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一篇批判的文章——那樣的聲音早已經漫網都是，不缺我一個。
這大概也不是一篇容易讀的文章，因為文章篇幅有限，涉及的內容卻很多——不過，如果您不太確定我要說什麼，就煩請先讀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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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過程不再詳述。儘管長江日報的文章出發點是好的，但文章的確不怎樣。首先立意不高，日本是來幫助我們的，你要反對的也不是“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本沒有捧一踩一的必要，更別說最後還引了一句“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正是這一句引出的極大爭議，實際傳播效果就相當糟糕。
這句惹了麻煩的話，武漢官媒引得也不準確，英譯的原文是：
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
barbaric完全沒有殘忍的意思，翻作野蠻更合適一些。
今天我們想談論的主題，也就是這一句話：為什麼奧斯維辛之後，寫詩就是野蠻的？——這問題無關武漢的現在，但可能關乎中國的未來，甚至許還能解釋持續了不短時間的某場風波。
破題
這句話的作者，是德國一位相當重要的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的創始人之一，蒂奧多.阿道爾諾(Theodor Adorno)——任何能夠被稱為哲學家的人，他的所有表述，都與普遍直觀的理解相去甚遠。典型比如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昆德拉援引的“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昆德拉當可算入哲學家之列)，都與字面的意思沒有太多關聯。
譬如你在吃午飯，如果一位哲學家跑來問你正在吃啥，可能的答案包括“作為宇宙的一部，世界的本體亦在吞食我的生命，為什麼您要特意區分“吃”的主體與客體？”“每一個現在都是它自身的過往，“現在”一經誕生就已經消亡，您是如何定義“正在”的？”——如果你只老實作答“黃燜牛肉”，那便落了下乘。
迪奧多.阿道爾諾
阿道爾諾的這句話，同樣極複雜而相當重要。圍繞著這句話，西方的世界有相當多的討論。我們今天不扯許多，就只談一部分，也很重要的原因：從這句話中，現代化(modernization)就已經被埋葬，後現代社會(post-modernization)也便揭開序幕。
話題扯開一點：我去年有寫談香港的文章，曾提到我們的社會是現代化的，彼岸的社會則是後現代化的。很多朋友不大理解，甚至謾罵的也有。他們大概是有些誤解：後現代雖然叫做post-modern，但此處的“後”僅是時間的向後，而不是技術的向後，更不是價值觀的向後——後現代只是現代社會之後的一個社會階段，並不包括“更先進”的意思，因為人類的社會從來就不是越來越“文明先進”的。
奧斯維辛這個地方我還去過
奧斯維辛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產物。二戰對西方的意義，決不僅一場戰爭而已，那還像是一道永難磨滅的瘡疤，這瘡疤不僅割在經濟生活，更多還是狠狠的刺在全社會心靈上。
文藝復興之後，啟蒙、理性、人本、高尚這些動聽的語詞構成了他們社會的主流，“人有追求崇高與美感的天然傾向”幾乎成為社會共識——今天藝術史的絕多內容也的確來自這一時期。至工業革命之後，歐洲就已經邁入了現代的社會。彼時，凡瞭解世界的時人都不能不承認：西方的文明已在整個地球範圍內遙遙領先，歐洲則簡直成為全人類真善美的核心。
19世紀的歐洲，四處洋溢著熱情的氣氛，黑格爾正在高傲宣稱“地中海就是世界歷史的中心”，孔德則指出“我們的文化史研究幾乎只應該以人類的精華或先鋒(包括白色種族的大部分)為對象……甚至只應該以西歐各國為限” ，曾拿過諾貝爾獎的英國詩人吉卜林乾脆熱情洋溢的寫了一首“白人的義務”(The White man's burden)，給西歐加上了將全世界人民從“埃及式的黑暗”(顯然指整個東方)中解救出來的責任——各種崇高與宏大敘事的聲音響徹全歐。
歐洲中心論是那時代的主流
正當西歐洋洋自得，抱著“解放全人類”的崇高理想準備進入新世紀，殘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兀自開始了。整個人類的歷史，還沒有人見過如此濃厚的鮮血和這麼多的殺戮——這不是結束而僅是起點，之後的第二次大戰同樣從西歐發起，無情毀滅掉歐洲人引以為傲的絕數文藝成果，甚而還出現如奧斯維辛這樣亙古未有的，對一個民族純以殺戮而非征服為目的的罕見暴行。
落差是巨大的。戰後的歐洲人，自己也不能不陷入巨大困惑——為什麼這樣“美好而高貴”的文明，沒能給全人類帶來幸福，卻誕出兩次世界大戰的惡之花？為什麼浸淫在最最崇高理想中的一群人，卻行出全人類歷史最最野蠻的勾當？為什麼明明一直在追求真善美的社會，結局卻是將所有的善良與美好都毀滅掉了？
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
——Theodor Adorno
