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祖禹，字景範，號宛溪，生於明崇禎四年（1631），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享年六十二歲，江蘇無錫人，明末清初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他十四歲時遭遇“甲申之變”，隨父隱居，抗節首陽。此後無意仕進，潛心著述，孜孜於《讀史方輿紀要》一書。“凡吾所以為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為憤痛呼號，扼腕以至於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遺命，採舊聞，旁搜記載，規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為一十八部，分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來者。”[1]抱亡國之痛，秉厥考遺言，承家學餘緒[2]，併為其著述之由。顧氏“創是書也，年二十九。……遊歷所至，惟有借書，隨即鈔纂，睹記所及，更獲新勝，即改竄增益之，雖十易草所不憚。經二十年，始成是書”[3]。這說明，他四十九歲時，《紀要》初稿已定。五十歲時，顧氏始館崑山徐乾學家，既得傳是樓藏書之便，又結識胡渭、黃儀、閻若璩等，參相窮討，遂對《紀要》復加修訂，直至去世。
關於《讀史方輿紀要》的主要版本，我們結合學界目前的研究成果以及新見武漢大學圖書館藏通志堂《讀史方輿紀要》（僅刻陝西一省），梳理其源流關係如下：
其中，武大圖書館所藏通志堂《讀史方輿紀要》，著錄僅見《宜稼堂書目》、《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此本自清初以降，學界罕有知者，直至近幾十年來，才逐漸引起學者們關注。具體來說，顧廷龍《〈讀史方輿紀要稿本〉序》，提及“近年我因參加編纂全國古籍善本書目，獲知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有通志堂刻本《讀史方輿紀要·陝西省》一書”[4]，由於各種原因，顧先生未得親見此本。廖源蘭《通志堂小考》“據顧祖禹和徐乾學的交往以及《方輿》成書情況”，推論此本“可能刊於康熙十九年至二十六年之間”[5]。我們曾有幸參與此書整理出版，撰《讀史方輿紀要·陝西紀要十四卷》一文，概述了此書基本特徵，並定為“清康熙間通志堂刻本”[6]。在本文撰寫過程中，我們又見石祥《清初書籍刻印的實態細節——清通志堂刻試印本〈讀史方輿紀要〉讀後》，石文同意筆者意見，並認為“此本系冠以納蘭氏通志堂名義，實際由徐乾學從顧祖禹處獲得稿本，利用《通志堂經解》刻工班底，約在康熙十九年至二十四年顧氏在崑山坐館期間刊刻”[7]。但是，上述諸文對此書版本特徵皆未詳論，且各有疏誤。因此，我們擬從避諱、刻工、批校、修版及文獻記載等幾個方面對其版本詳加討論，試圖辨明其刻版時代及版本地位。
一、版式特徵
通志堂《讀史方輿紀要》，十四卷（卷端附《陝西紀要書後》及《陝西目次》）。每卷一冊，共兩函十四冊。半頁九行十九字，小字雙行同。左右雙邊，粗黑口，單黑魚尾。版心左上著該板所刻字數，中部依次著書名、卷次、頁數，右下著“通志堂”三字，左下記刻工姓名。版刻字體為硬體字，圓潤舒朗，典雅莊重。印刷紙張兼有皮紙、竹紙兩種。《書後》鈐“春怡堂鬱氏藏書印”朱文長方印，“國立武漢大學圖書館”朱文方印；《陝西一》鈐“禮培私印”白文方印，“埽塵齋積書記”朱文方印。
每卷卷端題名“讀史方輿紀要卷”，而未刻該卷於一百三十卷所佔卷次。但是，卷端右側，即版框右部均有批校者以蘇州碼子題其卷數[8]，均與該卷於全書所佔卷次相合。如上圖《陝西一》，於全書中為卷五十二，蘇州碼子作“卷〥二”，即“卷五二”。承上題名之後，抬行另起“補註”二字。今考“補註”二字，稿本有之，如稿本卷五十四卷端題名“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四 補註”，嘉慶以後刊本均無，由此看來，“補註”應是直接導源於稿本。
