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生活是文學之根本。但生活必須靠自己去解讀，去體悟。
著名作家王蓬是跟隨蒙冤的父母從城市流放到陝南農村的，那年王蓬十歲。稚嫩的連生活概念都沒有，但生活卻不由分說地把他扔進了荒陌的、做夢都夢不到的農村；十歲，“還沒有鐵鍁高”，就開始加入“娃娃社”夜裡翻地，拿著鐮刀漫山遍野去割草打柴；然後就是“三年‘瓜菜代’‘吃食堂’，險乎離開人世”。
十六歲那年，王蓬初中畢業考取中專，但因政審落選。接下來是整整十八年的務農生活。稚嫩的肩膀，壓著百十斤的糞擔夾在人群裡在窄窄的田埂上奔命，中途一絲不能停歇；十七歲，作為生產隊的兩名先遣隊員之一，揹著沉甸甸的棉被、糧食、工具，手扒危崖，腳踩險峰，去給修渠的民工搭茅庵。王蓬曾寫到:“手扒著崖石一點點地移動，下面是嗚濺著溪水的深谷,此時提醒自己不敢害怕，緊緊跟隨別人不能落下。”
如果王蓬要罵娘，或在文字裡發洩，我覺得也沒法厚非；或者鬱悶，愁苦，徹底禿廢，那也正常。可王蓬沒有，依然燦爛，依然“寬厚明媚”。這是一個讀者留言。我認為“寬厚明媚”正是王蓬狀態、精神的準確寫照。
對於命運給予的，王蓬沒有怨言，很少跟人說起自己的經歷。陳忠實先生說“王蓬是一個對災難和痛苦承受力極強的人”，其實不光王老師，所有生命都有他人無法理解，自己難以預想的承受力。承受力是生命頑強的潛力和張力。災難沒有來臨的時候，人覺得自己肯定承受不了，其實當災難真正降臨，人照樣能夠承受，堅韌地承受——除非你不想承受，除非你甘願做一個怯懦無骨的人。
人承受痛苦是為了希望和尊嚴。王蓬父親謝世後，他把父親安葬在秦嶺腳下，說“考慮到父親在秦嶺腳下這片土地整整度過了四十個春秋，已與這片土地溶為一片，應該讓他安睡在這裡”。在為父親選址築陵制碑的同時，也為自己“日後亦當歸此”預立碑石碑文：
他因在這片土地上生活而寫作，
他的代表作是父母親的墓誌銘。
一個上海讀者說王蓬作品潛伏著社會批判的切身經驗，並讚揚說“貴在悲憤”。光悲憤有什麼意義？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是自己的，不是用來和別人較勁的。生命的概念不只是活著，生命必須有價值和尊嚴。這價值、這尊嚴就是絕地求生的信念。有了這信念，人就有了不畏苦難，戰勝苦難的勇氣和決心。你知道不能被苦難湮沒，你知道你必須從苦難裡爬起來，走出去，哪怕苦難大如山，你也要站在苦難的山頂，審視苦難。
王蓬在深重的苦難中領悟了生命的尊嚴與寶貴。他把自己從悲憤中超拔出來，站在苦難的大山上咀嚼苦難，領悟生命真諦。他知道，讓生命精彩才是對生命最大的珍愛與尊重；飽滿昂揚地活著才不愧生活的所有饋贈。他深愛著這一片土地，深愛著包納他，幫助他的每一個人。他說父親在“這片土地整整度過了四十個春秋，已與這片土地溶為一片”，其實真正和這片土地“溶為一片”的不僅是父親，也是王蓬自己。從十歲到農村,三十四歲結束農民生涯，幾十年的苦難、屈辱，像血一樣浸滲在這片土地裡，他的心志、他生命的過去和未來，都在這裡孕育，在這裡發芽，在這裡生長。他離不開這裡，也從未想過離開這裡，這帶給他苦難但又給予他豐沛營養的土地，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使命。
