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余光中、洛夫之後，中國臺灣又一位重要詩人楊牧也走了。
“近些年，楊牧一直被認為是臺灣最有可能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在他之前是余光中，2017年過世了，再之後是洛夫，也過世了。”臺灣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批評家楊宗翰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臺灣文學成就最高的三位先生的先後離世，對整個臺灣文學來說是非常巨大的損失。
2013年，楊牧在西雅圖家中接受翟月琴訪談，他一字一句修改，嚴謹認真。 翟月琴供圖
本省人
不同於余光中、洛夫、鄭愁予等“外省人”，楊牧是地地道道的臺灣本省人。
1940年，楊牧出生在臺灣花蓮，父母給他的名字是王靖獻。在他的記憶裡，花蓮是“一個幾乎不製造任何新聞的最偏僻的小城”，“站在東西走向的大街上，可以看見盡頭一片碧藍的海色。”這座偏鄉和海色後來成了他筆下的根。
他總是不惜筆墨地描述這片土地。在他的眼裡，花蓮是一種象徵。
“我認為應該是抓住了一個鄉土，渲染它的特異性，從中不斷地擴大，變成不只是寫這個鄉土而已。可是我並不是在做報告文學，也不是在研究花蓮。我是在寫一個土地跟人、跟individual（個人）的關係。”楊牧在上海戲劇學院副教授翟月琴的訪談裡這樣說。
這種土地和人的關係，即使後來他長期在美國任教也沒有中斷過。
“楊牧大學畢業後到美國讀書，一直拿到博士學位，隨後留下任教。但他其實經常回臺灣，又當客座教授，又幫臺灣的報刊編輯、選詩，參與文學獎評獎，還幫助‘中研院’創立文哲所，並擔任所長。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在臺灣發表，每一本書都在臺灣出版。”在楊宗翰看來，楊牧一直在直接介入著臺灣文壇，在臺灣文壇素有“文學守門人”和“典律塑造者”的形象，而且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對臺灣的關懷。
詩人向陽在文章裡也談到，1985年他到華盛頓大學拜訪楊牧，見面首先即聊臺灣時局，隨後起身贈予他一本《廈門音英漢大辭典》，囑道：“你寫臺語詩，這本辭典或許用得到。”
正是與本地鄉土在文字和現實裡的聯繫，使得楊牧成為深受幾代臺灣青年喜愛的詩人。
1982年，向陽主持的《陽光小集》詩歌雜誌發信給44位戰後一代青年詩人，票選心目中的十大詩人。最為年輕的楊牧在28張有效票中獲得23票，僅次於余光中（26票）、白荻（24票），而在具體小項上，他在“結構”和“語言駕馭”上獨佔鰲頭。二十年之後，在由楊宗翰主要策劃和召集的“臺灣當代十大詩人”票選中，楊牧以40票僅次於洛夫（48票）和余光中（47票）。
《歪仔歪》詩刊主編楊書軒曾對澎湃新聞記者談及，相比於余光中和洛夫，他們這代年輕詩人更親近楊牧，他的《再也沒人問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一詩至今仍是臺灣青年當中流傳。
向陽是60後，楊宗翰是70後，而楊書軒則是80後，三代人的肯定，可見楊牧在臺灣詩人心目中的地位。“在臺灣詩壇，流傳有現在的臺灣詩人基本上都是余光中和楊牧的‘徒子徒孫’的說法，基本上是不錯的。”詩人白靈曾這樣對澎湃新聞表示。
《葉珊散文集》書封。
從葉珊到楊牧
1955年，15歲的楊牧以筆名“葉珊”發表詩作。
當時的臺灣文壇在政治因素的影響下一片肅殺，詩歌成為突破的先鋒。紀弦發起“現代詩”運動，主張學習西方，余光中則提出“新古典主義”，幾大流派在論戰中互相激發，成為臺灣現代詩的一個重要節點。
楊牧就是在這樣的風潮下，寫下了第一首詩。但他沒有加入任何詩派，也沒有參加任何論爭。甚至可以說，他終其一生都站在潮流的邊緣，預流而不逐流，勤奮寫作。
風氣使然，當時臺灣高校的中文系、歷史系都傾向保守，以古典為尊，而拒絕現代詩。楊牧大學讀的是東海大學歷史系，而他也經常去中文系修課。他選修的《昭明文選》第一堂課，老師就說“所謂現代詩這個東西，完全是胡說八道。”楊牧聽了十五分鐘，起身離開了。隨後他即轉到與新思潮、新創作密切相關的外文系，讀到了加繆，也讀到了他最喜歡的浪漫主義詩人濟慈。
但他仍到中文系修課，從徐復觀那聽韓柳文章，為他後來師從陳世驤研究《詩經》打下了基礎，也為他詩歌創作轉型埋了個伏筆。
1960年，楊牧在藍星詩社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水之湄》，並主編《東風雜誌》。其後又出版了詩集《花季》《燈船》以及散文集《葉珊散文集》，受到讀者喜愛。
《水之湄》書封。
然而，誰也沒想到的是，1972年，已經頗有名氣的他毅然將筆名更為“楊牧”，這是具有相當冒險性的重新出發。筆名變化的背後是詩歌觀念的轉變。他希望從一個浪漫主義詩人轉型為具有古典與現代相融合。抒情與批評並存的詩人。回頭來看，這次重新出發是成功的。
1965年，即將從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班畢業的楊牧，開始專心精度葉芝。他發現，這位最後的浪漫主義詩人在35歲之前，並沒有超越拜倫、雪萊、濟慈，但在35歲之後，卻“擴充深入，提升其浪漫精神，進入神人關係的探討，並且評判現實社會的是非”，從而超越了之前所有的浪漫主義詩人。