阿道爾諾的名言，便是對這一質問的強調與回應。奧斯維辛的始作俑者魯道夫.赫斯，自己便是個不錯的詩人，希特勒的自傳便由他執筆。希特勒本人亦有不低的美術素養，據稱還曾受專業藝術訓練——如果“藝術不隸屬美，而隸屬於崇高”，為什麼納粹這幾位大人物竟可以一面寫著詩歌畫著畫兒，一面發動戰爭製造屠殺呢？他們接受的“崇高教育”是怎麼回事兒？詩歌本身算是什麼？藝術又究竟對人類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希特勒的水彩作品
阿道爾諾的反思是沒有錯。二戰就成了整個西方世界的分野，戰前瀰漫在全社會的“崇高與美好”，被殘酷的戰爭徹底消解掉，懷疑與反問成了社會文化的主調。
奧斯維辛以及整個二戰的一大影響，便是解構美好。人們發現儘管真善美並稱，但“美”根本就不意味著善，更不能等同善，出現了大量“不美的藝術”——這在八十年代的我們，也是同樣的。
權威的崩潰
被質疑的不僅是美，還有崇高。
“後現代”的定義相當複雜，都不是幾篇公號能夠寫的下。但其中共同的精神主旨，便是打破權威。再沒什麼精神是“崇高的”，也再沒有什麼信仰是“無上的”——正是那些崇高的、無上的人與信仰，才發動了那場巨型殘酷戰爭，才幾乎毀滅了西方文明。
“美好與崇高”正在被徹底否定，“追求美好生活”的前景也被消解，甚至連“希望”的意義都愈發模糊——希望預示著未來，但未來是不可知的；普通人的希望可能為一場戰爭徹底擊碎——終於連“意義”這個詞都變得沒意義了。
主流社會一貫提倡的價值觀，如努力工作追求生活的社會秩序不容易再維持——反叛既有秩序，注重個人體驗，不僅不追求希望，還刻意去消解現成的“生命意義”，就成為地下一股主流。那種被稱為“垮掉的一代”的亞文化就產生了。
從歌詞到編曲，Queen的波希米亞狂想曲都是後現代潮流的樣板作品
反映到社會的現實，便是後現代的社會沒有權威一說。
我們現在看西方的社會，教師不是權威——學校甚至鼓勵你去懷疑；科學家也不是權威——技術的進步被用到各種殺人武器上，科學的意義遭到普遍質疑；總統更加不是權威——創普固然掌握全世界最重要的
權力，但又有多少美國人會將創普看作權威呢？“振臂一呼而天下應”，後現代的西式社會已經容不得這樣的形象了。
對西方社會權力與權威的區分，猶太裔女學者漢娜.阿倫特有非常精當的論述。
我們中國的社會(乃至整個東亞)，則擁有漫長的威權傳統，誰掌握權力，誰便天然擁有權威。我們的社會非但不挑戰權威，還時常要主動的尋求權威——在家庭中，父親往往是權威；在社會上，領導就是權威；整個國家中，官方便成為權威。這是中國的悠久歷史中隨處可見的。
我們有些人常喜歡嘲諷西方的“亂”和我們的穩定，“亂”與“治”不僅關乎治安，它與整個社會的結構亦有莫大的關係。
巴黎的街頭運動是社會的常態
國內的現代性社會建樹權威的一套辦法，放在後現代的社會中就容易完全失靈——後現代的社會，恰恰就要求對“權威性”解構，“主流”愈是唱高調，民間的反作用便愈強。如早先新聞，彼岸有一群醫生護士竟提倡為了個人的安全拒絕工作。放在內地的環境，你如何張得開口？大疫當前，個人得失何足道哉？
許多人忘記了，彼岸的社會形態和我們不同。權威與崇高的消解，使得許多港人尤其青年並無“大義”的觀念。為了某件崇高的事情而“犧牲”，這種說法簡直荒誕不經，保護自己才是天然要義——同樣的情況，在日本的戰後也是相似的。部分醫護人員乃至港人對待拒工“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心態，值得我們仔細地反覆地考量。
杞人的一點憂天
國內的情況，我們沒有一天是不擔心的。不光擔心肺炎本身，我更擔心疫情之後的效應。如對“CDC搶發文章”的責備，和對李醫生的事件，都令我感到不安。
在我看來，本次事件中一些科學家的表現，兼之民間對武漢所和CDC的批評，大概都體現了我們的社會，對科學權威的解構傾向——當代的分工社會，早就沒有了像達芬奇那樣的全才；專業的生物醫學知識，並不是隨便什麼人都懂，什麼人都可以議論的。能夠從專業上批評某位科學家的，只能是那個領域的另一名科學家——不能是領導，不能是記者，更不能是人民群眾。
如果一個科學家公佈一個有違“常識”的結論(這本是科學的職責所在)，我們的第一反應是“這不可能是真的，我不信”，這樣的社會其實便相當具後現代性特徵了。如先前武漢所的“雙黃連口服液”事件，雙黃連對肺炎的實驗有沒有效果，“可抑制新冠病毒”該如何理解，這全是專業領域的問題。相當多的聲音直接指出“雙黃連是中藥，中藥就不可能有效果，誰誰誰在帶節奏謀財害命！”——這樣的民間自信這次或許能蒙對，但下一次呢？
科學的權威在削弱，鍾教授個人的權威倒是樹了起來，連我將近七十歲的大姑都天天轉“抗擊新冠：鍾教授這麼說”，好像這方面問題不經鍾老確認的就不能算科學似的——鍾老畢竟已經八十三歲了，我們在此祝願鍾老健康長壽，活至百歲仍能耳聰目明。
至於李醫生的事件，討論的夠充分了，不必再多說。我只想問一句：李醫生之後，要大眾如何再看待“謠言”與“闢謠”呢？僅靠眾多“好人好事”，這足夠重建社會的權威嗎？
疫情總會過去，肺炎不可能消滅中國。但疫情之後的中國社會是什麼樣子？就值得仔細的考慮。畢竟我們的社會傳統，權威的存在總還是必要的。歷史的看，由現代向後現代的轉換是一個非常痛苦而迷茫的過程，可能有為數不少的人(或許就包括你我)將成為“代價”；而東亞迄今凡是表現出強烈後現代階段特徵的——大概主要是日本和某港，目前的社會狀態也都不能算成功。
所以，武漢的長江日報，或許也算歪打正著。奧斯維辛之後，為什麼不必再寫詩？
——因為整個的社會都已經不再相信詩歌，也不再相信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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