賓州河的記憶永遠是美麗的，而姬老頭的狗是我們的噩夢。
姬老頭的狗，不是姬家的狗，因為，森林裡的人沒有給我們家的概念。孩子理解的家是一縷炊煙，是母親倚在障子邊的呼喚，是吧嘰吧嘰的吃飯聲，是打完架最想跑到的地方……
每年開學的第一個早晨，教室裡嘶嘶啦啦的有線廣播總是向我們講著兩個有關賓州的故事。一個是關於一個叫呂大幹的人，據說是當地抗日活動的革命領袖，還說就義後還扔下三個孩子；再講的就是“木炮轟賓州”。這些故事，孩子們聽得不大懂，也不好聽。按說幾十年後，我們不該記得，可不知為什麼，那些情節卻牢牢刻在我們的心壁上。
姬老頭不是一個人，他還有一個女兒，大名怎麼都想不起來，只記得姬妞，“妞”——賓縣人是不這樣稱呼女孩兒的。姬老頭是哪兒的人，大人們也不知道，因為他從沒說清過一句整話，也不同人好好說，張嘴就是罵人，為啥？不為啥。尖尖的吼聲，打遠著呢。
每月縣民政局的人給他送補貼，是補貼不是工資，他沒有級別，戶口有沒有不曉。一般是放到第一個墳塋的石碑上，再爬上一棵樹，扔塊石頭，狗出來，老姬頭也會出來，然後用手指指，就算領送到了，姬老頭是個聾子，但狗叫他能聽見，大人也怕他的狗。
姬妞和我是同班，個頭與老師一般，年齡她自己也不說多大，常穿著男人的衣服，用布包著課本和幾張紙，夾在腋下，上學像走親戚。眼睛一瞪，嚇人吶，班長收作業總是繞著她走，老師也從不問。班裡的活動她隨意，名字在最後，一般就不點了。沒人同她玩兒，不僅是因為她長得醜，黑黑的，像男人，還因為她吐出最多的字是三個：“你媽×”。
那時我們的學校是土房，就是說，房頂是草的，牆是泥的，屋地是土的，只有教務處是棟青瓦小樓。有天最後排的黃三貴淘氣，上課晃盪著板凳，一隻凳腿陷進了地裡，出現了一個洞，男孩子們好奇，課也上不下去了，就用手扒那個洞，一會兒，黃三貴揀出了幾根骨頭來。狗的？牛的？不會是豬的，豬的骨頭一般都會被人砸碎，裡面的骨髓能吃。
姬妞嘴一張一合：“人的。”
班主任沒說啥，出教室找來兩個工友，拿著鍬和土筐，將那骨頭裝到筐中，又揀來一些石塊兒填進洞裡將屋地平上，踩實，課還繼續上。只是老師說了一句，當年，咱們教務處的小青樓是日本憲兵隊。
那時的人們可能離戰爭不那麼遙遠，對這些事不怎麼恐懼，但也是一個話題被人議論著。給我們燒開水帶晚上打更的那個老頭說，這個院陰氣重，鬧鬼呢。不信？你們是小，沒經過，說出來，你們都沒法上課。真不信？那我可說了？有天晚上我聽見三班的教室裡有響動，就將手電筒支上了，見有個老太太從黑板後面擠了出來，穿著滿洲國的衣服，兩隻手都尖尖的老長。她被手電光一照，嗖地一下飄出了窗戶，窗戶玻璃上還留下個大手印，直到太陽出來一照才沒有的……沒過幾天，那老頭被公安局給抓走了，聽說不是因為這事。他說過，早年也是抗過日的人，給抗聯的趙尚志當過警衛員，那趙尚志小個子，一米六出點頭，嗓門兒亮，抬手一槍，殺人跟玩兒似的。還說那大煙土可是好東西，有個病、傷口疼、累了、餓了就抽上幾口，就兩腿飄輕，翻幾個山頭，把小鬼子扔老遠。後來說他當過鬍子，還打過抗聯呢。