葉芝讓楊牧不滿足於做一個單純的浪漫派。同時，1960年代的伯克利，各種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如火如荼，刺激他開始思考更為廣闊的詩學命題：傳統與現代、詩歌技術與社會現實。
“當時美國學生的激動和深思熟慮，對政府的反應講得頭頭是道，對我衝擊很大，因為在這之前我還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政治運動。當時規定外國學生是不能參加的，我也只能在那裡看，每天中午都在聽他們輪流演講，聽多了也實在覺得這個戰爭太不應該了。一直到後來，在華盛頓教書時，也對政治保持著一種心理浮動，對政治很敏感”，“那個經驗，也讓我在抬頭看這個世界在做什麼。所以，我們在創作時會受到影響。”
在徐復觀的引薦下，楊牧得以拜見海外漢學界的泰斗陳世驤，隨後放棄了哈佛大學，前往伯克利跟隨陳世驤讀博，並在那裡遇到了對他影響很大的波蘭詩人米沃什和漢學家包弼德。米沃什在詩歌處理社會現實達到的平衡讓楊牧受益，而陳世驤和包弼德教他認識中國古典文學的深厚。這期間，曾寫下了《續韓愈七言古詩》、《延陵季子掛劍》、《武宿夜組曲》、《將進酒四首》等極富古典主義情懷的詩篇，並完成了評論集《傳統的與現代的》
詩集《瓶中稿》《北斗行》書封。
他終於做好了成為“楊牧”的準備。進入到楊牧階段後，他創作力極盛，連續出版了詩集《瓶中稿》《北斗行》《禁忌的遊戲》《海岸七疊》，以及散文集《年輪》《伯克萊精神》等作品。
“葉珊時期，楊牧是一個徹底的浪漫主義者。改了筆名之後，整個視野是完全不同的，有更多的社會介入跟嚮往。”但是，楊宗翰提醒，楊牧的特殊性在於他不是一個會上街頭抗議的詩人，“也幾乎不寫張口見紅的文字，他的文字與社會保持了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
在1986年寫給年輕詩人的一封信中，楊牧談道：“如何以詩作為我們的憑藉，參與社會活動，體驗生息，有效地貢獻我們的力量，同時維持了藝術家的理想，而在某一個重要關頭，甚且全身而退，不被動地為浩蕩濁流所吞噬，，或主動地變成權力鬥爭的打手，為虎作倀，遂失去了當初所謂參與的原意？”顯然，在楊牧看來，社會責任固然要有，但是不能讓它侵蝕詩歌。
正是這種觀念，使他擁有深切的社會關懷的同時，又與之保持距離，給人一種站在奇萊山深情凝視著島內的喧囂，內心激動，卻又縮回顫抖的手。
傳薪者
相比於余光中、洛夫，楊牧的身份更加多樣。在楊宗翰看來，他不僅是一個詩人，還是一個學者，除此之外，他還是很重要的編輯、出版人、譯者、教育家。
後面幾重身份都與致力於臺灣文學傳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1970年，當臺灣的出版界還停滯於固有的文藝創作和翻譯小說出版模式之際，他和林衡哲醫師合作，為頗受臺灣讀者界喜愛的志文出版社編選‘新潮叢書’，引領檯灣出版界重視文史哲新知識的新風潮。”向陽在文章中寫道。
1975年回臺後，楊牧擔任臺大外文系客座教授，受《聯合副刊》主編所託，為該刊主審現代詩來稿，拔擢戰後代青年詩人，“大量刊登他們的詩作，為其後的臺灣詩發展栽培生力軍，帶來全新氣象。”
更為重要的是他與中學同學葉步榮、詩人啞弦、生化學家沈燕士共同創辦了名為“洪範書店”的出版社，為臺灣的文學出版帶來相當重大的影響，與純文學、爾雅、九歌、大地等出版社被譽為“五小”，締造了1980年代臺灣文學出版與閱讀的高峰紀錄。
“更為難的是，他長期地親自選書，每本書的前後責口都是他一個人來寫。作為一個學者、作家，願意親力親為做編輯工作是相當不容易的。整個臺灣文學都受惠於他良多。”楊宗翰介紹說。
1991年，他又參與創辦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1994年，回到故鄉花蓮創辦了東華大學，並擔任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
從華盛頓大學退休後，楊牧回到了花蓮，教書、讀書、寫作。直到去世前兩年，仍保持了很強的創作慾望。他一生著有散文、詩集、戲劇、評論、翻譯等作品50餘種，獲得紐曼話語文學家、瑞典蟬文學獎等獎項，詩作被譯為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瑞典文、荷蘭文。
尤其是瑞典漢學家馬悅然的翻譯和推崇，讓他成為世界詩人，也被認為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有力爭奪者。但正如他在一次次浪潮中片葉不染一樣，這些喧囂並不能擾動楊牧。他雖在世界的舞臺，但眼裡始終是太平洋的風和玉山的雪。
（本文參考了向陽《植根臺灣的文學巨樹——楊牧》（2019年1月1日《文訊》399期）、郭玉潔《在花蓮聽楊牧講詩》（單讀07：旁觀者之痛）、翟月琴《“文字是我們的信仰”：訪談詩人楊牧》（《揚子江評論》，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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