陳忠實先生曾在《秦嶺南邊的世界》中感嘆：“經歷過如此巨大如此持久的災難的人，到了他可以說話也有能力說話的時候而不說，不是暫時不說而是20餘年都不予訴說……這個王蓬對於痛苦的承受能力就是非凡的強大而又深刻的了。”陳忠實先生的評價，充滿著對王蓬的敬嘆和讚揚，但我想要說的是，王蓬不是不說，他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境界在說。
02
《山祭》所寫，與王蓬的生活密切相關。正如他在《〈山祭〉再版後記》所說：“一切都如《山祭》開頭描寫的那樣，甚至地名都沒有改變。”但《山祭》的生活絕不是生活原版，而是生活的昇華。
王蓬對秦嶺大山充滿珍惜與愛，對與他朝夕相處的山民心心牽念。他為他們有酒一起喝，有肉大碗吃的憨樸民風感動，為他們老少同歡，臉紅聲高，酣暢淋漓吃“刨膛”歡笑。想到“幾乎整個觀音山的全部農戶都沒錢糧可進，將近一半還要倒找超額糧款”，憂愁難耐，生怕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像倒羊圈一樣死上一坪”；一夜暴雨，山民們被逼苦戰一個冬春修成的“梯田”、“塘庫”被衝劫無蹤，“整個山溝裡的男女沒有人心疼，沒有人惋惜”，但王蓬心疼，怒怨“造物主太不公平了！本來就給予了他們一個嚴酷殘忍的環境。還有許多人為的禍害，在山裡人本來就艱難、艱辛的生活裡上又橫插鋼刀”。
但王蓬筆下的山裡人，絕不是傳統文學中一味淳厚善良的山裡人。王蓬一面滿懷熱情謳歌山裡人的憨實、淳樸、善良，一面又滿含熱淚痛徹心扉地鞭笞山裡人的愚鈍、麻木、惡毒，甚至殘忍。陳忠實先生說他第一眼看見王蓬，覺得他比他的父母更像農民。人都是環境塑造出來的。但王蓬不是一個普通的農民，更不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農民，他繼承了知識分子父母的睿智、靈性；在那深重苦難的歲月裡，在那一家連一家都是農戶的農村裡，他有一個連陳忠實都羨慕的“書房”，書房裡擺著世界名著和中國名著。陳忠實先生曾在《秦嶺南邊的世界》一文裡風趣又感慨地寫到：“托爾斯泰和魯迅以巨大的興趣和不無驚詫的眼神，看著這個崇拜他們，屢屢在他們博大的愛心裡顫抖流淚的中國張寨村的青年，瞬間竟會身手矯健地把一頭大豬壓倒在屠宰臺上”；他還有京畿之地“長達四年足以抵償過去所有不幸”的“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的學習經歷。於是，王老師筆下的山民不再是他所熟識的感激的具體的山民，而是承載著人性美善與醜惡的山民。他們的存在和發展，他們的命運和遭遇已不再關乎陝南、陝北，不再關乎你、我、他，而關乎整個世界和人類。《山祭》裡的山民形象，早已跳脫出了八十年代平面化、臉譜化和符號化的舊窠。
“早先，最擔心發動不起群眾……豈料，第一個回合下來，剛剛初步揭發了姚子懷、南春官、郭鳳翔的罪行，就把山石一般憨厚的群眾激怒了。單是隊會計郭鳳翔剋扣救濟糧和救濟款，三間大瓦房垮了，居然又蓋起三間大瓦房；隊長南春官多吃多佔；姚子懷年年打滾野牲口多，會搞女人……就把他們激怒了。”
“就有人撲上去，拳腳並用，抓發按頭，就像打山時，對待野牲口那樣來發洩怒火。姚子懷的拒不承認，山民們怒不可遏，他們拿出比對付野獸的“燻拱豬子”、 “頂磨盤”等辦法對付姚子懷，而所有這一切，就為了姚子懷比他們招女人喜歡。
