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更替，是否異於以往的更新換代？根據史料看，至少在清末民初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將其視為一場“偉大的民族革命”。
1906年，孫中山在《民報》創刊週年紀念會的演說中稱：“明太祖驅除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
孫中山和他的夥伴們
元明“民族革命”的定論，更是在20世紀上半葉的歷史教科書中發揚光大。錢穆《國史大綱》稱：“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
國史大綱
呂思勉的名著《中國通史》第四十六章的主題是元明嬗代，題之為《漢族的光復事業》。顯然，他也將其定位為民族革命。
即便到了建國初期（50年代初），東北師大教授李洵在評價“徐達攻克大都”時稱：
自石敬瑭割燕雲於契丹，淪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名都燕京又光復了，……漢族人民反元民族鬥爭勝利的完成了。
不過，也有不少學者對元明“民族革命”的理論，持保留和質疑的態度。
最早提出異議的是吳晗，他在1936年發表的《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一文中寫道：
動機是民眾不堪經濟的、政治的壓迫而要求政權的讓與，最後才一轉而喊出民族革命的口號。……表面上，儘管是揭出政治的民族的解放口號，而在實質上卻完全是農民和地主的鬥爭。
吳晗
顯然，吳晗認為，元明更替的本質是階級鬥爭，而非民族鬥爭。
日本東洋史學家宮崎市定，曾將“元明更替”和“辛亥革命”拿來做比較，他認為兩者間存在很大的區別。
元明更替
“辛亥革命”有著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而“明取代元”則恰恰相反。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知識分子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元末民變時，以讀書人為主的士人根本不屑參加叛軍，叛軍也很少利用士人。
值得玩味的是，晚年的錢穆先生在《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及其《續篇》兩篇長文當中指出：
元明之際，士人普遍懷戀蒙元這一“大不如後人讀史者想像”的歷史現象。（當時文學從龍諸臣……或則心存韃庭，或則意蔑新朝。）
臺灣學者蕭啟慶，就元明之際士人的政治選擇做過一個很有意義的統計：
在統計的元明之際進士144人中，“忠元”型計87人，佔60.4%；“背元”型計45人，佔31.3%；“隱遁”型12人，佔8.3%。
從數據中可以看出，“忠元”型進士遠多於“背元”者，且以漢人和南人為主。
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中外歷史學家們，逐漸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元明交替”的本質是由階級矛盾引發的政治和社會革命，並非像人們過去慣常理解“民族革命”。
那麼問題來了，“元明交替”背後的“民族革命色彩”，究竟是在什麼時候被“塗抹上去”的？
事實上，明朝開國君臣對於蒙元王朝常懷感念之情。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曾說：“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
朱元璋
《明史》卷三《太祖紀贊》稱，朱元璋對待前朝的政策是“加恩勝國”，基本符合事實。朱元璋稱帝建國後一直強調，自己的天下不是取自元朝手中，而是得自群雄之手。
（元末）盜賊蜂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域。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他一直就沒有將元朝視為自己的“復仇對象”，就更談不上“民族革命”了。
錢穆先生還發現，明初文人“心中筆下，並無夷夏之別”，詩文中提到王朝更迭時，“皆僅言開國，不及攘夷”，這讓他倍感困惑甚至氣憤：所謂民族大義，光復漢唐舊統，誠千載難遘一機會，而明初諸儒似無此想。
普遍的觀點認為，元明交替的“民族革命”意味，大抵形成於15世紀中葉期間，這跟當時的“北虜之患”直接相關。
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
土木之變和庚戌之變，這是明蒙關係惡化的兩個標誌性事件。
土木堡之變
在這樣特定的大背景下，元明交替的史實被重新提上了檯面，“自然而然”也被添加上了“民族革命”的色彩。
像朱元璋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遣徐達北伐時發佈的《諭中原檄》，被後人反覆提及：
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
尤其在明孝宗時期，這篇檄文受到了士人的強烈推崇。
《皇明文衡》文本截圖
