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岭”，是公社领导临时起的名字。这里有一座大岭，本来叫“王家岭”，宋家沟、大结庄、小结庄、圈子村、沈保、相沟等七、八个村都有地在那里。我们刚去时，许多早秋种下的地瓜还没收获，岭上岭下一片青绿。然而，按照“冬整会战”的惯例，战场要早早开辟，声势要提前制造，不然就在全县处于落后行列。于是，领导规划出一条条道路，路边线用石灰水浇出来，组织人先把要修路的地方清理干净。来修路的干部社员踌躇不前，觉得庄稼早早收了可惜，不忍下手，公社领导声色俱厉，督促他们动手，并身先士卒做出示范。于是，郁郁青青的庄稼地，很快被一条条褐色的泥土路分割成方块儿。
道路修好，把各大队的任务分配完毕，公社要召开誓师大会，让我和小郑布置会场。我们将四根木棒高高树立，当作门框，上面横上两根，当作门楣。再去相沟让综合厂女工做了三条红布条幅，一横两竖挂在上面。我裁出一些四开红纸，用黄色水彩颜料在每张纸上写一个大字，写了会标“相沟公社向阳岭农田水利会战誓师大会”，还写了对联“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用的都是宋体。我的字其实很差，但我不知天高地厚，斗胆挥笔。开会的当天早上，我们踩着梯子，把会标和对联贴了上去。
誓师大会声势浩大。几千名青壮劳力从几十个村来到此处，黑压压坐在刚收完庄稼的暄地里。无数红旗迎风招展，在人群上方哗哗作响。公社书记讲话，村干部讲话，社员代表讲话，都是铿锵有力，表示要坚决搞好“向阳岭会战”，为普及大寨县做出积极贡献。架在高竿之上的两个大喇叭，将他们的声音送得很远很远。
会后，各村干部带领社员分赴“分战场”，抡镢挥锨，推车抬筐，深翻土地，削高填洼。每个“分战场”都建起一个席棚，作为各大队干部的办公地点。到了中午，大家吃下自带的煎饼，喝点开水，歇息一会儿再干。下午收工，路近的回家，路远的便住到附近村里。那年秋冬，宋家沟、小结庄、沈保等几个村里，许多人家都腾出房屋供外村人睡觉。每个生产队建一伙房，供应开水和大锅菜。一到开饭时间，热气腾腾，人声嘈杂，真像战争时代驻扎军队一样。
自从会战开始，我和小郑就成为“战地记者”，在工地上到处采访。有的村整地进度快，质量好，我们就总结他们的“作战经验”。有的村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或“铁姑娘班”，我们就记录他们的“战斗姿态”。有人有了病，受了伤，还是坚持出工，我们就报道他们“带病上阵”、“轻伤不下火线”。我俩轮流值班，谁编出一期稿子，谁就坐在广播机前面念，通过大喇叭播送。当然，我们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表扬稿，还要读报刊上的社论、文章，还要播放音乐。播音要用普通话，我说得不如小郑标准，但还是扭动着舌头顽强上阵。
有一天我又下去采访，一个村干部说：小赵，你跟小郑多吃点饭，甭念着念着就没劲了。我寻思，我每顿饭都吃两个煎饼，劲头不小呀，怎么会念着念着就没劲了呢？等到小郑播音，我到外面去听，大喇叭里的声音果然渐渐减弱。回去和小郑说了这个情况，他向蓄电池狠踢一脚：怪这家伙不争气！
因为工地上没有电，我们用了两个蓄电池，哪个没电了，就拉回相沟去充。那时全公社都没通电，但公社广播站有一台发电机，蓄电池用它充电。那家伙一个几十斤重，黑乎乎吓人，实际上容不了多少电，电量一旦减少，就带不动大喇叭。这件事，让我俩十分苦恼，但也没有解决的办法。
原在古城联中当民办教师的王永秀，1976年秋后被公社调去当了农民通讯员，此时经常到“向阳岭战场”采访。他除了找有关领导了解情况，还让我们提供采访线索。我们就将用过的稿子给他看，还带他找人详谈。这样，“向阳岭会战”的“战况”就在他手下成了新闻稿，被县广播站屡屡采用。
县里下发通知，要组织冬整会战大检查，公社领导让我和小郑赶紧准备。我们在检查团必经的道路上建起一道高高的过街彩门，从岭上砍来一些松树枝子绑上，插上几面红旗，美化一番，并贴上表示“热烈欢迎”的标语。还在路边用木棒、芦席搭起专栏，抄了些诗文，画了些图画。另外，让木工做了许多标语牌，一个牌子上写一个大字，组成一句句口号，插在一道道地堰上。
（赵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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