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恆大研究院 任澤平 李建國 範城愷
導讀
瘟疫歷史是一部災難史，也是一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危機四伏的曲折歷史。3千年前就存在天花流行，而當前超級新冠疫情正向全球蔓延。即使在醫學高度發達的今天，疫情席捲近百個國家和地區，堪稱百年一遇。從幾千年的歷史視野看，為什麼大瘟疫反覆上演，甚至一度差點演化成人類的滅頂之災？人類歷次戰“疫”有哪些經驗教訓？我們該如何戰勝這一次疫情危機？
目錄
1 黑死病：橫掃歐洲的瘟疫之王
1.1 起源：早期為地方病，因戰爭和商貿往來而大流行
1.2 爆發：肆虐400年，歐洲人口死亡30%-50%，引發宗教信仰危機及社會勞動力短缺
1.3 戰疫歷程：從矇昧和天譴走向理性和科學，催生隔離、檢疫等公共衛生制度
2 天花：滅絕印第安人的元兇
2.1 起源：源於西亞，3000年前木乃伊存在天花印記
2.2 爆發：導致3億人死亡，滅絕印第安人的元兇，曾被用作生物武器
2.3 戰疫歷程：人痘術普及緩慢，牛痘疫苗及有效的國際合作最終消滅了天花
3 西班牙流感：人類歷史上爆發力最強的瘟疫
3.1 起源：源於美國，可能與豬或禽類有關
3.2 爆發：流行中發生變異，2年時間感染全球三分之一人口，死亡超過5000萬
3.3 戰疫歷程：戰爭利益被置於公共衛生之上，防疫措施不力、消息封鎖導致疫情擴大
4 霍亂：數小時即死亡，七次世界大流行
4.1 起源：印度是“霍亂的故鄉”，商貿與殖民吹響爆發前奏
4.2 爆發：七次重蹈覆轍，至今生生不息
4.3 戰疫歷程：認知、科學、機制，缺一不可
5 SARS：21世紀的首次全球瘟疫
5.1 起源：從吃“野味”到吃板藍根
5.2 爆發：春運助推，短暫衝擊經濟，持續觸動社會
5.3 戰疫歷程：信息公開是戰疫的轉折點
6 危險重重：麻風病、炭疽病、黃熱病、肺結核、瘧疾、傷寒、MERS
7 啟示
7.1 瘟疫對人類社會具有巨大的破壞力
7.2 瘟疫危機往往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催化劑
7.3 瘟疫是在人類定居、馴化動物、城市等文明進程中產生的
7.4 捕殺野生動物正在成為新傳染病產生的重要原因
7.5 科學是人類戰疫史上最有力的武器
7.6 政府要重視防疫，信息要公開透明
7.7 完善的公共衛生體系是防疫的根本
7.8 瘟疫無國界，全球應攜手抗疫
7.9 未來傳染病仍是人類社會的重大威脅
7.10 人類的自我救贖：短期應急與長期防疫
參考文獻
正文
回顧人類歷史，瘟疫是與饑荒、戰爭等相併列的重大災難，黑死病、天花等瘟疫均造成數以億計的人口死亡，歷史慘劇曾多次上演。面對瘟疫的威脅，人類社會在長期的應對中既有很多慘重的教訓，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方法，文明在一次次的危機中不斷前進。19世紀以來公共衛生體系的完善、現代微生物學的發展及醫學技術的進步使得多數傳染病得以被控制，人類依靠文明和科學取得對瘟疫的階段性勝利。但展望未來，病毒的快速進化、人類與動物的接觸、城市規模及人口密度的提高、人員流動的加快等將使得新的瘟疫不斷產生，並將持續挑戰政府的社會治理及應急防疫能力、國際合作機制等，人類距離徹底戰勝瘟疫仍然任重道遠。
1 黑死病：橫掃歐洲的瘟疫之王
1.1 起源：早期為地方病，因戰爭和商貿往來而大流行