姬妞，我們更有些怕了，也有幾分佩服，“人的”，那話說得真自信。她更加獨往獨來，誰都躲著。每天都是上課了，才見她穿過寧靜的操場，一個人衝我們的教室走來。放學，先出教室，衝西，我們都到家了，她還一個人穿過或草或雪的小路，向著那片黑森林，暮色中她背對著城市。
有個新來的老師，不高興了，這學生怎麼在上課時，出進課堂不舉手呢，說走就走，桌上也沒有像樣的本兒，於是就提問了她。哪知，姬妞踢開桌椅，坐在地上大哭起來，書也不要了，撞開門跑了。那個下午，姬老頭端著步槍，闖進學校，吼著到處找著那個女老師，槍栓拉得嘎嘎響……
後來，縣委書記來了，可姬老頭氣沒消呢，誰來也不行，那支美三零步槍衝著操場上的人群亂晃。縣委書記撕開了前襟，一支手槍露了出來，那時的縣領導是配槍的。姬老頭見了，像捏到他一根大筋上，槍口自然抬高，雙足併攏，一個立正，老實了。配小槍的肯定是首長。
那個女教師在一間小屋裡已經不會動，也不會哭了，據大人說那天正來事兒，送進了醫院。從那天起，到我畢業就再沒見過她，想起來那女孩長得很美。
縣委書記沒有馬上走，把教職員工都招集起來：“對不起大家了，這孩子是我安排到你們學校的，原想讓她認識幾個字，能學多少學多少。為什麼？大家還記得1934年打賓州城時的那門木炮嗎？老姬就是那門炮的炮手……”
除了清明，陵園是沒有人來的。墳頭上的蒿草黑綠黑綠的，秋天泛黃的時候，才見姬老頭割著，留給冬天。墓碑只有一個，仿著天安門廣場的英雄紀念碑，沒有姓名。那年的槍炮聲不但斷了他們回家的路，連思念都變成了硝煙。他們不會沒有親人，而親人也永遠不會找到這裡，戰爭不給思念設置路標。
清明，縣裡各單位都組織人來掃墓，森林內外都是人。姬老頭早早就把四條黑狗鎖到圈裡，他在什麼地方沒人能看到。賓縣的清明草還沒有返青，大小的墳塋飄著鵝黃，有兩間紅磚的小屋，樹的掩映別墅一樣，這是縣裡民戶住房最好的了。
我常圍著小屋轉上幾圈，怎麼沒有煙囪呢？
人們象徵性的打掃幾下，因為平時的墳塋就很乾淨，然後就開會，有領導講話，有黨員、團員、少先隊員在碑前宣誓，至今我還記得：“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是革命烈士的鮮血染成的……”
快到中午時，人們陸續散去，這天的下午不上課了，花圈留在了墳頭上，一大片比春天還要震人。孩子們想，這天肯定是姬老頭和姬妞的節日，同我們過大年一樣。
姬老頭有一片全縣最好的果園，園裡有杏、李子，最好品種最多的是沙果，沙果中黃太平和海棠果又最出色，黃得清亮，紫得可人，並且個個都掛著粉狀的一層，那是手沒碰過的。
那件事出了之後，姬妞就不上學了，一到秋天挎著個柳條筐上街裡賣沙果。她從不到市場裡去，想在哪兒賣就在哪兒賣，也不吆喝，遇到我們放學，她就低下頭，亂蓬蓬的辮子垂到鼓鼓的胸前。黃三貴說，賣沙果還帶晚飯，懷裡揣著饅頭呢。
她的生意不好。大人們告訴孩子們，不要買她的果吃，墳地裡長出來的，瞅著嚇人。還說，她家種的土豆像小人頭那麼大，白森森的還有鼻子有眼，那茄子黑亮得像我家的貓……