曾經一溝人餓得等死，姚子懷帶頭墾荒拓地，餓慌了的人個個跟著開荒救命，還高興地說：“反正人總得吃飯呀。”但當姚子懷因拓荒背上“分田單幹”的罪名要被逮捕時，除過瞎癱老漢，全都縮得不見人影。
面對這麼一群殘忍自私，忘恩負義的山民，我們能說什麼？王蓬寫道：“山溝裡的男男女女聽了蔡萬發的報告，既不振奮，也不激動，倒覺得熱鬧好奇。呆滯頑愚的臉上流露出驚奇的美容。在他們看來，燒荒種地也好，割竹伐木也好，學習大寨也好，反正都是幹活，反正人生下來，人活著就是幹活的。”
因為要修大寨田，大人都出動了，孩子們只能放在家裡。有老人經管的還好，沒老人孩子就遭殃了。下臺幹部郭鳳翔的小孫女在火塘邊烤火睡著了，滾進了樹根燃著的火塘，渾身燒得潦漿大泡，沒一處周全。扛子崖南永陳一歲的小兒子掉進火塘，硬活活被燒死了。
王蓬這樣寫到：“唉，山裡人在這類事上同樣表現出驚人的渾厚和愚頑。孩子燒傷了，挖些草藥來洗一洗，貼一貼；死了，用幾頁木板釘了薄匣子，挖個坑埋掉，傷心一陣也就完事。既不怨天，也不尤人。”
陳忠實先生說王蓬的作品有一種“特異的氣象”、“獨稟的氣性”，不是別的，就是超乎尋常的大悲憫，大胸懷，是站在人類、人性的高度，對世界的解讀，對人性的關照。
著名作家王汶石曾在評論王老師《山祭》的《人們總想了解一點社會和人生》一文中，讚揚王蓬嚴肅的現實主義手法時說：“請尊重他們，全面的關照他們，不要讓他們過分難堪吧！”
但王老師對這些山民的關照，絕不僅止於不要讓他們過分難堪，他太瞭解他們了，不忍只對他們的苦難做簡單複述。他是他們的一員，他理解他們的疾苦，思考他們的遭遇和命運，以及造成的原因。他說：“觀音山的種種人與事再次困擾心頭。但這時，我對那裡的認識已不僅僅停留在人物與事件上了。”
莫言說：“只有描寫了人類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人格導致的悲慘命運，才是真正的悲劇，才可能具有‘拷問靈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憫。”
王蓬正是從人性，從人的生存去拷問人的靈魂。他的拷問不摻雜任何個人得失，他的人物因為這大關照、大胸懷凸顯出飽滿的多維的光彩，他的作品以及作品的細節都因為這大關照、呈現出雲捲雲舒大氣磅礴的氣象，和高山雪冠般純淨的品格。
03
姚子懷是《山祭》裡的主要人物，是山民、打山子們的英雄和精神領袖。在作者筆下，姚子懷彪悍勇猛，身形筋瘦，有金錢豹一樣的威勢從容，有紅栒木一樣的堅挺柔韌。他剛毅果斷，槍法一流，他打草廘、岩羊、狐狸之類，講究從眼睛、口腔、耳朵進子兒，免得傷了皮毛；他單臂舉土槍，打天上飛鳥，手舉鳥落，打野雞一槍不落兩隻算數。姚子懷具備打山子應該具有的所有優點，打山沒有姚子懷，人多狗眾，也顯得陣容萎靡，士氣不振。就連姚子懷馴養的獵狗都具備他的許多素質，機敏兇猛，英勇堅韌。在龐聾得被狗熊抓起來，又揉麵團似的摔到腳下時，王蓬寫到：所有攆山狗都圍上來，在四周狂吠，但沒有一隻敢帶頭撲上去咬。假如大黑、二黃在，準定帶頭，群狗一擁而上，那黑瞎子便肯定回頭對付狗而放掉人。
在姚子懷身上，作者傾注了太多的敬仰和熱愛。
讓我們看幾段關於姚子懷的描寫吧。
在山崩地裂般的吶喊批判聲中，郭鳳翔像只狡黠的野狐，南春官像只被打懵的草廘，唯有“姚子懷面不改色，沉著鎮靜，恰似一隻陷入重圍，卻又不失威風的金錢豹，聽見嗚嗚的牛角，和狂吠著包圍上來的攆山狗，它卻無所畏懼，漫不經心，不慌不忙地選擇一處有利地勢，躍上塊突兀的岩石，尾巴低垂，豹頭高昂，鬍鬚直立，豹眼環睜，目光如電，只清掃一眼四周，攆山狗便全被震懾得匍匐在地，屏氣斂息，不敢上前”。