二、避諱
“民國以前，凡文字上都不得直書當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須用其他方法避之，是之謂避諱。”[9]關於此本諱字，我們曾提出“‘胡虜夷狄’等字……有迴避……避‘玄’‘胤’等字，‘丘’‘弘’‘歷’等字皆不諱”[10]。石文同意此說，並認為“胤”字“避皇太子胤礽諱”[11]。我們認為，這一說法欠妥，仍需進一步討論。
事實上，此本所諱對象，大致可分三類：帝諱、聖諱、種族諱。下面，我們擬先臚列諱例，然後分類予以闡述。
（一）帝諱
1、“玄”字避本諱，不避偏旁。例如：《陝西一·泰華》“唐宗《華嶽銘》”，同卷《潼關》“會王謨等自滑臺敗退”，《陝西三·冢嶺山》“東北流注於扈之水”，以上“玄”字皆缺末筆作“”。但是，以“玄”為偏旁的“弦”、“眩”諸字皆不諱。比如：《陝西四·汭水》“源出弦蒲藪”，《陝西五·褒斜道》“無不搖心而眩目”，《陝西十·增山城》“西出眩雷塞”等。
2、“胤”字情況頗為有趣，詳見表1：
3、弘、歷二字並不諱。“弘”字如：《陝西二·霸水》“弘農”，《陝西二·太極宮》“弘義宮”，《陝西三·商洛廢縣》“盛弘之”等。“歷”字則有：《陝西二·章敬寺》“大曆二年”，《陝西二·冷水》“聖歷二年”，《陝西三·丹崖山》“慶曆初”等。
“清之避諱，自康熙帝之漢名玄燁始，康熙以前不避也。雍乾之世，避諱至嚴，當時文字獄中，至以詩文筆記之對於廟諱御名，有無敬避，為順逆憑證。”[14]由此看來，此本諱“玄”不諱“弘”“歷”，則其刊刻年代應該限定於康熙、雍正兩朝。
再談“胤”字。表1顯示，一方面，刻本“胤”字共出現16次，其中，不缺筆者8次，缺筆者8次，兩者比例為1:1。另一方面，關於“胤”字批校共出現4次，不缺筆者2次，缺筆者2次，兩者比例亦為1:1。針對這一現象，我們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說明。
首先，按雍正三年上諭：
朕臨御以來，屢降諭旨，凡與御名聲音相同字樣，不必迴避。近見各省地名，以音同而改易者頗多。[15]
據此，至少於雍正三年以前，臣民在實際用字過程中，與御名音同之字皆不惜迴避，遑論“胤禛”二字，自當迴避無疑。然則上述“胤”字原刻不缺末筆與批校出全字者，皆應發生在康熙一朝。換言之，假設此本刊於雍正年間，則舉凡“胤”字皆應作“”，而絕不可能出現缺筆與不缺兼存，或者原刻“”，硃筆批校卻改作“胤”這兩種情況。
其次，上述數據顯示，“胤”、“”二字，在寫版者與批校者這兩個同時且又相對獨立的群體之中，庶幾以相等頻率出現。這一現象似乎表明，“”為俗體而非諱字。因宋太祖名匡胤，故兩宋刊本“胤”字缺筆作“”。由於刻本的規範用字作用，遂使元明以降，“”字相沿成習，其性質也由諱字變為俗字。因此，便出現上述“胤”、“”並行的現象。
那麼，從帝諱所反映的事實來看，我們可以推斷此本應刊於康熙年間。
（二）聖諱
“丘”字不諱。《陝西二·槐裡城》“後更曰廢丘”，《陝西七·孫丘谷》，《陝西十·天德城》“張齊丘”。
按雍正三年上諭：
孔子道高千古，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受師資之益。而直省郡邑之名，如商丘、章丘之類，今古相沿未改，朕心深為不安。自今凡直省地名，有同聖諱者，或改讀某音，或另易他字，其於當用之際，作何迴避，著九卿會議具奏，欽此。
遵旨議定：至聖諱，除祭天於圜丘，丘字不用迴避外，若各府州縣地名，有字相同者，交內閣選擇字樣，進呈欽定。其山川市鎮等處命名，交該地方督撫更易字樣報部。其姓氏相同者，按《通考》雲：“太公望之後，食採於謝邱，為得姓之始。”今擬將邱姓加阝旁。[16]
趙宋以降，刻本無有諱“丘”者，然則雍正三年諱“丘”作“邱”，可作為判定刻本年代的絕對標準。此外，參考雍正以來其他刊本，“丘”亦有缺豎筆諱作“”者。今此本“丘”字不諱，則其刊刻時代在雍正三年以前，能與“帝諱”所反映之時代互證。