日子久了，姬妞也有所察覺，她到汽車站去賣，外地人多，果子也打人兒，一筐的沙果到黃昏的時候也能賣出大半筐。或許她回去說了，時常見姬老頭站在街口，尖尖地罵，罵什麼誰也聽不清。那年月沒啥熱鬧可看，一罵起來，就有人遠遠地看著。人越多罵得越兇，直到他跳著腳，開始擺弄大槍了，人們才耗子一般溜回家，將門關嚴。其實並不可怕，因為他從不走進街裡一步。
姬妞不是姬老頭親生的，姬老頭沒結過婚，街頭巷尾總這麼說。哪來的，誰也不知道，那年月孩子多，要一個揀一個的都是平常事，況且，森林邊就是扔死孩子的地方，男孩兒三道繞，女孩兒兩道繞，用穀草或稻草。那黑狗吃過死孩子嗎？大人也不議論，只說，那狗皮毛亮得……吃啥了？
黃三貴買姬妞的沙果，原因是姬妞的秤給得高，笑嘻嘻再添幾個也不說啥。黃三貴沒大人管，父親死得早，母親是縣裡有名的瘋子，是見東西就搶，打人的那種。他從小就吃百家飯，穿百家衣。有天我把他領到我家，媽媽說，這孩子能活下來真不容易，天養的。幾個月大的時候，常見他媽手拎著兩條腿，頭衝下，滿街跑，誰要惹著她就用孩子打人。在我家吃飯，媽媽從來都用最大的碗，吃完後，那個碗就不見了，現在想來，我的母親也有不厚道的一面。後來，他的哥大貴十六歲就結婚了，娶個大媳婦，鄉下的。黃三貴也算有了家，只是這家是從來不管他的。那年月也有好的地方，人心善，窮人好活，沒錢交學費、書費也能上學，街道開個介紹信，校長就有權免。
黃三貴不能算我的朋友，媽媽說，離那孩子遠點，太野，有時還偷東西。這話我信，要不他買沙果的錢從哪來的呢？
可他會玩兒，春天吃榆錢兒，他爬得最高，摘下的榆錢兒又大又嫩；夏天到河邊去，他會水，能摸魚，魚都是小魚，沒法吃，養著玩兒。野地裡啥能吃啥不能吃全都門兒清；秋天就更離不了他了，偷瓜在那時不算劣跡，況且想吃瓜根本就不用偷，找個瓜棚吃就是了，但不準拿，拿走得花錢，一斤幾分錢。偷瓜屬於孩子們遊戲的一種，可我或我們是不太敢真偷的，看瓜人的長鞭頭狠著呢，因為孩子進地會把瓜秧絆折。黃三貴就不怕。還有就是偷苞米、偷土豆，不但能弄回來，還能整熟了。那時的我們是不能玩火的，除了怕著火，火柴金貴著呢，可他有。找個沒人的地方，燃著一堆火，燒熟偷來的食物，香啊。尤其是土豆，黃三貴將土豆放進一個挖好的坑裡，蓋上燒苞米剩的炭火，再將土埋上，就帶著我們下河，沒他命令誰也不準扒開。等我們在水裡玩得有些個時辰了，就等著他向埋土豆的地方走去……
那土豆的香味已經溢出地面了，撕去薄皮，裡面黃黃的，面得嗆人。
除了會玩兒，黃三貴也有震撼我的地方。他媽是瘋子，瘋子認識唯一的人就是自己的兒子，時常在放學的校門口，她等在那兒，每次我們一見就像石打麻雀一樣，跑開了，瘋子打人。可黃三貴不跑，站在個有距離的地方不動。那天，我見那瘋子哈哈大笑，奔向黃三貴，我嚇得喊了起來，你快跑哇！
黃三貴沒動，他媽一個高就將黃三貴抓到懷裡，人們呆了。我們見瘋子在親她的兒子，親著，親著，黃三貴的臉上在流淚，他閉上眼睛，兩手背到身後，任瘋媽媽在他的身上撒歡兒……