姚子懷被捕的前一夜，被關押的姚子懷突然不見了，慌得工作組、基幹民兵滿山找，直到黎明時分，有人在大豁口發現了姚子懷：姚子懷渾身血汙，衣衫襤褸，抱著被咬破肚皮的二黃，旁邊是一隻腦袋被擊碎，腦漿迸出，塗了一地大得出奇的公狼，還有嘴裡依然噙著只死去的青灰母狼的大黑。“無論活著的人或狗，還是死去的狼，全都神情木然，眼光呆滯，泥塑木雕一般”，“一時間，無論是追鋪姚子懷的人，還是狗也全都呆呆站在山坡，彷彿忘記了自己是來幹什麼的”。
大黑丟失了，宋土改以為姚子懷會發作起來，“罵花雞”，與誰拼命；至少也要在山溝裡耍一耍威風。“但姚子懷神情鎮靜。他只是到大黑平時愛轉悠的幾條山溝、山樑、崖洞轉了一圈，似乎就料定事情已無可挽回，難有結果。他不再找狗，只蹲在老鷹崖頭吸葉子菸，一袋接著一袋，縷縷青煙中，他神情陰冷深邃，目光充滿憂慮，更加顯得諱莫如深，不可猜測……”
“只是”，“只”，還有那“縷縷青煙”、“陰冷深邃”、“諱莫如深”，那一刻，我恍惚覺得作者寫的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他的父親，讓他敬重讓他愛戴的父親。但姚子懷死了，死在最後一次打山時，死在一頭野豬的獠牙下。
“姚子懷猛地蒼老了一截。身材更加瘦小，背也更駝了，夜間‘咔兒咔兒’的咳嗽不斷傳出，白天若無事，便靠了竹椅，打陣瞌睡”，但“唯獨一件事，他不服老”，“打山，對付野牲口，他不允許任何野牲口在他眼皮下猖狂”，黑子狗熊成群結隊出來糟害莊稼，“這是姚子懷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三十一章第四節是這樣敘寫那一段狀況的：“幾年光景，呆愚的山民也講起了經濟效益，學會了比較換算”，“八九月間，正是撿木耳，收香菇，搖土蜜，挖天麻的黃金時節。收穫旺季，耽誤一天，少收幾十上百元哪。買白米細面都儘夠，那點包穀，值球幾個錢，野獵狗熊要啃就啃去，還嫌難得盤。”
但“姚子懷的決心沒有動搖”，他拿出“早年間打山子頭兒的身份”登門去約打山子們出山圍獵，打山子們表面客氣，實則敷衍胡弄，繼續忙碌他們掙錢的生意。姚子懷被激怒了，被打山子們可鄙的行動激怒了，“一個獵手剛毅的血液依然在他血管裡奔竄”，他罵那些只顧經濟實效，不顧打山子自尊的山民“羞先人去，把火槍折了，做撥火棍去”。“他罵得那些打山子們低下頭後，就獨自帶著火槍，帶著大黃、二黑上了山坡”。
看著那被狗熊野豬糟踐得七零八亂，滿地狼藉的莊稼，想著“狩獵護秋的緊要關頭，觀音山竟是一片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昇平景象”，姚子懷心疼不已，憤怒不已。
看著二三十頭野豬在郭鳳翔的苞米地裡肆無忌憚大嚼大咽，“姚子懷紅了眼，急得跺腳”，慨嘆“要有十來杆火槍一齊出動，什麼陣仗。多好的一場殲滅戰。這可是老打山子一輩子也難遇上的一次機會”。
但唯一跟著姚子懷的，只有宋土改。