作為一種烈性傳染病，鼠疫可能最早起源於非洲，致病原為鼠疫桿菌，主要通過寄生於齧齒類動物上的跳蚤、呼吸道或直接接觸傳播。但在現代微生物學取得突破之前，人類在長達1000餘年的歷史中始終未能明確鼠疫的致病原和傳播途徑，防疫措施長期在黑暗中摸索，鼠疫三次大流行，給人類社會帶來深重災難。
鼠疫於公元6世紀首次從埃及傳入歐洲，隨後爆發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即造成2500萬人死亡的查士丁尼瘟疫。此後，鼠疫又先後於14-18世紀、19-20世紀爆發兩次，其中爆發於14-18世紀的鼠疫大流行是歷史上後果最嚴重、影響最大的一次瘟疫，又被稱為黑死病。
14世紀早期，鼠疫作為一種地方病主要流行於蒙古。1346年，蒙古金帳汗國圍攻現烏克蘭境內的港口城市卡法，圍攻過程中鼠疫開始在蒙古軍隊中蔓延，而鼠疫死者被蒙古軍隊用拋石機拋入卡法城內，疫情傳播至城內。由於城內有較多熱那亞商人，因此蒙古軍隊在疫情過於嚴重而撤軍後，熱那亞商人即乘船逃回意大利，途中停靠的港口陸續爆發鼠疫疫情。1347年，鼠疫開始在意大利蔓延，隨後席捲整個歐洲和中東。
1.2 爆發：肆虐400年，歐洲人口死亡30%-50%，引發宗教信仰危機及社會勞動力短缺
1347-1353年，黑死病沿著地中海沿岸迅速傳播，短短7年間先後在意大利、西歐、北歐、俄羅斯及中東爆發，僅1348年佛羅倫薩、威尼斯、倫敦等城市的死亡人數就均在10萬以上，最終在歐洲共造成2500萬人死亡。此後，黑死病的大範圍爆發基本結束，但區域性的爆發時斷時續，400年後即18世紀才逐漸停止，例如法國在1580-1588年間就爆發250多次，1631-1640年間平均每年爆發28次。據估計，1400年歐洲人口的平均壽命由黑死病爆發前的30歲大幅下降至20歲，而整場瘟疫共造成全球7500萬人和30%-50%的歐洲人口死亡，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瘟疫之一。
黑死病嚴重衝擊了歐洲政治、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迫使歐洲從矇昧走向理性。 嚴重的疫情不僅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也在上層建築層面造成衝擊，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引發了宗教信仰危機，疫情初期人們認為黑死病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因此進行大懺悔，但效果反而不如世俗理性的措施，引發人們對天主教的信仰危機，歐洲社會逐漸從宗教禁錮中走出，成為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開端；二是人們在找不到瘟疫合理解釋的情況下開始歸罪於猶太人、殘疾人、乞丐等“上帝的罪犯”，比如認為黑死病是猶太人四處流動和投毒的結果，因此西歐社會大肆迫害和屠殺猶太人，使得大量猶太人被迫遷徙到東歐，引發歐洲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三是勞動力大量短缺導致土地荒蕪，農業生產結構開始向人力需求不高的畜牧業傾斜，繼而畜牧業產生的羊毛紡織需求和工人的相對短缺又引發對節省勞動力技術的需求，成為工業革命的重要前提。值得一提的是，鼠疫很可能也是明朝滅亡的重要因素，歷史研究表明，明朝末年鼠疫的大爆發至少導致1000萬人口死亡。
1.3 戰疫歷程：從矇昧和天譴走向理性和科學，催生隔離、檢疫等公共衛生制度