我一輩子不會忘記當時的情景了。
有天，我又同黃三貴去了西崗，又下水了，於是不敢早回家。媽媽總是在我進屋的第一時問，拽過來劃一下我的胳膊，若見有白痕，就沒二話地一陣巴掌。大了我問她，你當一輩子教師，為啥總打孩子呢？媽媽笑了，不打你你不上天啊？現在想打也打不動了。
就在河邊玩兒，黃三貴光著腚衝著太陽，劈開腿平伸臂，讓我看身影，念啥？我說念大。他又轉過身去，這念啥？還是大。念太！那點呢？這不是嗎？他指著小雞雞。
太陽快落山了，黃三貴突然說，咱們偷姬老頭的沙果去。
“不去，那大黑狗太兇，再說我媽不讓吃他家的果。”
你們不知道，他家的果是全縣最甜的，狗沒事，等它出來咱們已在樹上了。你不去我去，這水裡可有蛇，我一走就往岸上爬。”
那天來玩兒的就我們倆，我害怕了。
真像黃三貴預料的一樣，我們爬上了樹，那四條小牛般的大黑狗才衝到樹下，它們圍著樹轉，低低的吼聲嗡嗡的。後來我學唱歌時，總會想起姬老頭的狗，那狗的發聲是典型的胸腔共鳴，還靠後，男低音，高級著呢。
出乎那位“小江湖”預料的是，那四條狗不走了，轉了一陣之後，竟然趴在樹下，抬頭盯著我們，眼神中透著執著，我倆像掛在樹上的臘肉。眼見得天一點一點黑了，我害怕了便大哭起來，一聲聲爸呀爸呀地叫著。黃三貴口含著半個沙果不動了，傻呆呆地看著我。
我不管不顧地大哭著，並罵著黃三貴。
平時那個淨罵別人的主兒，現在變成了好脾氣，悄聲地哄著我：“別怕，它們一會兒餓了就走了。”
“它們等著吃我呢？餓了也不會走，死孩子吃慣了，活孩子它也吃。”我怎麼冒出這句話來？
天完全黑了，樹下八隻眼睛發著綠瑩瑩的光，我嚇得哭不出聲了，可那個“小江湖”找了個粗一點的樹杈閉上了眼睛，他說想睡一覺。我這個氣呀，回家晚了就得捱揍，更別說一夜不歸了，我就用腳踹那樹權，“你先下去讓它吃，你個大肉多。”心裡亂動可手卻抓住樹枝不敢動，萬一掉下去，那狗不但把我撕成碎片，連血都能舔乾淨了……
樹下有了腳步聲，一支手電光衝樹上照著，我一驚，哇地一聲大哭起來。
是姬妞。
回去，回去，她踢那狗。那狗衝樹上低鳴幾聲，戀戀不捨地竄回了森林中。我和黃三貴下了樹，衝姬妞獻媚地笑著。
姬妞在朦朧的月光下顯得不像白天那麼醜了，她沒說話，走到樹前，往樹幹上踹了幾腳，頭也不回地走了。樹下落了一層熟透了的果子，月光如水……
回到家裡就病了，因為有病，媽媽沒打我，但把笤帚掛到牆上，並指著說，等你病好的。
我怕病好，那病真的就不好了，發燒，說胡話。
鄰居家的張奶過來說，從墳地裡回來怕是衝著啥了。
“那咋辦？”
張奶帶點鬼氣地回了她家，一會兒，悄悄地塞給我媽一疊黃紙剪的東西。“半夜燒了，唸叨唸叨。”又耳語一番。
後來媽媽說她剪的是幾條狗，燒沒燒，始終沒說。
一週後上學，黃三貴同我嘻皮笑臉的，我不理他，這也是我媽說的，說時擰我的耳朵，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一想我媽耳朵就疼。
“我告訴你個秘密。”
“不聽。”我把頭藏到書桌裡。