可就此撤退，悄悄地走開，姚子懷連想也沒想，“他想到的只是怎麼能多撂倒一隻野豬”。又是“只是”，簡簡單單的一個“只是”，把姚子懷骨子裡的純粹與堅持寫出來。宋土改想勸姚子懷，可他知道沒用，“姚子懷認準的事，幾乎沒人能阻擋得了。這幾年，山溝裡各家各戶都生著法兒變錢。唯獨姚子懷認為山裡人種莊稼、打坡才是正兒八經的營生，其餘都是邪門歪道，不屑一顧”。姚子懷和冬花依舊起早摸黑種洋芋，點黃豆，“終年四季修溝，拔草，守號，收割。莊稼是比哪家都務作得好。野牲口也比哪個打山子都獵獲得多。姚子懷也就更加固執地瞧不起那些栽天麻，務木耳，栽香菇的主兒；瞧不起他們不肯下苦力務作莊稼；瞧不起他們整日為市場跌漲的價格欣喜或犯愁；尤其瞧不起他們放棄打山子的神聖職守，聽憑野豬狗熊佔山為王，橫行霸道”。
但畢竟二三十頭野豬，畢竟只有兩個人，畢竟姚子懷用的還是那杆伴他一輩子，對他來講如同大兒小女一樣，烏漆發亮的土槍……
姚子懷的葬禮極盡哀榮，“一個一輩子擊斃過無數野獸，威震山林的打山子，竟然失手在一隻野豬手裡，這似乎是整個觀音山打山子的恥辱”，姚子懷為此死不瞑目，“那眼皮包著的玻璃球的眼珠久久沒有合上，像是有許多恩仇德怨尚未了卻；本來就起皺的眉頭緊緊鎖著，彷彿回顧什麼驚心動魄的往事……”
所有人都感到了羞愧，甚至無地自容，所有人“都放棄了要冒雨搶摘的木耳，須臾不可離開的菇房，頻頻探視曾在許多年裡，帶領他們征服山林的老打山子”。
“不光去了的人，整條山溝裡的男女把千言萬語重重地凝嘆成一句：‘唉，姚子懷一輩子……’”
“那些日子，彷彿大廈將傾，山也岌岌可危，人心裡全空落落的，彷彿失去了屏障，沒了保證。”
“年逾花甲的南春官重操舊業，手顫巍巍地捧著羅盤，拿出看家本領，為姚子懷選擇了一塊頭枕老鷹崖，腳臨觀音溝，坐北朝南，寬敞向陽”的去處作為墓地。
“墳頭砌得高大威武，莊嚴雄厚。”
南春宮臨走，“又回過頭，用眼照了一下，扶正了墳頭的一塊石頭”。
我一直在探尋《山祭》要祭奠的精魂，看到這裡，我猛然醒悟，作者要祭奠的，正是姚子懷這像山一樣，被打山子們丟了，忘了，但依然存留在人心深處，依然備受敬仰的骨氣、正氣和勇氣。
▲著名作家王蓬近照
書的結尾耐人尋味，墓地上一切該做的都做完了，但人們久久不願離去，悲哀、惋惜、內疚、悔恨瀰漫在觀音山的山空。
姚子懷的哀榮是人性與傳統農耕的哀榮。對於祖祖輩輩生活在閉塞、貧困、艱苦環境中的山民，吃飽穿暖就是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他們終極的目標。早些年，人被捆在不死不活的土地上，不讓打獵；現在，地分了，又不好好經管，都跑去變著法掙錢，把獵人的骨氣、尊嚴、熱血全丟了——其實他們何曾成為過真正的獵人？獵人的氣韻獵人的精魂又何曾真正灌鑄進他們的骨頭？“民以食為天”，無可厚非，亙古不變，但人常常為了那一口食放棄很多東西，包括追求和堅持。為了那一口食，人常常可以出爾反爾，大打出手，笑媚迎承。為了那一口食，人甚至忍心毀掉別人、親人乃至恩人，成千上億倍的財產，和生命。
在各家各戶都急著想法掙錢的時候，姚子懷獨自上山，決不後退，即使在生命垂危迴光返照時說的最後一句話還是：“球，只要你這會把我抬上‘交口’，我還能打！”姚子懷是在以生命捍衛打山子的尊嚴，以生命向洶湧而來的經濟大潮挑戰。但就在姚子懷堅持，鏖戰的時候，更多人隨潮流而去。為了掙錢，為了經濟利益，打山子的自尊不要了，祖祖輩輩視為生命的土地也不要了。
在姚子懷的葬禮上，在大多數人惋惜、內疚、悔恨的時候，郭鳳翔“也許會在悲哀惋惜之中也摻著某些內疚，也許並不”，“郭發丁以村長的身份主持完葬禮，又忙著安慰家屬，告誡後人，十分得體地執行著他應盡的責任”。