（三）種族諱
1、諱“虜”。凡遇“虜”處，或改作“獲”，如《陝西一·大河》“獲晉軍以歸”；或改作“滷”，《陝西六·義渠城》“滷其王”；或改作“羅”，《陝西十一·沙湃口》“平羅所”。
2、諱“夷”。凡遇“夷”處，或改作“裔”，如《陝西一》“諸裔之境”；或改作“人”，如《陝西一·洛水》“羌人”；或改作“彝”，如《陝西二·昆明池》“西南彝”，而以改作“彝”字最為常見。間有改之不盡者，如《陝西四·岐山》“有夷之行”，《陝西十二·永寧堡》“鎮夷千戶所”，後者為批校者所察，以硃筆改“夷”為“彝”，另以墨筆書“彝”一字，貼於“夷”字上。
3、部分“胡”諱作“狐”，如《陝西十·黑山》“殺狐山”，《陝西十三·三兜谷》“殺狐川”。但多數情況不諱，如《陝西十·豐州城》“胡寇”，《陝西十二·鎮彝所》“北臨胡境”。
4、部分“狄”諱作“翟”，如《陝西一·州域》“戎翟”，《陝西六·綏德州》“白翟”。多數情況不諱。如《陝西十·豐州城》“戎狄”，《陝西十一·寧夏鎮》“北狄”。
5、“戎”、“犬戎”、“玁狁”皆不諱。如《陝西十·榆林鎮》“西御犬戎，北虞玁狁”。
6、“蕃”不諱。如《陝西十四·吐蕃》“蕃國”，《陝西十四·碎葉城》“蕃落”。
7、“酋”不諱。《陝西十一·御史渠》“滷酋”，《陝西十三·罕東衛》“酋長”。
前文已言，顧氏撰為是書，發抒故國之思，故華夷之辨，燦然在列。而自康熙朝以來，文網趨密，凡“胡虜夷狄”諸字，朝廷雖無明諭，文人亦是改避無疑。顧氏為避禍端，也將書中“胡虜夷狄”諸字大加刪改。但是，因為《方輿紀要》一書卷帙浩繁，多有改之不盡之處。我們以上所舉諸例，是以稿本、通本、敷本三本對校所得。其中，凡是稿本改避之字，通本因之，如1、2、3、4數例。稿本未改者，通本亦未改，如5、6、7數例。而敷本不僅沿襲1、2、3、4所作改避，5、6、7等未及改避之字，敷本亦改之。因此，從種族諱字承接性觀察，通本應直接來源於稿本；同時參考敷本，則時代越後，種族諱字越嚴，亦可反證通本時代甚早。與此相關，稿本敘及有明一代建置，原作“國朝”、“國初”、“昭代”，更是為清廷所忌，故多改作“明朝”、“明初”。通本因其所改，惟《陝西十一·靈州守禦千戶所》：“元復曰靈州，國初改為千戶所。”此“國初”即“明初”，漏而未改者，十四卷中，僅此一例，亦見其時代之早。
三、刻工、批校、修版
自雕版印刷以來，版心刻錄刻工姓名已成傳統，不過代有興廢罷了。單就清刻本而言，版心著錄刻工已不多見，那麼，通本《方輿紀要》每頁版心記刻工姓名，自然成為其一大版本特色。不僅如此，與刻工相關之批校、修版，亦是琳琅滿目。因此，刻工、批校、修版，三位一體，共同顯示出初刻試印本的版本特徵。對此，我們在《提要》概括道：“版心所記刻工有陳國甫等五十餘人，多與《通志堂經解》相合。間有不合格者，則於天頭出以硃筆批示‘後半頁不佳’……而質量太差者，則示以‘此刻手字劃歪斜跼踳，應遣去’……間有誤刻、漏刻之字……隨即修版改刻，於其前後書頁空白處印出。”[17]其後，石文以“批校”為中心，討論了與之相關的“修版改字”，“刻板字數”以及“評價刻工技藝”三方面內容，意在說明“清初刻書工作細節”。但石文未對批校歸類，且又未揭示刻工、批校、修版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與其所反映的版本價值，故仍有詳論之必要。下面，我們分別予以梳理。
關於刻工，石文附有《刻工表》[18]，以刻工所刻頁數多少為序羅列。其誤有三：
1、漏列。漏列“高宇丞”、“韓春陽”、“勝卿”三人。又刻工間有簡稱，此表亦漏列；
2、誤分。“王順心”、“王順”實為一人，“王君盛”、“王盛”實為一人，石文皆誤分為二；
3、誤錄。如“程□生”應為“程際生”，“陳志□”應為“陳志遷”。
因此，我們以音序另列表2。
我們通過與《通志堂經解》初刻本所記刻工對勘，便得出表2。其中，通本所載刻工共計55人（若除去疑似同人異名者，則共50人），與《通志堂經解》完全相同者15人，若加上疑似相合者計24人，則比例幾近1/2。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首先，《方輿紀要》版心所刻“通志堂”與徐乾學輯刻《通志堂經解》之“通志堂”實為一所。