“那我跟別人說去。”嗒啦聲遠去黃三貴長個歪歪腳，就是雙新鞋，幾天也會把鞋幫踩堆了，況且他沒有穿過新鞋，所以，他走路聲總是嗒啦嗒啦的。
我是決心不同黃三貴玩了，除了媽媽天天問我，還有就是他玩的遊戲越來越兇險。我家住在賓縣一中的院裡，一中坐落在縣城最西邊的崗上，工字房，丁香、楓樹、杏樹和花草圍繞，風景區一樣的校園。從後窗能見著一條通往烈士陵園乃至哈爾濱的公路。我常見黃三貴一個人往那片黑森林處跑。他比我們大幾歲，也不過十六七，去幹什麼？哪來的膽兒？
黃三貴想告訴我的秘密，別人同我說了。說我同他被黑狗困到樹上時，他真的睡了一覺，並在夢裡看見墳地裡有人出操。好幾百人，都穿著黃不拉嘰的衣服，戴著狗皮帽子，扛著大槍，喊著一二三四，腳步聲比大鼓還響，連地都跟著動……
這話大人們也說過，說有時半夜路過烈士陵園時，能聽見哨兵互問的口令聲：“口令！”
“滅寇。回令！”
“光復！”
還有軍號聲。
肯定不真，書上說世間是沒鬼的，人死了就是死了，但人們還是怕墳。那片森林裡夜間有磷火是真的，白天愛起旋風也是真的，有風天不算，無風的時候，突然轟地一聲，一般在樹下或在牆角，旋起一團煙霧，小則十幾米高，幾米直徑，大則上百米高，急速旋轉移動，若經過我們的操場，籃球架都會被颳倒，小雞會弄上天，旋到幾里地會漸漸消失。一遇到旋風，我們就會拉起手來高喊：“旋風旋風你是鬼，三把鐮刀砍你的腿！”為什麼是三把呢？不知道。
聽說早年真有人往裡扔菜刀呢。
木炮轟賓州是在1934年的5月，那年風硬，原野上的鮮花該開了，可是沒有。或許是等著打完仗再開，因為硝炯中開也白開。
那時的賓縣有城牆，於是日寇在城牆上嘻皮笑臉的，在笑抗聯沒炮，沒炮就等於“瘸子打獵坐山喊”。媽的，自己做個炮！鋼材是找不到的，可木炮並不是全是木頭。先用厚鐵皮卷個筒，七米多長，半尺直徑，外面用溼柳木破開包上，用五道鐵箍固定，再用粗鐵線纏緊。炮膛裡能放十幾斤炸藥和幾十斤能傷人的鐵塊。行不行，有多大威力，誰也不知道，因為不能試炮，這炮只能打個三兩下，萬一行了，就會少打一次，要是一次行第二次不行了，試完等於白做了。
那仗打到關鍵處，木炮就推到了一個高崗上，那次裝的是在哈爾濱哪家大糧棧搶來的大秤砣，小人頭大小。炮響處一溜火光，城門被砸個大洞，那秤砣在街口紅紅的滾著，把幾十個日本兵和上百個滿州兵嚇出了北門，蹤了。抗聯的還不知道城裡咋回事，當時還叫小姬呢，他澆水將炮身上的火弄滅，“再來一炮，我看能行，”
“這次多放點藥。”砸碎三個大鐵鍋，鄙填裡，反正沒人想把這炮留到下次。 炸膛了。 炮陣地上只活下姬老頭一個人。 後來那塊地莫名其妙長起了一片榆樹，那土肥得嚇人，只見那樹一天一個樣，春天長出的樹葉，黑綠黑綠的，整片樹林中沒一個鳥窩。
小學畢業了，我回了一中，那是賓縣最好的中學，可對我來說地獄般的日子開始了。幾乎所有的任課老師都是我們院兒的，那時在一個院兒住著，人親，況且好多是爸爸的同學，媽媽的閨中密友，他們的孩子都是我從小的玩伴。在院兒裡見到我如今的老師，總是稱平平他爸、彬彬她媽……