告誡後人，告誡後人什麼？不要獨自打山，連姚子懷都被野豬刺死了？不要再糾纏那一點苞谷，天麻、木耳、香菇還不如你那一點爛苞谷？還有“得體”，還有“應盡的責任”，加上“也許內疚，也許並不”，這是怎樣的人情冷漠？這是怎樣的只對金錢對經濟執著和狂熱！就傳統農耕而言，這是不是一種悲哀？就姚子懷至死堅持的打山子精神而言，這是不是一種悲哀？！
姚子懷的哀榮，不是姚子懷的哀榮，是經濟大潮對人性，對傳統農耕的撞擊，是傳統農耕和人性的誓死不變，對經濟大潮無畏地堅持與挑戰。
天地合，乃敢與君絕！這絕美的愛情詩，又何嘗不是絕美的情感、理想、信念詩？堅持有時候會成長為固執——姚子懷鄙視那半自動槍就像鄙視電子錶、燙髮頭一樣；憨愚在一定條件下也會演繹成罪惡和如洪水、蝗蟲般的災難。這是一場沒有硝煙永不停息的戰爭，誰勝誰負，沒有人說得清，打山子們說不清，姚子懷也說不清。但時間知道，歷史知道，姚子懷與所有打山子們的故事就是時代的故事，深深烙著時代的印跡。
無論誰勝誰負，誰對誰錯，姚子懷都是光彩照人的。很多時候，很多事，精神比結果更重要。正如魯迅在《最先與最後》中所讚揚的，“敢於單身鏖戰”，“具有韌性的反抗”，“鍥而不捨”，“不恥最後”，“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樑”。
姚子懷對打山子精神的堅守，就是對中華民族精魂和脊樑的堅守與堅固。
《山祭》最後一段的山景描寫很美，也很有深意。
“太陽一照，山谷澗卻又飄起氤氳水氣，灰白雲霧，隨著乍起的山風，迅速扯開，忽似奔馬，忽如游龍，瞬息萬變，姿態萬千。來了，卻又牽扯起來，結成一條寬寬的雲帶，橫在秦嶺山腰，橫在趕路人的眼前……”
路迢迢兮多險，橫在山間的是什麼？橫在趕路人眼前的又是什麼？最關鍵的，在那橫著的東西面前，人會怎麼做？該怎麼做？怎麼做才能讓人一路平安，一路陽光燦爛，一路心神靜安？
04
最後要說的是宋土改，也就是《山祭》裡的“我”。“我”不是山裡人，僅僅算是一個局外人。但“我”來到山裡不久，就被捲進了一系列的運動，正如“我”自己所說：“我犯下那麼巨大的罪孽，給冬花一家，不，應該說給整個觀音山人帶來那麼深重的災難”。於是，“我”又成了參與者，成了當事人，成了害人者，也成了受害者。
但“我”不是蔡萬發，也不是陳組長，“我”身上沒有蔡萬發那膿瘡一樣的惡臭，也沒有陳組長那奸猾世故的陰暗。“我”犯了很多錯，但“我”不是為了利益，“我”為的是理想。
“我”的理想純潔、高尚、不摻假。我渴望得到組織信任完全不是迫於形勢，而是發自內心。我朝聖般地去給組織彙報思想，反映情況，有時甚至單單“為見幾位可尊敬的工作組同志”。我“顧不上和冬花說話，“心裡無時無刻不在牽掛著偉大的‘四清’運動”；我預感到我和冬花不幸的結局，知道事情肯定完了，但“我對自己最瞭解，認識最清楚，恐怕什麼東西也動搖不了我對革命對黨的追求和信念”；因為冬花，我在依戀與決裂的痛苦中煎熬，但我懸崖勒馬，經受住了考驗；失去冬花令我懊喪，但我並不後悔自己的選擇，我為自己當初沒有喪失階級立場慶幸。
我彷彿一條溪水，爬過高山，跌過低谷，穿過巖縫，也滲入過泥土。但無論怎樣，“我”是溪水，“我”微不足道，但“我”的品質是明澈的。“我”從小學就一直擔任幹部，回鄉務農也一直是積極分子，山區需要一名民辦教師，“我”連想都沒想，當場就表了態，生怕別人說“我”沒覺悟，不積極。“我”一直按照組織寄予“我”希望的那樣要求自己，“我在做班團幹部時就給自己定下了原則：對黨，對組織，對上級領導一定忠誠老實”，即使“我”因揭發被同學被罵成“秦檜”、“活埋人”“我”也不曾退縮。
