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中醫：給你8篇對火神派的理解認識！
淺談對火神派的認識〔1〕
火神派是近日中醫界掀起的一股新學說，其理論強調「陽主陰從、以火立極」，臨床上長期及大量地使用溫熱性藥物，尤其是對附子的應用，更是推崇備至。本文先透過簡要分析火神派的學術思想要點，以展示筆者對火神派的初淺認識，繼而進一步探討當中的問題，以及其與傳統中醫理論的關係。
而火神派出現之歷史背景，亦或多或少與其理論的確立有所關連。本文第二部份將嘗試探討火神派產生及發展的歷史背景，以及其它獨有的因素。若能對火神派歷史背景及淵源有所瞭解，我們將能更公正及客觀地對其作出評價。
本文的第三部份，則希望提出火神派學說中，一些值得商榷之處，好讓我們能對火神派以至傳統中醫，有一個更清晰及深刻的認識。筆者認為，火神派與其它學派一樣，難免有其片面不足之處。就其「陰陽理論」、「陰火理論」、「附子用量」、「標本關係」、「對鄭欽安原著的理解」以及「對《傷寒論》的理解」等幾個方面，筆者將嘗試提出一些疑問，藉此拋磚引玉，好讓筆者能與各中醫藥的愛好者們共同學習及討論。
前言
自《思考中醫》一書所引起的火神熱潮，在民間中醫及網上的中醫界朋友中鬧得火熱。其重視經典的理念、對今日中醫界的批判，以及其背後的醫學理論及所敘述的巨大療效，再也不是正規中醫教育界能繼續充耳不聞、閉門造車地無視下去的。因此，筆者以下將嘗試闡述有關內容，並以《淺談對火神派的認識》為題，以期更深入地探討當中的問題。雖礙於水平所限，或未能有所灼見，但也至少是作為中醫院校學生，正視民間及網上中醫們納喊的一步。
1.火神派簡介
嚴格來說，火神派只是近幾年來在民間及網上才受到關注的一個派別，並沒有一個很清晰及嚴格的定義，大概由《思考中醫》一書面世後，始受人們所重視。這個派別強調「陽主陰從」，強調治病多用、常用、大劑量地使用姜、桂、附，並以宗仲景學說為宗，崇尚使用經方。
1.1 「陽」主陰從，人身以火立極《扶陽講記》一書中有言：「《周易》明確地談到：“大哉幹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強調了“陽”在萬物生命活動中應該居主導地位。」另《思考中醫》亦提到：「陰陽之間陽為主導」、「四季是由太陽視運動所決定的」。《傷寒質難》中說：「夫一切機能，皆屬陽氣，損在形質，始曰陰虛…..良工治病，不患津之傷，而患陽之亡。所以然者，陽能生陰也……所謂陽者，動力是也…..物質之變化，此皆陽之力也……人體物質，肇基於細胞，而細胞之所以能活躍為用者，賴有陽也……一切生物，失其陽氣，即成死體。
火神派強調著重經典，故其經典的依據來自《素問?生氣通天論》中的一段：「順之則陽氣固……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由於這一篇論述「陽氣」的內容比起論述「陰」的為多，固此就成為了「重陽輕陰」的一大依據。另祝味菊更引仲景《傷寒論》曰：「死，有陰無陽故也。」去引證其重陽之學說。
淺談對火神派的認識 〔2〕
總括而言，火神的中心思想認為「生命就是活動，正氣就是陽氣。以正氣為本故則應重陽，因陽氣是人身活動之主，而陰精血液等不過是受陽氣所支配及控制。沒有陽氣即沒有生命之力，即如死人。
1.2 獨重腎陽，而輕腎陰。
在鄭欽安《醫理真傳》中，卷一首言「乾坤大旨」，強調心腎之陰陽於人身之重要性：「天一生水，在人身為腎，一點真陽，含於二陰之中，居於至陰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種子也。」自此以後，火神派的傳人都把這居於腎中之陽視為最重要的一點，用藥方面也是要時刻顧護這生命之源。
如果說重「陽」的學說，也就必定會考慮到明末清初的溫補學派。單以重陽而言，張景嶽的《類經附翼?大寶論》也有這樣的論述：「天之大寶，只此一丸紅日；人之大寶，只此一息真陽……人是小乾坤，得陽則生，失陽則死。」趙獻可《醫貫》也有「百骸具備，若無一點先天火氣，盡屬死灰……火乃人身之至寶……火不可水滅，藥不可寒攻。」其它如薛立齋、孫一奎等，他們的「命門學說」及「醫易坎離」，也可以說和火神派那「重視命門火種」的理論大同小異。