課堂上不敢亂動，課下不敢打鬧，若有的作業完成得不好就有老師用本子敲我的腦袋。有次上數學課，我忍不住躲在前桌的身後淘了起來。彬彬她媽：“那個小不點兒，你給我站起來。”走到我的桌 前，拽起來就是兩腳。經過了文革，孩子也像大人，我們班長說，老師，你怎麼打人？
老師笑了：“我不但可以打他，還敢扒下他的褲子掐他屁股，要不是我點頭，這世上沒他呢。”
下課班長問我，我低頭：“大學時，我媽跟她最好。”
最要命的是我爸教我們的物理課。
這樣的日子，我突然懷念起黃三貴來，小學時的瘋玩真幸福哇。聽說他分到了三中，沒上多久就不念了，有人看見他在一工地當小工，別人一天掙一塊六毛四，他掙一元三毛八，國家定的，女工的錢。還聽說他在街頭打架被送到少年管教所了，打架為了姬妞，說有人摸姬妞的胸，他急了，我不信。
黑森林那邊去得不多，大了幾歲玩心不那麼重了。夏天還想下河，只是中學生的我，知道再下河不能光腚了，得穿褲衩，可褲衩只有一條，溼了會涼得難受。只有到秋天到那幾條大溝裡打點燒柴。
每到清明，還去掃墓，知道姬老頭還在，姬妞也在，那四條大黑狗生了小狗，在圈裡的眼神中有了一點不易察覺的母性。
一年以後，我見到了黃三貴。
那天學校包場看電影，每次在電影院門口排隊進入時，總會有一群不上學的孩子圍在一邊，若有機會就跟著隊伍混進去，包場電影不賣票。黃三貴在那幫孩子中，個子高人一頭。
他沒有同人擠，站在後面呆呆的，穿的是一套工廠發的工作服，衣服袖和褲腳都挽著，不知為什麼，他的臉上少了在校時的那種生動，有了成人般的憂慮和小心，他不再屬於我們這個隊伍。我心動了，到他跟前悄悄拽他一下，讓他排進我們的隊裡。穿工作服沒事，那年代穿父親衣服的孩子多了去了。還沒走到門口，我後面就捱了一腳，一下子把我踹進門裡，媽媽的手扯著我的脖領，跌跌撞撞地弄到了前排。我回頭再找黃三貴時，只見他一個轉身的背影……
姬妞的生意比以前大了，春天賣野菜，夏天賣青菜，秋天賣沙果，到了冬天挑一擔枝柴。她完全是大姑娘了，從後面看也有了扭動的腰身。
城市和黑森林的連接，是靠她的來來往往。
我不太怕姬妞了，有時路過她的攤前還站下來盯她一會兒，那時她也會不好意思，有時會把頭扭到一邊或用手摳著褲子上的泥點。有天她居然同我說話了，她說，黃三貴說，你是他的朋友，你家的飯是全縣最好吃的。
我驚呆了，她說話時也像個人兒似的。
“你咋不到我們學校門口去賣．那人多，離你家還近。”
她使勁地搖頭。
那天她說：“給你，能當哨兒吹呢。”兩枚子彈殼。
姬老頭更老了，我們時常見他坐在第一個墓碑前，懷抱著那杆大槍，呆呆望著公路上的車來人往，罵人的氣力大不如前。解放好多年了，有人說把他的槍收了，他就同人拼命，又有人說，沒子彈，老人的柺杖一般。 他是哪裡人呢？兄弟姐妹都在哪兒？他不想家嗎？如果沒有家也該有家鄉啊。我常常這樣想。 其實，無論人多老都能在他的言行中和眼神裡，看到他的中年、青年、少年和童年，歲月刻上去了就不再消失。但姬老頭沒有，似乎戰爭的硝煙斷開了他與從前。
那麼，他眼裡的賓縣是什麼地方？
