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永進:歷史大潮中的愛建

範永進:歷史大潮中的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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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大潮中的愛建》作者範永進,現任愛建集團黨委書記、副董事長。2012年5月由上海市金融辦調任愛建工作,此前,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他在上海市政府經濟金融管理部門工作了二十多年,先後在外經貿委、外資委、證管辦、重組辦、金融辦工作,長期和外資企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金融機構打交道,有很多切身的體會。

◆到愛建工作的七年多時間,他感覺到自己的身份出現了三大變化。第一個變化是從政府到企業。這是比較大的跨度,由政府官員轉變為了企業領導。第二個變化是從宏觀到微觀。原來比較多的是從市政府的層面、從行業領域的角度考慮問題,到了企業裡面更多考慮的是產供銷、人財物等比較微觀的方面。第三個變化是2016年市委市政府宣佈愛建經過戰略重組迴歸民營,他的身份又從體制內轉到了體制外,從黨政市管企業領導變成了民企黨委領導。

◆他結合這些經歷、轉變以及愛建40年的歷程,從三個方面闡述了對“歷史大潮中的愛建”的思考。

範永進:歷史大潮中的愛建

2019年8月27日,在愛建公司迎來40週年之際,愛建集團與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聯合舉辦“大力支持民營經濟、深入國企改革研討會暨紀念愛建公司成立四十週年座談會”。愛建集團黨委書記、副董事長範永進(右)在座談會上作題為《歷史大潮中的愛建》的主旨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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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百餘年來五代企業家與愛建老一輩

(一)五代企業家

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今天,一百七十餘年的歷程中,中國已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發展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從封建小農經濟進步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企業”的概念從國外被引入中國,現代概念的企業家也從無到有,形成了不同時期較為典型的五代企業家。

洋務運動催生了第一代企業家。兩次鴉片戰爭的失利使得國人意識到操辦軍工廠和企業的急迫。當時的企業主要是官辦、官督民辦,包括江南製造局、招商局等。後來1894年甲午戰爭的戰敗,宣告近三十年的洋務運動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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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代企業家的風雲人物鄭觀應、張謇

實業救國聲浪中產生了第二代企業家。1900年前後,因為要尋找中國出路,清末張謇提出實業救國。當時還有革命救國、教育救國等,而實業家提出要實業救國。其中,榮毅仁和他的榮氏家族,就是當時的典範。愛建的劉靖基、唐君遠等老一輩領導,當時也都在上海、無錫、常州等地辦企業,進行實業救國,而且都闖出了一片天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企業受到重挫。1949年以後,中國實行計劃經濟,1956年開始實行公私合營,這期間中國大陸民營企業家也就基本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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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初期誕生了第三代企業家。比如步鑫生、馬勝利等當時都是比較有影響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個時期小平同志號召紅色資本家榮毅仁、王光英、劉靖基等“出山”。劉靖基在上海創辦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愛建公司),榮毅仁在北京創辦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中信公司),王光英在香港創辦光大實業公司(光大公司)。第三代企業家中,舊中國的民族工商業者在新時代洪流中承擔了重任。

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成就了第四代企業家。如復星集團郭廣昌、大眾交通(集團)楊國平等。

第五代是2000年起出現的新興業態創業者。如創辦阿里巴巴的馬雲、盛大網絡的陳天橋、騰訊的馬化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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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3日,範永進在阿里巴巴集團與馬雲合影

五代企業家承前啟後,追求著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為近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二)五代企業家的若干特徵

縱觀一百多年來的五代企業家,不同於西方依靠血緣一代一代傳承,他們靠一種情懷,一種精神進行傳承。從血緣關係的角度上看,他們是斷裂的。這裡面有制度變遷,內外戰爭,意識形態等諸多原因,但是他們依然有顯著的共同點。

1、充滿家國情懷的中國特色。前兩代企業家使命鮮明,緊緊圍繞救亡圖存、實幹興邦,後三代企業家遇上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好時代,他們或主動、或客觀上都在為國家民族貢獻力量。

2、緊扣時代脈搏的代際特點。五代企業家每一代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每當時代發生變化,就會湧現出新一代的企業家。代際的區分不是簡單按照年齡段來分,而是根據特定歷史時期的企業和企業家特徵來分。每一代的劃分都緊扣中國歷史發展的時代主題。