然而，比起溫補學派，火神學派還是有其不同之處。鄭欽安《醫法圓通》指出：「陽虛一切病症忌滋陰也，凡陽虛之人，多屬氣衰血盛，無論發何疾病，多緣陰邪為殃，切不可再滋其陰。若更滋其陰，則陰愈盛而剛愈消，每每釀出真陽外越之候，不可不知。」鄭氏更曾批評景嶽曰：「試問既曰命門無火，理宜專用桂附以補火，何得用地、棗以滋陰，丹皮以瀉火乎？此皆景嶽不讀仲景之書，而未明陰陽之道也。在景嶽以為，善補陽者，於陰中求陽，故用一派養陰之藥，雜一二味補火之品於中，而謂陰中求陽，至極無二之法，獨不思仲景為立法之祖，於純陰無陽之證，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並不雜一養陰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陰中求陽乎？
可見，鄭氏對於腎陰腎陽二者之別，有一個比較明確及清晰之分界。他認為對於純陽虛者，當用純陽之藥，而不得挾雜一絲陰柔，因此當用辛熱，而不應用甘溫。而其後的火神派傳人，更加把鄭氏此「陰陽當分清論」，變成了「有陽無陰論」，甚至有盧崇漢「天下沒有陰虛」以及李可「從未見過一例純陰虛患者」等等類似的言論在流傳著。
1.3 多用、常用、大劑量的地用「溫熱性藥物」。
根據《扶陽講記》中述，盧崇漢使用溫熱藥的習慣為：全年的99.7%的處方都用了姜；使用桂枝、肉桂或官桂，佔整個全年處方的98.8%；而制附片這樣藥，佔了全年處方的96.8%；各類姜用量，每一劑藥在30克到200克之間；桂類的用量，每一劑藥在15克到30克之間；制附片的用量，最輕的是60克，最重的是一劑250克。另如在《範中林六經辨證醫案》中，範氏使用的附子量普遍由30克到120克之間，除此以外有一次15克，兩次20克，有三次達到了 250克，更有一次是用了一劑500克的附子。而在《吳佩衡醫案》中，大部份是用了15克到160克的附子量，亦有一次曾用上一劑400克的附子。至於祝味菊，雖然同是以使用附子而聞名，然根據其零碎醫案紀錄，其使用的附子量普遍在15克以下，最大的則只用上40克。
在火神派中，附子被視為「聖藥」。如鄭欽安《醫理真傳》中說：「古云“熱不過附子”，可知附子是一團烈火也。凡人一身，全賴一團真火，真火欲絕，故病見純陰。仲景深通造化之微，知附子之力能補先天欲絕之火種，用之以為君。」而《扶陽講記》提到：「附子溫通陽，暖命門，溫坎水，破陰凝。附子可以說是扶陽第一要藥，因而對於附子的運用，尤為盧氏一門所推崇。」正如前所言，火神學派對「陷於二陰中」的「命門真陽」，是相當重視的。而附子正是大補這命門真火的要藥。因此，使用附子藥量的多與少，很多時候變成了判定是否火神派或火神學水平高低的依據。像山西善治急重症的老中醫李可，亦因為其使用附子的量很重，而被人們看成是火神派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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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火神派近年興起的主要因素
每個派別的出現總有其獨有的必然因素。而大劑量長期地使用溫熱藥的火神派，能夠於中醫教育規範化及高等教育化多年後的現在，仍能找到其立足之處，自然是有其必然之原因。簡單而言，今日中醫界的高等教育一直為人所詬病，尤其是由高等院校教育出來的「西化中醫」。由魯迅的「有意或無意的騙子」、九零年的「**上書」、「改革開放以來沒有培養過一名真正的中醫」，到近日「自民國以來第二次廢止中醫事件」，無不令人替中醫「華其外、悴其內」的現狀感到擔憂。