疫情初期愚昧的預防方法不僅無助於疫情的控制，反而有些使得疫情更加惡化。由於歐洲中世紀的宗教禁錮及醫學認知水平的落後，疫情初期人們對黑死病預防和治療的方法較為愚昧，包括放血療法、煙燻房間、吸菸、使用通便劑、用尿洗澡等，甚至因認為貓是邪惡的化身和瘟疫的根源而大量捕殺貓，造成老鼠進一步氾濫和疫情的惡化。
生存危機迫使人們對黑死病的防控從矇昧開始走向理性，催生現代公共衛生制度。1348年意大利米蘭大主教首先對黑死病患者的房屋下令實施隔離，結果米蘭幸運的躲過疫情，驗證了隔離對控制黑死病傳播的作用。1377年，意大利拉古薩港首次進行海港檢疫，對來自疫區的旅行者實施30天或40天的隔離措施，檢疫制度由此建立。隨後，歐洲部分城市開始衛生立法，規定疫情期間禁止集會、對喪葬進行規範管理、禁止同疫區進行貿易等，同時建立歷史上的第一批衛生機構，負責隔離、檢疫、清掃街道、疏通水道等，最終疫情於18世紀基本得到緩解。在這一過程中，衛生立法、設立專業衛生機構及隔離檢疫等措施成為現代公共衛生制度的開端。
現代微生物學的發展、居住環境的改善及抗生素的發明使得鼠疫得到有效防治，至今不再構成對人類社會的重大威脅。至19世紀下半葉，巴斯德、科赫等人開創了現代微生物學和疾病細菌學說，此後一系列傳染病的病原體及傳播途徑得以明確。1894年法國細菌學家耶爾森首次從香港鼠疫死者檢驗切片中分離出鼠疫桿菌並確認為致病原，1897年日本醫學家緒方正軌首次發現跳蚤是鼠疫的傳播媒介，1910年馬來西亞華僑伍連德在中國哈爾濱首次發現經呼吸道傳播的肺鼠疫，病原體及傳播途徑的確認促進了防疫措施針對性的提高。此外，近代以來居住環境及衛生條件改善使得鼠害及跳蚤大為減少，降低了鼠疫傳播的可能性。20世紀中葉鏈黴素被髮明，鼠疫的致死率大幅下降。至今，鼠疫已得到基本控制，雖未徹底消滅，但已不再構成對人類社會的重大威脅。
2 天花：滅絕印第安人的元兇
2.1 起源：源於西亞，3000年前木乃伊存在天花印記
天花的病原體為天花病毒，主要通過呼吸道傳播，患者主要症狀為皮膚顆粒狀膿腫和高燒，病死率約30%，倖存者大部分留下麻臉或眼睛失明，被認為是最為恐怖的傳染病之一，至今仍無特效藥。
公元前1157年去世的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是目前找到的最早的天花病例，考古學家和病理學家在其木乃伊的臉部、脖子和肩膀發現了天花皮疹印記，說明天花至少在3000年前就已經存在。
根據美國演化生物學家戴蒙德的研究成果，1萬年前人類在西亞的“新月沃地”首次馴化了牛，而牛所攜帶的牛痘病毒在與人類的長期接觸中突變為天花病毒並獲得感染人類的能力，因此天花極有可能起源於“新月沃地”，此後傳播至埃及等其他地區。
約在公元前1000年，天花病毒經貿易活動而從埃及傳入印度，公元1世紀又通過戰爭俘虜從印度傳入中國，公元2世紀羅馬帝國出現天花疫情，公元6世紀天花經過朝鮮傳入日本，至此經過1500多年的傳播，天花基本覆蓋歐亞非大陸。
2.2 爆發：導致3億人死亡，滅絕印第安人的元兇，曾被用作生物武器
與鼠疫、霍亂不同，天花主要感染兒童且病死率僅30%左右，因此不會短時間內造成人口和勞動力大幅減少，但疫情也更為持久。
在漫長的歷史中，天花的流行程度經歷了逐漸增強的過程。中世紀前期，天花定期在歐洲出現，但並未在當地紮根。11世紀，羅馬教皇組織東征的十字軍因天花而幾乎全軍覆沒，十字軍回國後又導致天花在歐洲流行，但整體上其殺傷力在中世紀時排在黑死病和肺結核之後，並未成為人類生存的主要威脅。至17-18世紀，人口密度的提高給天花爆發創造了條件，天花逐步成為全球最嚴重的瘟疫，僅在歐洲就造成1.5億人死亡，法王路易十五、英女王瑪麗二世、清朝順治和同治等均死於天花。