“我”也有過疑慮、疑問、動搖，但“我”為自己覺悟低水平低深深羞愧。“我”對陳組長欽佩得五體投地，我因能得到陳組長的信任激動得“渾身戰慄，熱血沸騰”。“我”終於在陳組長一步步引導，鼓勵下又一次成了運動的積極分子，成了運動的工具和突破口，“我”對此感到自豪，以未過門女婿的身份對姚子懷做了一個多小時的揭發和批判。甚至在陳組長緊急佈置完第二天召開大規模批判會，當場逮捕姚子懷，然後嚴肅而親切地拍著我肩膀說“要警惕，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時，我發自肺腑地呼喚：“讓階級鬥爭的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對“我”這個人，我始終恨不起來——不是恨不起來，是一種比恨更深，更復雜的情感。溪水流過石縫，就有了石縫的樣子；滲進泥土，就有了泥土的味道。可這石縫、這泥土全不是溪水的本意，也不是溪水能夠奈何，能夠改變的。彷彿金盆玉碗被裝了惡臭——這個比喻有點蹩腳，因為水不是盆碗，沒有碗盆的固我與拒絕，水有極強的可塑性和被浸染性。我有點可憐“我”，多少也有點為“我”不平。
“我”最後因為愛真正卑劣了一次，害得聾得殘廢，冬花不幸，讓人恨得牙根癢癢，恨得想抽他嘴巴，但那恨依然不是真恨，不是仇恨，是恨鐵不成鋼的恨，是浸滿痛惜浸滿憤惋的憾恨。
“我”對自己是厭惡的。“我”說“我”逼所有參加婚禮的男人去“護坡”是“一個惡毒的主意”；“我”把“我”一再逼大家去“護坡”醜惡心理的遮羞布撕得一絲不剩，說“一切都是赤裸裸的”，說“這完全是自己出自一種陰暗、嫉妒、自私、不敢見天日的卑鄙念頭，罪惡，難以洗清的罪惡，滔天的罪惡”。
我犯罪的過程是清醒的，痛苦的。對給龐聾得造成的不幸，“我”的懺悔是真誠的，“我”死死抓住擔架不放，不讓人換；“我”一個人站在老鷹崖頭，不止一次想要應該突然或無意踏失了腳，掉進另一個世界。
在宋土改身上，人性的光耀、人性的醜惡，人性的脆弱以及人性可修可復結集糾纏。冬花和聾得的婚禮，把宋土改所代表的人性醜惡和龐聾得所代表的人性光芒同時推向了極致。
冬花是觀音山最美的女子，龐聾德是觀音山最醜的男人，冬花因為種種遭遇最後選擇了龐聾得，這讓宋土改妒火中燒，在婚禮當日，以“永不走的工作隊”身份，惡毒地揮舞著胳膊，驅趕所有男人上山護秋，去轟野豬，連龐聾得也不放過。
龐聾得第一次收拾得有模有樣，“臉模洗得乾乾淨淨，頭髮搭水梳得整整齊齊，一身對門襟藍布制服，一雙嶄新的解放膠鞋，只是腿兒太短，褲子長了，挽了兩圈還拖在地面。除此而外，居然人模人樣，見人笑眯嘻嘻，比平時順眼多了”，以至於參加婚禮的人都說“打扮一下，兩人怪般配的”。
可宋土改硬是蠻橫地怒喝著催促著把龐聾得和所有參加婚禮的男人們趕上了山。誰心裡都明鏡似的，龐聾得、冬花對此更是心知肚明，心懷梗蒂。
但當足有五六百斤，水牛般大的狗熊張著大嘴，露著尖利的牙齒，嚇得宋土改腿軟心跳的時候，龐聾得卻“直立了身子，腮幫鼓滿了勁，使勁地吹動著牛角”，沒有一絲怨很，不做一步退縮，儼然就是一個頂天立地浴血奮戰的戰士！
宋土改以為狗熊要撲下來，慌亂中舉槍扣動扳機惹毛狗熊。狗熊真的向宋土改撲過來了，在這千鈞一髮萬分危急的時刻，龐聾得放了一槍，把狗熊引向自己一方。