其次，“《通志堂經解》於康熙十二年開始刊刻，……至康熙十九年《經解》的主體部分刻完。但直至康熙二十四年以後，仍還有少量經解付刻並且還有較多的經解正在校勘、修版。……在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之間，《經解》全部校定完畢，並有整套的《經解》印出。”[19]而“刻工一生之工作年限，最多約在三十年左右。”[20]由此，我們似乎可以將《方輿紀要》刊刻時間下限推遲至康熙六十一年，亦在康熙年間無疑。
其三，學界一般認為，《經解》之真正輯刻者為徐乾學，而“通志堂”乃納蘭成德之堂號。徐氏“因仕途等方面的原因,將所刊《通志堂經解》讓名於權相納蘭明珠之子成德,於是將《經解》以‘通志堂’命名,並在書版版心下鐫‘通志堂’字樣,卷末刻‘後學成德校訂’一行”。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徐氏經納蘭明珠舉薦入南書房，擢內閣學士，方成明珠一黨骨幹，同年五月，納蘭成德逝世。至康熙二十七年，明珠被罷黜[21]。這樣看來，徐氏出於政治目的以“通志堂”名編，則明珠罷相之後，自然不必再以“通志堂”之名義刻書[22]。《方輿紀要》仍以“通志堂”署名，則其刊刻時間最遲不超過康熙二十七年。另一方面，結合顧祖禹康熙十九年前後始入徐乾學幕府這一事實，則其刊刻時間約在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二十七年之間。
另外，此本天頭、行間多有批校，依照批校所論之對象，大致可歸為兩類，一類為刻工，另一類為《方輿紀要》內容的修訂[23]。下面，我們擇有關刻工一類批校加以討論。
此類批校，以朱、墨兩色為之，且筆跡相同，應系同一人所為，而此人之身份，應為刻版事宜之直接責任人——監工。其中，墨筆批校內容較為單一，多記核查刻工所刻字數。刻工在每頁版心左上角自記此版所刻字數，以資僱傭者撥付勞酬。但刻工為謀勞酬，多計的情況屢見不鮮，因此，監工有必要加以複核，若發現數字不符，即於左下角刻工姓名下地腳位置另記所核查字數。例如，《陝西一·書後》第一頁，版心左上角記字數“三百廿九”，地腳複核字數“三百廿五”。同卷第二頁版心左上角記字數“三百五十六”，地腳複核字數“三百五十”。經統計，是書此種批校共計51處，可見監工之負責。
硃筆批校內容則相對豐富，多是監督刻工刻書質量。具體包含以下兩個方面：
（一）監工若發現某字版刻不工整、漏刻、誤刻等，即以硃筆圈出，並於天頭出示批語。例如，《陝西四·隴山》：“州西北六十里。”“西”字刻未工，天頭批校曰：“西字修好。”《陝西二·中渭橋》“■縣”，“縣”上一字漏刻，作墨釘狀，硃筆校出，改“■”為“鄠”，並天頭書“鄠”一字。《陝西十·榆林鎮》“繼而延綏鎮守都督僉事王楨始奏築榆林城”，“禎”誤“楨”，硃筆校出，改“楨”為“禎”。
（二）蓋為保證刻書質量，一般情況下，每名刻工一次僅刻兩頁，依次循環而下。因此，監工首先責任到人，若發現書版有漏刻刻工姓名，隨即批出。如《陝西九》17、18兩頁無刻工姓名，監工於18頁A面天頭批示：“此係何人所刻？”然後，監工再對版刻質量未善者，先加警告，以觀後效。例如《陝西二》51頁（刻工張公輔）版刻不佳，同頁A面天頭批校：“較前刻大相懸絕，速宜修改，戒之。”若刻工著實太差，則將其遣去。同卷22頁（刻工鄭玉德）版刻質量低，同頁B面天頭批校“此刻手即遣去。”這表明，通志堂挑選刻工，皆以其刻書質量高低為準，優勝者留用，低劣者淘汰，呈現出一定的靈活性與流動性。然則，上述《方輿紀要》刻工與《經解》不全相同，便不言自明瞭。
刻工刻書，監工刊謬，接下來自然是刻工修版了。
誠如上言，監工若發現刻工某字版刻不工整、漏刻、誤刻等，即以硃筆刊正。隨後，當事刻工見此批語，則隨即修版，並將所改刻部分於該頁或前後若干頁之天頭、地腳及左右版框空白處印出。現舉例如下：
（一）版刻不工整例：
（5·16·A）