根據中國新聞週刊一篇關於中醫現狀的調查，截至2002年底，全國的行政縣中，只有66%的縣有中醫院。而中國擁有衛生機構85705箇中，只有3801是中醫的。到2006年，中醫醫療機構已下降至3009家。而且，中醫就診人數亦急劇減少。據2001年國家中醫藥局組織的《中國中醫醫療服務需求與利用研究》顯示，全國大約只有1/3的病人使用中醫和中西醫結合治療，當中只有大約1/5的病人使用純中醫治療。根據1994年中國衛生部推出的《醫療機構基本標準（試行）》規定，中醫醫院的門診中醫藥治療率不應低於85%，而病房中醫藥治療率則最少應有70%。但在2000至2003年的中醫院住院病人中，中醫治療病案數，分別只有28%、25%、20%和18%。可見，傳統中醫並非如表面所見般興旺起來，反之卻是到了一個存亡攸關的境地。
這個中醫現狀激起了很多熱愛中醫的人的反響，有很多希望發揚傳統純中醫的學者，一直都在尋找挽救中醫的方法。對於葉吳學派清輕寒涼，副作用少的風格，漸漸地被認為是阻礙中醫發展的歷史枷鎖。為了能令中醫受到應有的重視及尊重，一些療效顯著或理論獨特的醫家，紛紛被捧出來成為中醫的領頭人，來與西醫爭一日之長短。火神派，正正就是其中之一。當然，正如《扶陽講記》中所言，「先天不足」、「嗜食生冷寒涼」、「誤用苦寒藥」、「濫用抗生素」、「工作繁勞」、「心性因素」等現代社會獨有的致病環境，亦是構成了大劑量溫熱藥能被接受的部份因素。以上這些客觀條件，其實都有助火神派學說在中醫界裡流行及傳播。
(薛蓮加註：大約是作為南陽人的向天清，對南陽張仲景的一種景仰和傳承的責任感，讓他對火神派特別推崇繼而發誓鑽研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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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火神理論小議
雖然火神派確實有其出現及發展的背景因素，而且其理論及用藥又確有特色，加上有大量臨床成功的病例驗案，這些種種更難得地喚起了很多中醫同道們對「真正」、「傳統」中醫的追求。然而，在這一股「火神潮流」蔓延的同時，似乎又像過往的中醫發展史一樣，很多人都不願深究，只是在附和追遂潮流。我們不難看到，火神派種種理論觀點中，其實有很多是值得我們討論和反思的。以下，筆者嘗試就當中的一些觀點提出商榷。
3.1 「火神」並非鄭欽安原意
今日火神派的論調，其實並非與鄭欽安之學術觀點完全一致。正如盧崇漢於《扶陽講記》中說：「鄭氏雖然號稱“姜附”先生，但仍然會常常用到寒涼。而真正將欽安學派發展成純粹的扶陽學派，是鄭氏的一個重要弟子盧鑄之先生。」誠然，鄭欽安確實比較著重溫熱藥的使用，但這很大程度是由於他為了針對當時時醫濫用寒涼之流弊。雖然從鄭氏著作中，也可看到強調陽氣之論點，如《醫理真傳》中：「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陽氣乎。陽氣無傷，百病自然不作。」《醫法圓通》雲：「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賴此先天—點真氣耳。真氣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氣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有陽則生，無陽則死。」、「人活一口氣，氣即陽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但如果更細看其著作，就會知道這並非鄭氏學說之全部。
稍為概括地看一下目錄，就知當鄭氏提出陽氣、陽虛之概念時，每每立即加上相對之陰精、陰虛的論述，如言乾卦後必言坤卦，「辨認一切陽虛證法」之後便寫「辨認一切陰虛證法」，「陽虛症門問答」之後就是「陰虛症門問答」。在陰虛證治方面，鄭氏亦強調如何運用如白虎湯、承氣湯、葛根芩連湯、黃連阿膠湯等寒涼方劑。可見，「火神」二字絕不能真正涵蓋鄭氏學說之全部。