再見到黃三貴，是出大事的時候。
那天正上體育課，在路邊的操場上，聽有人喊，姬老頭把個孩子捆到大樹上正抽呢。我們也不顧老師的制止，一窩蜂地跑了出去，那年代人們都喜歡看熱鬧。撥開先到的人群，我一眼就認出了黃三貴。秋風中他光著上身，雙手被弄到樹後，是用鐵絲綁的，頭垂到胸前，一條腿站著，另一條腿拖著，渾身是血……大人說，那條腿斷了。姬老頭左手提槍，右手揮舞一根大拇指粗的榆樹條，尖尖地怒罵，那黑狗在黃三貴的身邊轉著，因為有槍和狗，沒人敢近前。大人們只是在遠處喊著，為啥呀，他還是個孩子！打死要償命的，你是功臣也不行啊……
警車響了，由遠及近。警車的後面還有一車民兵。
一個領導模樣的人，拿著個大喇叭，衝姬老頭喊，你把人放了，由我們處理！把你的槍撂到地下，舉起手走過來！
姬老頭哪聽啊。撂下樹條，端著槍，哇啦哇啦衝著人群。
民兵和民警把樹林包圍了，一個人同上千號人對峙著，大喇叭聲中裹著那我們熟悉的吼叫。那四條狗圍在姬老頭的身前身後竄著，包圍圈縮小，狗撲了過來……這時那個小時見過的縣委書記，從一個民警手中抓過一支槍來，撥開人群，叭！叭兩槍，四條狗變成了兩條，剩下的兩條圍著死去的同伴打著轉，或用嘴拱。
姬老頭瘋了，把槍端到肩上，人群哄地散開了。空場中縣委書記沒動，姬老頭盯著那個打死他狗的人，呆了一會兒，他拐拉著腿，衝大墓碑走去。縣委書記拿過大喇叭：“姬有財，你把槍放下，聽候公安局的同志處理，我只說三遍。”
姬老頭叫姬有財，我第一次知道。
姬老頭好像沒聽見，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坐到碑前的石階上，脫下鞋，把大槍抱在懷裡，右腳的大腳趾扣到槍的扳機上，眼睛睜得老大，透著異樣的光芒，四下打量幾遍，把槍口含進嘴裡，閉上眼睛，大腳趾一動，槍沒響，他調過槍拉一下槍栓，又扣一下，還沒響。姬老頭，悽切地叫了一聲，跳起來撞向石碑……
我的耳朵又疼了起來，我媽滿頭大汗來到我的身後，扯起就走，我跌跌撞撞，後來怎麼收場沒看見。
我還是放不下黃三貴，可聽大人們說，他的病房前有崗哨，去也進不去。一週之後崗哨撤了，說是公安局詢問姬妞，被強姦沒有，姬妞直搖頭。
我約了幾個小學同學，還買了點沙果。
黃三貴說，他啥都沒幹，只是想看看女的是咋回事。他的腿真的斷了。大人們議論，那天下午，見那孩子同那丫頭在個大墳包上滾著，那丫頭露著白白的屁股，被姬老頭髮現了。
賓縣的烈士陵園換人了，是個鄉下來的老頭，笑眯眯的，和氣得很，晚飯後常到我們院來找人聊天。老頭說，那個姬老頭哇，過的啥日子，屋裡連個炕都沒有，這麼多年就睡在一堆稻草上，做飯就在屋地攏一堆火，好在那掛鍋的支架還結實，是三把日本鬼子的軍刀。說姬妞嫁到山裡去了，婆家人知道了她不是處女，就驢一樣使，豬一樣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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