15世紀末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隨後西班牙開始殖民美洲並與上千萬人口的阿茲臺克帝國、印加帝國等土著國家交戰，無意中西班牙殖民者帶入的天花傳染給了印第安人土著。由於印第安人從未接觸過天花而缺乏免疫力，病死率高達90%，其中阿茲臺克帝國包括皇帝在內的一半人口死亡，恐怖的疫情造成印第安人內亂、軍隊渙散，以致幾百人的西班牙殖民者輕鬆征服了阿茲臺克帝國和印加帝國。此外，印第安人在看到西班牙殖民者安然無恙的現象後將殖民者視為超自然力量，心理上反抗意志的瓦解也是其被征服的重要因素。據估計，阿茲臺克帝國原有人口在2000萬以上，至1618年銳減至十分之一。
在意識到天花病毒的巨大威力後，天花開始被有意用作生物武器。18世紀北美戰爭中英軍將天花汙染的毯子和手帕送給支持法軍的印第安人，引起天花流行和毀滅性後果。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英、日均曾試圖研製天花武器，但因疫苗的廣泛接種而放棄。戰後，蘇聯曾設立天花武器開發廠並於1971年意外洩露，造成3人死亡，引發國際譴責。
據估計，從公元前1157年去世的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到1977年索馬里出現最後一例自然天花患者，天花肆虐人類社會至少3000餘年，共造成約3億人死亡，是造成死亡人數最多的傳染病。
2.3 戰疫歷程：人痘術普及緩慢，牛痘疫苗及有效的國際合作最終消滅了天花
人痘術因具有一定的危險性而普及緩慢，在英國成為富人和貴族的專利。 最遲於16世紀，中國首先發明瞭成熟的人痘接種術，其中水苗法最為有效，即將患者的痘痂研磨成粉、加水稀釋後蘸入鼻孔，接種成功率高且稀釋過程可減輕接種後的發病病情。1688年俄國最先派醫生來中國學習人痘術，但由於人痘術有2%左右的致死率，其在全球的普及過程緩慢，英國議會甚至曾宣佈接種人痘是一種危險行為。面對人痘接種的危險，英國醫生設計了術前準備4周、術後恢復2周、包括灌腸和食療方案在內的冗長接種程序，並收取高昂費用，人痘接種術成為富人和貴族的專利。
理性的數量分析使得人痘術的價值被確認，1760年代後日益普及。1716年北美波士頓的牧師馬瑟對242名志願者接種了人痘，結果6人死亡，馬瑟認為儘管直接接種人痘的致死率為2.5%，但不種痘患天花的自然死亡率為15-20%，因此人痘接種術仍然值得推廣，這是第一個對醫學程序進行數量分析的案例。隨著人們對人痘術價值認識的深入及天花流行造成的恐慌，1760年代後人痘術終於在歐洲日益普及。
牛痘疫苗的發明使得人類看到戰勝天花的曙光。1796年，英國醫生詹納發現患過輕微牛痘的擠奶女工不會感染天花，推測牛痘具有預防天花的作用，因此將牛痘漿液接種給一名8歲男孩和其他22名兒童，隨後接種天花，但接種者安然無恙，證實了牛痘疫苗對於預防天花的有效性，且安全性超過人痘術。
除牛痘疫苗、凍幹技術的發明外，強有力的政府推行及國際合作也是人類消滅天花的重要因素。牛痘疫苗的推廣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起初人們認為接種牛痘可能導致人的變異，且牛痘疫苗的預防效果並不會立即顯現，因此曾遭到抵制。在此情況下，歐美各國政府通過立法強制全民接種疫苗，天花得以逐步控制。但與歐美國家不同，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資金問題，且熱帶國家天氣炎熱造成的疫苗失活問題嚴重，牛痘疫苗的全民接種面臨種種困難。20世紀中葉，世界衛生組織（WHO）成立並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消滅天花，同時適用於熱帶國家的凍幹疫苗被髮明，全球範圍內的天花消滅計劃穩步推進。1977年索馬里最後一例自然天花患者痊癒，人類最終經過170年的努力消滅了天花病毒，成為目前唯一被人類消滅的傳染病，只有美國和俄羅斯實驗室還保存著天花病毒樣本。