3、順應制度變革的社會特徵。縱觀五代企業家創業的制度環境,反映了中國製度和體制向前演進的過程,每一代企業所面臨的發展環境都是在朝現代化的方向前進。

(三)愛建的老一輩

愛建的老一輩可以說和其中三代企業家都有關係。1919年,五四運動極大地激發了愛國工商業者的“實業救國”夢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愛建公司的主要創辦人劉靖基、唐君遠先後在常州、無錫、上海等地辦企業,愛建公司初創時期的其他主要領導人陳銘珊、郭秀珍、楊延修等,也分別在上海等地經營企業。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愛建老一輩毅然選擇留在上海,以實際行動支持新中國建設。50年代公私合營中,他們發揮了“跑頭馬”作用,繼續為社會主義事業作出貢獻。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在鄧小平對原工商業者“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的號召下,1979年9月,以劉靖基為首的老一輩海內外工商界人士創辦了改革開放後首家民營企業——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其後,他們又趕上了1992年“南方談話”後的大發展時期,帶領愛建公司改制上市,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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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接見愛建公司創始人劉靖基

愛建的老一輩很有情懷。這份情懷不僅是投身實業救國大潮的家國情懷;在抗戰勝利以後,新中國解放前後,他們積極成為民建會員,又懷有民主建國的情懷;改革開放以後他們又憑藉愛國建設的情懷成立了愛建公司。可以說愛建的老一輩是有追求、有擔當的一代,在他們身上,實業救國、民主建國和愛國建設是一脈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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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改革開放40年發展中的愛建

1978-2018年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在歷史長河中、於世界範圍內都堪稱奇蹟。40年間,中國成功地從一個封閉的農業國轉變為全球最大的工業製造國,又從工業化邁入到信息化。這其中,國民經濟的細胞——企業擔當著重要角色,一部改革開放史也是一部中國企業改革發展史。愛建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改革開放同時成就了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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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鄧小平改變中國——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一書,再現了粉碎“四人幫”以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中國政局;右:《人民日報》刊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一)80年代企業發展的態勢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要決策,正式拉開了改革開放浩浩蕩蕩的序幕。

從80年代開始,東南沿海地區根據不同的地緣優勢特色逐步形成了不同的企業模式,包括:

第一,廣東深圳地區憑藉沿海優勢產生了“深圳模式”,發展前店後廠、三來一補等外向型經濟,形成了大量的外資經濟,深圳現在的市場經濟活力十分充分,這與其早期的探索有關係,可以說深圳特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江蘇蘇南地區以鄉鎮及縣市集體經濟為特徵,形成了大量集體所有制企業,社會學家費孝通將其稱為“蘇南模式”。

蘇南很多地方都是小城鎮,小工廠林立,八十年代農民改革搞集體經濟是很有名的,比如華西村。

第三,浙江溫州地區以家庭工業和專業化市場的方式形成“溫州模式”,誕生了大量民營經濟組織。溫州人特別能吃苦,八十年代還發展到了海內外。

第四,上海當時作為國有經濟的重鎮,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國營企業面廣量大,行業門類齊全,通過改革開放,形成了“上海模式”。

另外,值得強調的是,1987年趙紫陽同志到沿海省市考察,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沿海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戰略的構想,國家計委副研究員王建提出走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之路,獲得了強烈反響,對上海的影響比較深。

四十年過去了,四個地區的四種企業模式的探索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民營經濟、集體經濟、國有經濟、外資經濟都得到了發展。並且它們都對中國的改革開放,都對國家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當年在長期的封閉、僵化環境中,中國不屈不撓,在改革開放政策推動下很快探索找到了出路。

(二)上海領導的英明果敢

上海在領導英明果斷的指揮下,搶抓機遇,敢於擔當。改革開放是80年代前後從深圳開始的,而上海則是從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後發展起來的。當年的上海十分困難,80年代一直處於改革開放的尷尬“後衛”,到90年代開始才逐步走到前鋒。這其中,上海的領導前赴後繼,做了很多開創性的工作。

1980年起,汪道涵任上海市長期間,面對上海發展困境與難題,他做了許多具有深遠戰略意義的事情。他組織學者、專家深入研討上海的發展走向問題,制定了《上海經濟發展戰略》《上海城市總體規劃》,提出了試行股份制、浦東開發、申辦世博會、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等有建設性的想法。這些探索與規劃為後來上海的發展提供了方向和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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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左五)、市長江澤民(右六)和市領導胡立教(左四)、 汪道涵(右五)、吳邦國(左三)、王力平(左一)及市委統戰部領導張承宗(右二)、 毛經權(右三)、張耀宗(右四)等與劉靖基(左六)及夫人吳舜琴(左二)、楊延修 (右一)在一起