程敏政在編輯明人總集《皇明文衡》時收入此文，冠於全書之首，題為《諭中原檄》，作者署名為宋濂。
目前看來，這大概是該文最早引起明代士人的特別關注，後來諸本大都出自這一系統。
不過有趣的是，後來《皇明文衡》等書籍被收入《四庫全書》時，所載《諭中原檄》又被刪去了。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其具備“民族革命”印記的印象。
在明朝中後期，社會中普遍瀰漫著一股仇恨蒙古的情緒。尤其是嘉靖以後，伴隨著明蒙衝突加劇，情緒愈發明顯。
嘉靖皇帝
據說明世宗“苦虜之擾，最厭見夷狄字面……晚年每寫夷狄字必極小，凡詔旨及章疏皆然，蓋欲尊中國卑外夷也”。
明代知識分子李詡在《戒庵老人漫筆》中寫道：
餘家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國初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史書無所考見，姑記之以詢之熟典故者焉。
不過，有學者認為，明初確實多有諱“元”字而更名者，實系避朱元璋名諱。正因為明朝避諱不嚴，使得李詡沒有想到這一層。
更重要的是，李詡這本書成於嘉靖和萬曆間，由於俺答汗給明朝帶來的嚴重邊患，使得中原百姓對韃靼深惡痛絕。
俺答汗
將“元”改為“原”，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意味。此時將明初諱改元字的原因歸結於“惡勝國之號而避之”，倒也順理成章了。
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洪武年以元世祖入祀歷代帝王廟，到嘉靖黜祀元世祖，正印證了明朝對元朝態度的強烈變化。
明朝南京歷代帝王廟始建於洪武六年，“祭三皇至元世祖凡十六位，皆開基創業、有功德於民之主”。歷代帝王廟的入祀標準相當嚴格，洪武二十二年重建的歷代帝王廟，總共只有16人得以列入廟祀。
而秦漢以下帝王僅有漢、唐、宋、元四朝，漢高祖、漢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五人而已。像“千古一帝”秦始皇，都因“功德有愧”而不得入，甚至一度被列入廟祀的隋文帝后來也被罷黜。
可是，再這五位帝王中，居然包括一位出自異族王朝的君主元世祖！由此可見，明初君臣對於蒙元一朝似毫無惡感可言。
到了嘉靖朝，嘉靖皇帝下旨效仿南京祖制，在北京擇址修建新的歷代帝王廟。地點選在阜城門內大街的保安寺舊址，廟制基本照搬南京舊制。只不過，歷代帝王的塑像由神牌替代。
北京歷代帝王廟
嘉靖十一年初夏，北京歷代帝王廟建成；八月，嘉靖皇帝親臨致祭，出發前一天還不忘去太廟告知諸位先祖，歷代帝王廟換地了。
此後對歷代帝王的祭祀，於北京歷代帝王廟舉行。南京歷代帝王廟在清代被徹底譭棄後，北京歷代帝王廟成為全國絕版。
嘉靖二十四年，禮科右給事中陳棐兩度上疏，極言當黜祀元世祖：
胡元為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後驅胡之功彰。……臣固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皇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也。
這種的說辭，無疑是最能煽動君臣上下的民族情緒的。很快，自洪武以來入祀歷代帝王廟近二百年的元世祖，至此終遭罷黜，同時“並罷從祀木華黎等五人”。
元世祖之所以“被開除”，歸根結底還是民族矛盾激化所造成的結果。較之明初，明人對於蒙元的政治態度，可以說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在明代士人重新解讀的基礎之上，清末反滿排滿的時代思潮，給予了元明交替愈發濃厚的民族革命色彩。
武昌起義
清末的革命黨人，一開始就打著“恢復中華”的口號進行活動。顯而易見，推翻蒙元政府的明太祖，理所應當地成為了他們的精神偶像。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其革命綱領的逐步形成，直接受到明太祖《諭中原檄》的啟示。
- 1893年，孫中山首次提出要建立一個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的革命團體；
- 次年創立的興中會，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
- 1903年，他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 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時，此十六字口號同時成為同盟會誓詞，在《民報》發刊詞中歸結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
孫中山
畢竟，在辛亥革命之前，在三民主義所標舉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三者之中，民族革命是核心。