（4·18·A） （4·18·A）
（二）漏刻例：
（1·61·B） （1·62·A） （1·62·B）
（7·1·A） （7·2·A）
（三）誤刻例：
（3·33·A） （3·34·B）
（3·8·A） （3·8·A）
這一現象顯示：第一，刻工依照監工意見已經修版；第二，監工可以依其所修版再次檢查是否合格，如此反覆，大大提高了刻書效率與質量。第三，一般而言，刻工刻完一書，草裝呈監工審核，監工依照清樣校勘訛誤，再返還刻工修版，此為刻本之三大連鎖程序。通本《方輿紀要》將這一自然流程展示無餘，使其成為初刻試印本的典型範例。
綜合刻工、批校、修版三者，我們認為，通本《方輿紀要》應是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二十七年之間的初刻試印本。
四、文獻記載
在前文中，我們圍繞《方輿紀要》的文本特徵，考證其版本。下面，我們進一步從文獻記載的視角來觀察此書的版刻時代。
彭士望《恥躬堂文鈔》卷八《傳是樓藏書記》：
茲庚申（1680）春暮，予因顧子景範、陸子拒石乃得登崑山徐公健庵先生之傳是樓，……更孜孜求高世士，特延禮顧、陸二子，供粢餼，束脩羊，給筆札小史，聽其自著書纂集，不煩以事。[24]
彭士望乃顧氏摯友，其說當可信。所謂“特延禮顧、陸二子”，可見顧氏于徐氏門客之地位非比尋常。又“供粢餼，束脩羊，給筆札小史，聽其自著書纂集，不煩以事”，則顧氏書成，徐氏出資刊刻，亦屬情理之中。
魏世儼《魏敬士文集》卷一《寄顧景範先生書》：
世儼謹問景範顧先生尊體動止萬福。儼十四五歲得讀《方輿紀要》書，遂篤慕先生之為人。而先生姓字，則自入塾學以來，稍通人言語，侍家君子暨先仲父，則稔聞之矣。……乃今先生為家君子石交，慕之復十許年，而猶不得負笈從遊。……家君子亦嘗推先生當今用世第一人。……聞《紀要》書編次已成，全書剞劂告就，乞於便中惠寄一部，俾得日誦讀，如受耳提面命也。[25]
魏祥、魏禧、魏禮三兄弟，世稱“寧都三魏”。魏世儼者（1662-1717），魏禮次子。引文魏世儼稱魏禧“先仲父”，而魏禧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卒於儀真，則此文當作於康熙十九年之後。前引彭士望《傳是樓藏書記》可證，顧氏此年已館徐乾學家，且直至去世，未曾離開[26]。又云“聞《紀要》書編次已成，全書剞劂告就”，既稱“全書”，則非指康熙丙午五卷本《二十一史方輿紀要》。而顧氏本人一介處士，無力刊刻，則“全書剞劂告就”，顯指徐氏助為刊行。當是時，徐氏正主持輯刻《通志堂經解》，《方輿紀要》一書，自然交付《經解》原班刻工。如此看來，此本刻工與《經解》相合，且版心著“通志堂”，自然順理成章。因此，魏世儼所謂“剞劂”一事，所指應為通本《方輿紀要》。
必須說明，今所見《方輿紀要》僅刻陝西一省，而魏世儼卻稱“全書”，何以出現如此矛盾？我們認為：
其一，我們在“版式特徵”一節提及此本各卷雖未刻卷次，但有批校者以蘇州碼子題其卷數，與該卷於“全書”所佔卷次相合。因此，只有百三十卷之“全書”基本格局確定，方能歸併陝西所屬卷次。
其二，顧書是以明代兩京十三司為綱，降及清初，全國行政區劃有所變更，有鑑於此，顧氏需要在初稿基礎上對此加以修改。而陝西一省，清因明制，變動最小，自然較先定稿。又從稿本來看，亦是陝西一省改動最少。那麼，陝西一省可以先行付梓。
其三，康熙二十六年，徐乾學奉勅總纂《大清一統志》，特延顧氏襄助。《讀史方輿紀要》修訂事宜可能暫且擱置。而顧氏本人於康熙三十一年遽歸道山，此時稿本尚未改畢。加之徐乾學亦於康熙三十三年仙逝，那麼“全書剞劂告就”的可能性很小。
因此，必是當時顧書已有刊刻，魏氏方聞其事，不過所謂“全書”，當係魏氏臆斷抑或誤信傳聞之語罷了。
五、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通本《方輿紀要》刊刻年代，應在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二十七年之間（1680—1688）。