此刻的龐聾得是多麼光彩照人！還有那些被“我”害過的山民都原諒了“我”，除過情急之下姚子懷罵了“我”一句，推了“我”一掌之外，沒有一個人抱怨、指責、痛罵“我”，甚至也沒有流露出不滿神氣。回到家，“我摒住呼吸，立起耳朵，也沒有聽見一句議論我，抱怨我的話”。
就連那個愛過恨過“我”的冬花，最後也是不卑不亢寬厚而真誠地原諒了“我”。
正是這光彩照人的人性光芒，和“我”真誠的悔恨喚醒了“我”，拯救了“我”，使“我”從此以後真正開始思考生活，並勇敢地義無反顧地為拯救自己的靈魂，彌補自己給山民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接受懲處，放棄個人利益。
龐聾得不是神話英雄，是一個真真切切的現實版英雄。龐聾得長得很醜；狗熊來了，龐聾得也嚇得就跑。但惟其這樣，才真實可信；唯其這樣，才更具有感染力，更值得尊重和敬仰。
山民們對“我”的態度，就是王蓬對“我”的態度。這是怎樣仁厚的諒解，這是多麼洞達的悲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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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是生命流淌出來的歌。當你把自己站成了山，你就有了山的姿態，山的氣度；當你擁有了山的氣度和胸懷，你就有了藏汙納垢，化濁臭為清澈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當你具有了山的高昂雄闊，和山化濁臭為清澈，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你的作品就不再是山的影像，山的複製，而成了山的神魄，山的精魂。他們是從山的體內流出來的，帶著滿滿的清韻，帶著足夠的溫熱，彷彿山泉剛從地下湧出，甘甜清冽，不枯不竭；就像霜粒正在被曬化，煮熟的牛奶般在山間騰溢，柔滑醇香，磅礴飄逸。
不光思想，還有技法。諸如“夢遊者一樣颳著的山風”，“著了魔似的想法如蜜蜂圍繞著芬芳四溢的鮮花上下飛舞留戀不去”瑰麗想象；“曲調末了，又輕快歡樂起來，就像太陽驅散了雲霧，天瓦藍，日光朗耀，溪水明靜，野花盛開，一派昇平牧歌景象了”的通感手法；還有那“打山子們長年累月都在重複這種古老而科學的戰爭”，看似平樸，但卻一字不能加，一字不能減，字字精準到位，分量十足的詞句，和那或恢宏悲壯、或嫻靜柔美，讓你凝佇，讓你小憩的各種“閒筆”，無一處不讓你欣然，狂然，忘乎所以然。
賈平凹先生曾在《王蓬散文集序》裡說：“我並不滿足在他的作品裡尋找燦爛，王蓬是有理由和能力使他的燦爛逼耀我目。”賈平凹先生“逼耀我目”的期待是有依據的，這依據就是賈平凹先生以文學大師的銳目，早已洞悉了作為文學的山的王蓬的能力和能量。
李紅，女，現居北京。陝籍作家。大學學歷，陝西省作協會員。曾在《詩刊》《光明日報》《陝西日報》《文談》上發表作品。著有百萬字的三卷本長篇小說《潮起潮落》《潮起潮落（一）》《潮起潮落（二）》均已出版，廣獲好評。《潮（三）》正在付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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