更重要的，是「火神」這追加的稱號，把鄭氏學說更重要更精華的部份，大大地幼稚化和簡單化了。在鄭氏《醫理真傳》原序雲：「醫學一途，不難於識症，而難於識陰陽。」《鄭法圓通》序中：「偶悟得天地一陰陽耳，分之為億萬陰陽，合之為一陰陽。」鄭氏對於陰陽的核心思想是「(水火)雖是兩物，卻是一團，有分之不可分，合之不勝合者也。」、「水、火互為其根，合而為一，不可分為二也。」鄭氏認為，人身水火陰陽二者本為一，可分，亦不可分。比之簡單地把人身陰陽一分為二，鄭氏更重視如何看透二者合而為一之關係。這個「二即是一，三即是一，全即是一」的概念，絕非單單「火神」二字或強調使用溫熱藥可以相提並論。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到，鄭氏書中不只一次提到「六經氣化」的重要性。如果深入瞭解六經氣化的內容，也就很容易明白六經氣化之中，本就已包含了五行，包含了水火。如其中在《醫理真傳?陰虛症門問答》中說到：「不知(仲景)立法之祖，定六經早已判乾坤之界限，明六氣業已括萬病之攸歸。六氣即是六經之體……須知仲景傷寒之六經，並非專為傷寒說法。」可見，鄭氏相當重視《傷寒論》那高度概括及全面綜合的理念，強調需要明瞭五行六氣之全，絕不可能只是單單著重「以熱治寒」這種片面的觀點。在《醫法圓通》中，鄭氏一句「陰虛一切病症忌溫補也……若扶其陽，則則陽愈旺而陰愈消，每每釀出亢龍有悔之候，不可不知。」已經完全告訴了我們，溫熱藥如附薑桂者，絕非如今日火神派的理念般，可以萬試萬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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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火神派錯解陰陽
《素問》中不只一次提到：「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可見陰陽的概念是相當廣闊與多樣性的，更是抽象且形而上的。然而，火神派與所謂寒涼滋陰派所爭論的過程中，卻往往忽略了陰陽的廣闊含義形而上含義，只是在狹窄地討論寒藥熱藥之用，把「陰與陽」的概念錯誤地縮窄至只談「寒與熱」。這種狀況，正如筆者另文《對傷寒論的誤解》中所言，把「三陰三陽」的定位困在「手足六經」這個形而下的框框之中一樣，當下火神派那所謂對「陰陽」的理解，其實亦只限於「寒熱」而已。
譬如說，劉力紅的《思考中醫》中，以十二消息卦表示陽氣的宣發、運行及儲藏是相當重要的，對於陰爻為多的卦解，每每都言這就是「陽氣」的儲藏狀態，指出「精不是陰」、「“精”實際上指的是陽氣的蓄積狀態」。然而，劉博士卻在幾頁之前(《思考中醫》第80頁)，才剛指出了「陽的收藏狀態為陰」這一觀點。那又為何要獨言「陽」的重要，而完全不言「陰」的重要？在火神派的眼中，所謂的「陰」只是狹義地指「陰津」、「陰液」，卻完全忽視了「陽的儲積即為陰」這個理念。「陽氣的收藏過程」，其實正正就是一種「陰的體現」(這種陰雖不一定與「滋陰法」中的「陰」相同，但亦有相當程度的關係。) 生長(木火)屬陽，收藏(金水)屬陰，這是一個千載不易，卻又很顯白的道理。也就因此，陰陽是平等且相輔相成、合而為一的。
正如鄭欽安所重視的「腎中之陽」「坎中之火」，其實正正就屬於「陰」，腎屬水，居人身之下焦，主藏，這些特點其實正正就是「陰」。為甚麼火神學派要獨舉一個「陽」字而把「陰」字貶得如斯卑微？隨後更偷換概念、移花接木地把「溫」當成是「陽」的全部，把「溫熱藥」的應用無限地擴張？在《思考中醫》中，明明提過陰陽的統一關係較對立關係為重要，但之後卻又明顯地把「陰陽」對立了起來。「精能化氣，氣能生精」，這是中醫陰陽理論的一個核心，亦是筆者前文中解釋鄭欽安學說當中的一個重點。可是，這一個「陰陽互化」的理念，卻無法在火神派的陰陽觀中所能夠體現出來。