1985年,江澤民同志接任上海市長,在他的支持下,1986年,上海推出了全國第一家股票交易櫃檯——靜安證券營業部。同年,爭取到了國務院特批的上海“九四專項”項目,即上海到國際金融市場自己借錢、自己用、自己還。1987年,五大國有銀行中唯一一家總部設在上海的銀行——交通銀行恢復創建;同年,上海列入金融體制改革試點城市

1988年,朱鎔基出任上海市長。推出“一個圖章”機構,即上海市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親自推動引進外資。並在前兩任市長的工作基礎上,推進了浦東開發開放和證券交易所開張。1988年,上海外匯調劑中心成立;同年,上海成立了萬國、申銀和海通三家證券公司;上海還從1988年開始了全國第一塊土地批租。此外,還開創了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諮詢會議。

1991年朱鎔基到北京任副總理,上海由吳邦國任書記、黃菊任市長,他們也做了大量有利的工作。1991年黃菊同志向中央提出上海“三個保證”“三項改革”的要求,即在上海保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保證服從國家宏觀調整、保證每年超額完成財政上繳任務的前提下,向國家提出自費改革、自主改革和率先改革的要求。這三項改革的授權,為上海土地批租、擴大利用外資、發展資本市場、深化國企改革闖出了新路,帶動了浦東大開發、浦西大改造和上海大發展

從1992年開始,上海一直保持這種發展勢頭是非常不容易的。概括地講,當時辦事就是缺錢,後來從三個路徑籌措資金:一個外資,一個土地批租,還有一個是股票。上海領導推出了“一個圖章”機構吸引外資,即蓋一個圖章就能辦外資企業。浦東開發主要靠土地批租。還有是通過資本市場,發行股票籌集資金。

這個過程中,要感謝小平同志從1988年到1994年連續七年在上海過春節,在他的親自關心下,以及上海市領導的共同努力下,上海有力抓住了90年代的最後一次發展機遇,實現了多個

“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的發展,這種勢頭一直保持到了2008年。

(三)愛建公司40年來的貢獻

愛建公司的前身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是改革開放後首家民營企業,是響應改革開放政策號召的產物,2019年也迎來了40週年。

2019年9月22日,慶祝愛建公司成立四十週年文藝匯演在上海展覽中心友誼會堂隆重舉行。上海市政協原主席馮國勤、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任文燕,愛建集團領導範永進等和演藝人員同臺高歌《歌唱祖國》

愛建是一家特殊的民營企業。1979年初,黨落實了對原工商業者的經濟政策,發還了存款,補發了工資和存款利息。不少原工商業者表示願意把多餘款項拿出來,為祖國的現代化建設貢獻一份力量。在劉靖基、唐君遠等人倡議下,1000餘名上海市老一輩工商業者和部分海外人士共同集資5700多萬元,在1979年9月22日創建了大陸首家民營企業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民間性、工商性、統戰性三大特點。

愛建成立時採用了認款制,還設置了現代企業制度的董事會、監事會,這一探索推動了股份制的誕生。新中國第一股“小飛樂”的董事長秦其斌曾在回憶時說,他當時就是受了愛建公司認款制的啟發,後來提出效仿愛建實行股份制的構想。靜安證券營業部總經理黃貴顯也強調講,愛建公司是改革開放後上海股份制的先驅者。

愛建是改革開放後第一家地地道道的民營企業。和愛建同時期成立的榮毅仁創建的中信和王光英創建的光大都是國家出錢,請紅色資本家打理,而愛建是老一輩自己出錢自己幹,不是國家給錢,是完完全全的民營企業

自創建設立起,愛建公司就敢為人先,憑藉原工商業者長期積累的經營企業的經驗,利用遍佈海內外的人脈關係,創造了諸多精彩的“第一”:投資設立新中國首家民營非銀行金融機構——上海愛建金融信託投資公司;國內最早建造外銷僑匯商品房;成為首批獲得進出口貿易權和設立海外機構的民營企業;投資參與創辦上海首家中外合資公司——上海聯合毛紡織有限公司;投資參與開辦閔行開發區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上海環球玩具有限公司等。

愛建公司領導劉靖基、唐君遠、楊延修等還是上海國際集團的前身上海投資信託公司首屆領導,為組建上海投資信託公司作出了貢獻。

改革開放初期,愛建的老工商業者們秉持“拾遺補缺”的經營思想,投資創辦的中小型工商企業橫跨上百個行業,形成了“三百六十行,行行有愛建”的廣泛影響。經過多年發展,愛建逐漸成為一家同時擁有信託、證券兩張金融牌照,並擁有房地產、對外經貿、實業投資等四大業務板塊,頗具知名度的綜合類上市公司。