需要強調的是，既然此本由徐乾學出資刊行，其所據底本無疑來自顧氏本人，即今所見稿本。前述此本有“補註”以及“種族諱”二者，皆其證。另外，我們通過稿本、通本、敷文閣本三者對校，發現敷文閣本與稿本出入較大，通本與稿本內容卻十分吻合。因此，我們可以斷定，此本所據底本為顧氏稿本，亦即顧書定稿後之第一刊本。而康雍乾三朝，世人皆以為“《方輿紀要》一書，世無刊本”[27]，此本一出，舊說之誤，彰彰明矣。
註釋
[1](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M].北京:中華書局,2005:18.
[2] 顧氏以地理名家，其遠祖顧野王撰《輿地志》，高祖顧大棟撰《九邊圖說》，曾祖顧文耀亦曾奉使九邊。
[3]同1：3-4.
[4]顧廷龍.讀史方輿紀要稿本序[J].編輯學刊,1993(3):67-68.
[5]廖源蘭.通志堂小考[J].圖書情報知識,1992(3):55-56,59.
[6]唐佳,吳芹芳.讀史方輿紀要•陝西紀要十四卷.見:王新才.中國古籍珍本叢刊•武漢大學圖書館卷(第1冊)[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10-12.
[7]石祥.清初書籍刻印的實態細節——清通志堂刻試印本讀史方輿紀要讀後[J].中國典籍與文化,2017(4):84-91.
[8] 此類批校均在書脊部位，故不易發現。我們因整理出版需要，曾將裝訂線拆卸，方才得知。因此，此類批校應出於刻版之時，絕非後人所為。
[9]陳垣.史諱舉例[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1.
[10]同6:11.
[11]同7:86.
[12] 3為卷數，41為頁數，A、B分別為頁之正反面。後皆仿此。
[13] 此類批校出於監工之手，這一點在後文有詳談。
[14]同9:168.
[15]《清會典事例》[M].影印本.北京:中華書局,1991:1055.
[16]同15:1055.
[17]同6:11.
[18]同7:90-91.
[19]王愛亭.崑山徐氏所刻通志堂經解版本學研究[博士學位論文][D].山東:山東大學,2009:74.
[20]李志清.古書版本鑑定研究[M].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6:23.
[21]王逸明.新編清人年譜稿三種•崑山徐乾學年譜稿[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
[22] 《經解》自始冠名“通志堂”，因其為叢書，中途不便易名，故不在此論列。
[23] 限於篇幅，我們擬將有關內容修訂的批校另撰文討論。
[24](清)彭士望.恥躬堂文鈔[M].影印本.見:《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52冊)[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44.
[25](清)魏世儼.魏敬士文集[M].影印本.見:《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6冊)[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428—429.
[26]夏定域.顧祖禹年譜（上）[J].文獻,1989(1);顧祖禹年譜（下）[J].文獻,1989(2).
[27](清)王應奎.柳南隨筆[M].北京:中華書局,1983:83.
蕭毅，武漢大學文學院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唐佳，武漢大學文學院古籍所博士研究生。本文載見《新世紀圖書館》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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