我們也可以看看《靈樞?本神第八》是怎樣說的：「五臟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如果用上火神派的唯陽理論觀點，實在是無法好好解釋，甚至是互相所背道而馳的。如果火神派認為陽氣之「收藏」對於生命而言是重要的，那也就是說，其實是在指出「陰」對於生命來說是重要的。正如人體中，「肅降」、「滋養」、「消谷」、「化血」、「排洩」這些種種「陰」的存在，較之「宣發」、「運行」、「化氣」、「輸布」、「上升」等等「陽」之存在，是具有同樣重要及平等的價值。再來看看《素問?陰陽離合論》言：「陽予之正，陰為之主。」，難道我們又可以單憑這句說「陰就是主要的嗎？」不，我們應該明白當中所言，是陰陽的統一和合，相輔相成的結果。而《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言：「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如果用上狹義片面的陰陽定義，我們會理解成：「陽是負責守護陰的，而陰則是負責使喚陽的」。這就顯出火神派那「陽主陰從」的概念，至少並不是如他們所言般，來源於經典，符合於經旨的。但是，我們其實更應明白，內經中的陰陽，其實往往不是單指一種「物」或一種「實體」，而是在闡示出陰陽二者於狀態及概念上的不同，以及統一合作、相輔相成的重要性。在《內經》中經常出現的陰陽對偶排列句式，其實正正是為了說明了萬事萬物中，陰陽之同等價值與意義，缺一不可。
而在《生氣通天論》中一些論述「陽氣」的內容，火神派經常藉此作為「常用溫熱藥的免死金牌」。可是，此篇經文正如其題目所言，主要是言「天」的，而人體與天交通的正氣，也就被稱為「陽氣」，並不是如我們平日簡單所想般，以為「熱的氣就是陽氣」。而且，在此篇經文中，「陽」與「陽氣」是有所分別的。「陽」所指的是哲學性的抽象思維，而「陽氣」的，正如前所言，則只是用以借代「人身」通「天」之正氣的重要，當中是完全沒有要貶低陰的價值這意思。所以當在《生氣通天論》的最後一段時，正正是平等地對待了「陰」與「陽」，指出「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而不會有「陽氣比陰精重要」諸如此類的描述。如果此篇文章旨在要突出「陽」的重要，是不會在開首即言「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以及在結尾再次點出「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其實，就正正說明了萬事萬物中，陰陽之同等價值與意義，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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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火神派的陰陽觀也經常牽涉到《易經》，尤其是孔子《繫辭傳》中的「天尊地卑」，更被經常引用為「陽主陰從」的依據。然而，我們也可以參考一下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的《易經系傳別講》，是如何理解「天尊地卑」這一個概念：「就中國文字來看，如果認為天高高在上是很尊貴的，地在下，便很卑賤，這種看法又是胡說，該打三百大板…天在上面…無量無邊的虛空…永遠很高遠，很尊貴的…地很卑近，卑者近也…人離不開土地，這個地球、土地對我們很卑近。」可以看到，南先生絕不認為天較之於地對人們來說更為重要。《繫辭》的這一章裡面有一句是這樣說到的：「幹知大始，坤作成物。」從這裡我們就應知道，就算有陽為我們作開「始」，也得必須有陰才可「成」事，缺一不可。
《周易?繫辭傳》亦言：「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陰陽，本就是具有廣闊哲學含義的形而上概念，能涵蓋的是廣闊而無限的事物，並用以探討事物之間的關係及相互作用。而火神派卻經常選擇性地引經據典，藉以指出其獨有的陰陽理論以及「陽主陰從」的觀點，希望把「常用溫熱藥」這行為合理化。他們把原來無限廣闊及靈活的陰陽概念，狹窄地只當成是「陽氣」以及「陰津」這形而下的物體，大大失去了「陰陽學說」那形而上的廣闊哲學含義。同時，對於藥物的運用，火神派也單純地以為「寒」與「溫」就是陰陽的全部，完全無視了藥物「表裡」、「補瀉」以及「升降」等等多種對立統一的關係，大大限制了使用藥物時的多元考慮因素，使藥物的使用變得線性以及片面。我們要知道，「陰與陽」是相對的，是靈活的，是包含萬象萬物的，就如鄭欽安的所言，為醫者最重要是「識陰陽」，而不是獨識純陽。鄭氏在《醫理真傳?陰虛症門問答》中，用上了乾薑甘草湯和當歸補血湯，正正就是其對陰陽理論認識的體現。可惜的是，盧崇漢卻讓把這說成是陽虛門的治方，又正好看出其對陰陽概念的狹隘之處。這種陰陽理論的狹窄化，對中醫學的發展及應用來說，委實並非一件好事。