愛建公司的創建發展,始終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關心和支持。公司15週年慶時,市委書記吳邦國為愛建題詞“發揮愛建優勢,為上海改革發展服務”,20週年慶時,國家主席江澤民為愛建題詞“發揮愛建特色,促進經濟發展”。從愛建公司走出了劉靖基、經叔平兩位國家領導人,這樣的企業是為數極少的

從1979年創建到90年代中後期,愛建公司在上海的地位和影響可以說是呼風喚雨的。1996年上海實業成立後,在香港發行了紅籌股,上海實業接著愛建又引領了一波風潮,影響也很大。現在,上海的企業可謂群雄並起了,也有了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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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建現象”思考與新時代企業家的使命

(一)當今世界與時代的形勢

現在,世界、中國、上海,包括微觀企業和企業家都碰到了很多新的情況。我認為其中有“四個大”特點和“四個化”特徵。四個大特點就是全球大分化、大動盪、大顛覆、大轉折。四個化特徵就是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濃縮化。現在世界的變化,包括地域距離和時間的概念,感受都和原來不一樣了,接下來的5G,物聯網,AI等等撲面而來,我們要緊緊跟上時代的步伐。

(二)“愛建現象”思考與研究

一部愛建史及其創業者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部中國民族工商業百年成長史,也是一部中國老一輩工商業者世紀奮鬥史,更是一部中國新時期企業改革發展史。“愛建現象”值得我們思考和研究,以下幾個方面可以探討。

範永進:歷史大潮中的愛建

由愛建集團編著的《企業縱橫看愛建》《論道愛建》分別由中西書局、今日出版社出版

一是“愛建現象”與愛建老一輩波瀾壯闊的人生的關係。劉靖基、經叔平都是我們愛建的領導,他們還都是國家領導人,又是傑出的工商業者;其他的很多愛建老領導也曾擔任上海市工商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等,他們這一批人波瀾壯闊的人生中既有故事,也有情懷。

二是上海營商環境與愛建發展的關係研究。愛建老一輩都是“新”上海人。他們解放前到上海,留在上海,改革開放依然在上海。上海不同時期給企業創業、創新發展提供了所必須的資源。

三是愛建與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國企的比較研究。愛建自誕生就有民營企業的基因,長期以來與國資、外資有業務合作,又是作為市管企業對待的。2004年至2006年香港名力集團作為外資重組愛建;2009年到2015年國際集團作為國資重組愛建;現在控股股東均瑤集團是民營資本。所以這裡面有很多關係值得研究。

四是愛建在統一戰線中的作用研究。愛建到今天為止還是上海市委統戰部的重點聯繫單位,每一任統戰部長都對愛建十分關心。愛建的老一輩曾長期擔任市民建、市工商聯的領導,是共產黨的摯友。愛建在統一戰線中作用的繼續發揮值得研究。

五是愛建四十年發展特色以及愛建老一輩和新一代的傳承接力。愛建40年發展經歷了跌宕起伏的風雨歷程,有成功的方面,也有失敗的地方,非常值得總結經驗得失。愛建具有工商性、民間性、統戰性老三性,現在均瑤控股後又出現了新三性:民營控股、金融主業、上市公司,兩者的關係需要研究。2016年7月,均瑤集團重組愛建後,如何更好地做好愛建老一輩和愛建新一代的傳承接力等也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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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9日,慶祝愛建成立40週年座談會在愛建金融大廈隆重舉行。左起:愛建集團副總經理侯學東,愛國建設特種基金會理事長金亮,愛建集團董事長王均金,上海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鄭鋼淼,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市工商聯主席王志雄,愛建集團黨委書記、副董事長範永進,均瑤集團黨委書記陳理

(三)當代企業家的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家座談會上說,我國經濟發展能夠創造中國奇蹟,民營經濟功不可沒。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

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在中國的發展,是在非常特殊複雜的環境當中成長起來的。他們也都肩負著復興中華民族的使命。我們中國政治家不少,理論家也不少,現在很缺的是優秀企業家。

當代企業家的使命簡單概括就是四點:一是擔當做大做強的使命,二是不斷創新創業的使命,三是參與國際競爭的使命,四是弘揚人文精神的使命。

李強書記說上海是吃改革飯,走開放路,打創新牌發展起來的,上海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縮影。在新的時期,上海打造五個中心、打響四個品牌、完成新的三大任務,包括科創板、新片區、長三角一體化等等,都需要企業作出貢獻。特別是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家都在進行研究,努力作出貢獻。我們愛建人也要思考怎麼樣做好我們的工作,去實現“弘揚愛國建設,打造百年企業”的使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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