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客和商業領袖從新冠疫情引發的危機中汲取了錯誤的教訓，那麼世界將對下一場危機準備不足。
文丨英國《金融時報》 羅伯特•阿姆斯特朗
新型冠狀病毒危機的嚴重性現在已毋庸置疑。但我們需要搞清楚這是什麼樣的危機。它有可能對全球經濟和全人類造成傷害。但它並不是由世界經濟的組織方式（就人員、商品和資金的全球流動而言）的缺陷所導致的。這是一場全球危機，但不是全球化危機。
這一區分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政客和商業領袖從這場危機汲取了錯誤的教訓，那麼世界將對下一場危機準備不足。
不足為奇的是，當COVID-19貌似仍是中國的問題、而不是全球問題的時候，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說，這場疫情儘管令人遺憾，但會“幫助加速”就業崗位遷回北美。如果你將世界經濟視為一場零和遊戲，那麼一個國家的損失一定是另一個國家的收益。
對於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而言，疫情表明“我們未必能夠依靠其他國家——甚至親密盟友——向我們供應所需物品”。在他看來，對任何威脅的最佳回應就是拉起經濟吊橋。
更令人驚訝的是特朗普政府並不孤單。疫情揭示了全球供應鏈的隱性成本和脆弱性，引發了一場對全球化的“反彈”。
幸運的是，到目前為止這種反彈只發生在政客和評論人士圈子中。沒錯，一些供應鏈早在疫情爆發前就開始被縮短了，而此次危機將導致其他供應鏈的變化。但企業仍然看到全球貿易的優勢，消費者仍然從中受益，貿易也仍然讓世界更加安全。
從經濟上講，新冠病毒與2011年日本東北沿海地區地震、海嘯及隨後發生的福島核事故、美中貿易衝突以及近期其他全球動盪地位相當。其共同之處是，它們都展示了高度集中的、準時化(JIT)供應鏈——而不是國際供應鏈——的危險。
諮詢機構科爾尼(A.T. Kearney)的供應鏈顧問Per Hong說，太久以來，企業在安排其業務時僅考慮成本。然而多次危機“強調了公司有必要圍繞風險競爭力來設計供應鏈”，而不僅僅是圍繞成本。他服務的企業沒有選擇本地化供應，而是藉助區域多元化來緩解風險。他說：“這與去除供應鏈全球性質的做法恰恰相反。”
福島核事故揭示了全球微芯片供應鏈有多少要通過日本，許多下層供應商聚集在震區附近。但是此後，正如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史兆威(Willy Shih)所指出，大客戶們看到了風險，將部分採購轉移到了臺灣。
它們並沒有轉向國內芯片生產。那麼做將是一個錯誤。微芯片是一個完美的例證，證明了相比在任何單一地點進行生產，全球範圍的本地專業化生產能夠帶來更好的產品。最好的芯片製造設備來自荷蘭，最強大的芯片設計出自美國，最好的代工廠在臺灣，諸如此類。
而必須考慮自身利潤的企業，也不會接受納瓦羅那種所有威脅都來自國外的謬論。在上世紀80年代礦工罷工期間，英國的國內煤炭供應並未起到保護國家的作用。美國面對颶風和洪水的脆弱性也一再得到展示。下一場危機可能始於任何地方。
這並不是要否認讓生產更接近需求的價值。在服裝行業，企業要對不斷變化的口味和技術進步作出快速回應，這為“近岸”生產提供了有力依據。李維斯(Levi)正在部署全自動技術，用激光對牛仔褲進行最後的“磨損”處理。這一需時90秒的工序在最終市場附近完成，過去在低成本國家要用掉一名工人半小時的工時。
但李維斯等公司近岸生產是為了滿足客戶需要，不是降低國際貿易的風險。它們也不是通過“將工作帶回家鄉”來踐行優良的全球公民身份意識。什麼是家鄉？大型現代化企業的客戶、員工和股東是遍佈全球的。
全球公司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產物，這是全球化批評者的一個攻擊點。但是，如果我們認為公司對所有利益相關者都有責任，我們是否真的希望這些責任根據其利益相關者的出生地而有所不同？
那將是不道德的。跨國企業建立不考慮國界的的互利關係，這是優點，不是弊端。全球化將我們的命運捆綁在一起。
鑑於那些已經擁抱全球貿易、教育和投資的國家是最繁榮的國家，這些聯繫顯然讓我們整體而言變得更加富裕。全球化自1990年興起，恰好也是十多億人開始擺脫極端貧困的時間。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不應因新冠病毒而摒棄這份遺產。
即使在當前這場危機中，全球化也可以使世界更安全。跨國公司的結締組織融合了國民經濟，這意味著每個國家出於自利都得幫助他人。這是一個穩定的源泉，而反全球化主義言論只能起到稀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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