3.3 火神派附子用量探討
對於《傷寒論》中藥量的度量衡問題，一直眾說紛紜。根據不同的考證結果，對於《傷寒論》中附子的用量也是說法不一。但當中最大的考證結果，是柯雪帆教授根據 1981年考古發現所作出的「一両等於今日的15.625克」。而根據何紹奇於《關於仲景方用藥劑量的問題》一文中，估計附子一枚及石膏如雞子大的用量，分別是20克及50克左右，而杏仁七十枚則為27.5克。至於百合病諸方，就用了百合七枚；而炙甘草湯，則用大棗三十枚；桃核承氣湯、大黃牡丹湯桃仁俱用至五十枚這個數量；抵當湯則用水蛭三十個。從這些數字當中可以看出，仲景原方的藥量，顯然與今日中醫教科書中的「一兩等於現今一錢，即3克」這說法，有著巨大的差異。因此，何氏總結說：「這些都說明一個問題：仲景藥量比今天重。這恐怕是不爭的事實。
事實上，就以上的例證看來，對於附子的用量，我們確實有需要重新思考教科書及藥典上的指示，認真的去了解及分析其是否合理，才不致令中醫陷入「不能治急重症」和「只是調理身體，治療小病的醫術」的窘境中。而且，當考慮到盧崇漢、李可、吳佩衡等使用這麼大量附子，卻無副作用的驗案，我們更不能忽視重用附子所能帶來的巨大潛在療效。
然而，重視使用大量附子不等於火神派盧崇漢所謂「最少的用量是60克」或「九成藥方都要用上附子」。譬如說，仲景所有有附子的方中，最常用的是一枚，就算根據最大的考證結果，亦只是15.625克，而且仲景書服藥法大都取「分溫三服」的習慣。而仲景281方之中，筆者粗略點算，只有34方是用上了附子，佔所有經方的12%。當然，每方的使用頻率或有多寡之分別，但正因如此，我們更不應劃一地把附子的用量定為60克以上，無視了應根據不同情況，作靈活加減取捨的原則。更何況，附子因產地、收採時期、炮製、配伍的不同，其藥效及毒性都有很大的差異。如果對這些因素全不理會，便會出現藥材的浪費甚至是巨大的潛在危險。從網上一些中醫論壇可見，近日火神派的支持者，甚至把「用附子量的大小」，變成了衡量一位醫家功力及火神派地位的硬性指標。可見，火神派的興起，對於今日喜歡盲目崇拜，以及不愛思考的中醫後學們，有著一定深遠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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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火神派對陰火之治
火神派很強調「虛陽外越」、「真龍約言」，認為虛火上浮的原因只在於「因命門火衰使陰氣上泛，水升龍騰」，形成浮陽的狀況。然而，命門火衰固然是陰盛格陽的一種可能，卻並不是虛陽浮越的唯一因素。如丹溪《格致餘論》所謂的「相火妄動」，就是因為人的情志、色慾、厚味等而引起的陽浮現象，使用滋陰藥正是其治療的方法。這在理論的確立與臨床運用上，歷史以來都有著相當充足的支持。又正如鄭欽安，以及劉力紅也很強調的「封髓丹」，正正就是用於「腎火不藏、陽氣上浮」的主方。方中以「黃柏」作為降逆相火的主藥，卻並無任何的薑桂附以輔命門之火。可見，火神派把所有虛陽外越的狀況都當成是命門龍火的虛越，是並不妥當的。更甚者，若無差別地排斥滋陰學派的用藥方法，更會使中醫的多元性及廣泛性受到嚴重的破壞。
3.5 火神派標本不明
最簡單地綜合火神派的理論，即：「人的正氣，就是陽氣。」從正邪而言，「邪屬標，正屬本」，因此，火神派認為，使用溫陽的藥，才算是治「本」之法，其它如清熱寒涼滋陰之法，不過治「標」而已。譬如盧崇漢在《扶陽講記》中寫到：「我們聽，我們思維，我們拿筆寫字，我坐在這裡講話，都是在耗陽氣。」他把人身中所有的機能動力、免疫功能、復完功能等等，都定義之為「陽氣」，也就把「陽氣」當成是「本」。然而，就算確實如盧氏所言，「陽氣」真的就是「本」，但在《素問?標本病傳論》中，就有「間者並行，甚者獨行」之說，顯示出對「急則治其標」的重視，也就告訴我們，有時候自當考慮如何治「標」。因此，處理標「熱」，也是治病的一大重點。否則，標熱不去，正陽也就難復，這正是治病複雜玄妙之處。