可想而知，倘若將元明更替定性為一場“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民族革命，對這些志在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黨而言，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1903年，章太炎在為鄒容《革命軍》所作序中，對“革命”的概念進行辨析：
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
章太炎
後來，他又在《民報》上撰文，重申“革命”與“光復”的區別：吾所謂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復’也。光復中國之種族也，光復中國之州郡也，光復中國之政權也。
在章太炎看來，“革命”一詞根本不能彰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革命性質。相比而言，用“光復”一詞來代稱更為恰當。
當談及元明革命性質時，孫中山與章太炎的關鍵詞完全相同。
1913年，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會的演說》中說到：迨至明朝，驅逐元胡，創種族革命。孫中山在這裡特意強調，明朝“創種族革命”，給後人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影響。
1906年，《民報》第五號卷首同時刊載朱元璋、洪秀全、孫中山三人像，題為“中國大民族革命偉人肖像”。這直接闡明瞭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與朱、洪二人一脈相承的關係。
1912年2月15日，孫中山在清帝宣佈退位後三天，攜南京臨時政府官員公祭明孝陵。與此同時，他還以個人的名義發表了兩個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謁明太祖陵文》。
孫中山公祭明孝陵
兩篇文告的內容大同小異，都是以明太祖民族革命事業的繼承者身份，向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報告“光復中華”已大功告成的消息。
在他看來，清帝退位、民國建立與明太祖“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民族革命的成功，其性質毫無二致，其意義可以相提並論，是以特意昭告於明太祖陵前。
在這裡再加個“彩蛋”：
在民國初年，袁世凱“嘗得明太祖畫像一幅，懸之密室，朔望頂禮，並私祝太祖在天之靈，祐其平定天下，復興漢業，意至誠懇”。
袁世凱
由此可見，不僅是革命黨人，連其他勢力範圍的政治家，依然將朱元璋當做頂禮膜拜的對象。
對明太祖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其影響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
1936年4月，經邵元衝、于右任、戴傳賢三人提議，國民政府決定將明太祖陵列入民族掃墓節祭掃範圍。
明孝陵
4月5日，國民政府舉行了隆重的祭謁明孝陵典禮。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主祭，時任行政院院長蔣介石、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等陪祭。
林森《祭明孝陵文》有云：“惟帝天授智勇，奄奠寰區，奮民族之威靈，復黃炎之疆域。”
抗日戰爭時期，在救亡的時代主題下，明太祖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
國民黨元老方覺慧，於1940年在其所撰《明太祖革命武功記》中，對朱元璋的民族革命勝利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太祖奮起淮甸，興師北伐，驅逐胡虜，卒能恢復中華，蔚成大業。夫湯武以諸侯而革君主之命，太祖以匹夫而革胡元之命，其武功不在湯武下矣。
明太祖革命武功記
蔣介石為該書作序，也極力表彰明太祖光復華夏的偉業：明祖崛起草萊，志期匡復，收攬豪俊，剪刈群雄，十五年間，遂成光復華夏之大業。
方覺慧一生出入軍政兩界，他為何要在此時撰寫《明太祖革命武功記》呢？卷首《編纂經過》對此做了詳細解釋：
溯自九一八事變以還，忠志之士，每引宋明致亡之軼事，警惕國人，以期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挽救危亡，其用心可謂良苦矣。
然此不過一時之激勵，徒供嗟嘆慟哭而已。何若將明太祖革命武功，及其恢復中華之史實，詳加闡揚，俾得以提高國民自尊自信之決心。
……此餘編纂《明太祖革命武功記》之動機也。
在抗日戰爭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明太祖又一次充當了國人的精神偶像。
有關元明革命的民族主義想像以及明太祖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再次向我們詮釋了一個“有趣”的命題：
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全文完）。閱讀更多 仁波切的奇幻漂流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