而更重要的是，「人體的正氣就等於陽氣，可以用溫熱藥加強」這論點，委實值得商榷。如果說服用溫熱藥就能使正氣充足，也就是說溫熱藥是不會產生副作用的(正氣不嫌多)。然而，從歷史及臨床實證來看，就以溫熱性傳染病為例，我們真的可以用溫熱藥來顧護人身之「本」乎？難道熱邪就不可以是病的「本」？單單提倡應用溫熱藥這種只陽不陰的做法，也就是等同忽略了標本緩急及過猶不及這些原則的考慮。如果說只有用溫熱藥才是在治本的話，就即是完全否定了溫病學派的價值及他們大量治病的驗案，這是不符合實情的。更何況，發明「急下存陰」法的，也不是誰人，正正就是仲景。(有關陰陽與標本的關係，也可參照本文的 3.2 部份)
3.6 火神派隨意演繹、以偏概全
正如前文提到，對於《內經》及《易經》等著作，火神派往往只抽取當中的一部份，甚至扭曲原意，作為支持自己使用溫熱藥的論據，現今再舉例以證之。譬如盧崇漢在《扶陽講記》言：「大家都知道清華的校訓有兩個，一個是自強不息，一個是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實際上就是乾的精神……」，其後對重陽之說大加發揮。然而，對於「厚德載物」其實就正正是坤卦的象傳，盧氏卻竟是懵然不知。
又如《內經》，火神派往往只節錄當中的一部份，來說明「陽的重要」，但如劉完素這位火熱論代表，又何嘗不是用上《至真要大論》的病機十九條來確立人們所謂「寒涼學派」之說？難道我們可以認為病機十九條是不值得重視嗎？另外，盧氏也在書中更引李中梓《內經知要》說：「天之運行，惟日為本……在於人者，亦惟此陽氣為要……」以及劉力紅在《思考中醫》中，也把萬物一年的四季變化，當成是「由太陽的視運動決定的」。這都是為了要突出「陽的重要」。可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發達及成熟，其實正是靠觀測星體所得來的成果。而觀測星體，正正就是在晚上這「陰」的時間中進行。也就因此，中醫的傳統天文曆法，一直強調「陰陽合曆」，以確保同時對日相及月相位置的正確描述，而不獨取太陽視運動為制訂原則。火神派的醫家及學者們，彷佛就是對此毫不知情，或是視而不見似的。
更可怕的是，盧氏在《扶陽講記》中，曾借陸九芝《世補齋醫書》的大司天理論，以指出仲景所處之世代為太陽寒水當令之時。其實，陸氏之所以要創出大司天理論，正正是為了要點明「仲景所處之世代，並非寒水當令之時」，以及仲景用藥之「不偏」。盧氏這種子虛烏有，刻意捏造的造法，是極為不妥當的。就以上種種，我們看到火神派這些以偏概全，治學不嚴謹的作法，在認真嚴謹地研究中醫學問這原則下，其實已響起了一個相當值得關注的警號。
淺談對火神派的認識 〔8〕轉載寨王潮
3.7 火神派騎劫仲景之名
筆者最無法接受的，是火神派口口聲聲說重視仲景學說，卻不過是為了借仲景之名來宣傳其用溫熱之藥。在盧崇漢的《扶陽講記》說：「仲景學說的特徵，是甚麼？……這個特徵歸根結柢，可以歸結到扶陽這樣一個理路上來……為甚麼張仲景以寒立題？要以寒來立論？就是因為考慮到了生命的根本是陽……今天、將來，依然是傷寒十居其七……」明顯可以看到，盧氏把《傷寒論》的「傷寒」二字，當成是「寒邪」引起的疾病而已，藉此把「多用溫熱藥」合理化。然而，我們需要看看，到底《傷寒論》是否真的只言「寒」？
我們《傷寒論》的五版教材提到：「《傷寒論》主要是討論廣義傷寒的，以六淫為病因，並結合內外致病因素來討論病機、病證、治則。」《傷寒論》的「傷寒」二字，應作《難經》中「傷寒有五」的「廣義傷寒」解，而非單指由「寒邪」所引起的外感病。而盧氏所推崇的陸九芝，他的《世補齋醫書》，亦指出《傷寒論》並非只言「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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