3 西班牙流感：人類歷史上爆發力最強的瘟疫
3.1 起源：源於美國，可能與豬或禽類有關
西班牙流感由H1N1流感病毒引起，通過呼吸道或直接接觸傳播。最新的研究表明，H1N1流感病毒在遺傳上可能來源於豬流感病毒或一種禽病毒，因此推斷其起源於豬或禽類，也有可能是起源於禽類並經過豬感染人類。
西班牙流感的首個病例於1918年1月在美國得克薩斯州哈斯克爾縣被發現，2個月後在當地美軍訓練營集中爆發，隨後疫情蔓延至美國各地及全球。
這場瘟疫被稱為西班牙流感，原因是這場疫情爆發於一戰，參戰各國為了戰爭利益而封鎖疫情消息，只有中立國西班牙大量報道了疫情，導致人們誤以為疫情主要爆發於西班牙。
3.2 爆發：流行中發生變異，2年時間感染全球三分之一人口，死亡超過5000萬
1918年3月，流感疫情首先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的福斯頓軍營爆發，1100名士兵患上重型流感，隨後全美36個大型軍營中24個陸續爆發疫情並傳播至周圍城市。1918年4月，美軍陸續被派往歐洲戰場，疫情開始擴散至歐洲及全球。但這一時期的西班牙流感致病性並不強，例如法國海軍司令部的172名守衛士兵中大部分都感染了流感，其中54人住院，但最終全部康復，無一人死亡。進入夏季，疫情在西歐和美國開始消散，英國的一份醫學期刊評論稱“流感疫情已全然消失了”。
但實際上，代際傳播後的流感病毒正在變異，瑞士、英國伯明翰、法國的一個小型兵站等局部地區開始出現高死亡率的流感疫情，總人口死亡率在5%以上。
1918年8月，一艘離開西非國家塞拉利昂的英國軍艦爆發疫情，779名船員患病近600名，最終死亡51人，死亡率達到7%。隨後流感傳入美國和法國並於9月大範圍爆發，數星期內傳播至世界各地，第二次大流行到來。第二次大流行持續約3個月，造成大量死亡和大恐慌，僅10月美國就死亡20萬人，醫生和護士大量感染造成醫院癱瘓，甚至棺材脫銷，部分運兵船在14天的航行中死亡近一半，屍體被拋入大海，德軍因流感而減員三成，成為其投降和一戰結束的重要因素。
1919年冬，西班牙流感第三次流行到來，但致病力弱於第二次流行，整體影響不大。至1920年春，流感病毒神秘消失，從此銷聲匿跡。
事後來看，1918年西班牙流感具有流行時間短、傳播範圍廣、感染人數及死亡人數多、青壯年死亡率高等特點。流行時間方面，這場流感始於1918年春季，歷時僅2年，分別在1918年春季、1918年秋季、1919年冬季至1920年春季三次大流行，其中第二次最為嚴重；
傳播範圍方面，西班牙流感基本覆蓋全球所有人類聚集地，包括北極和太平洋群島，其中一些北極圈的愛斯基摩人部落死亡率超過80%，很多村莊成為廢墟；感染人數及死亡人數方面，西班牙流感死亡患者主要死於肺炎，儘管西班牙流感的致死率遠低於黑死病、天花等著名瘟疫，但由於感染者基數大，造成了同樣嚴重的死亡規模，經統計和估算，西班牙流感感染人數達到5億，佔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而死亡人數在5000萬-1億人之間，人類歷史上僅次於天花；死者年齡結構方面，16-40歲的青壯年佔一半以上，原因是青壯年的較強免疫應答造成了更嚴重的細胞因子風暴，青壯年的死亡造成美國預期壽命下降約12年。
3.3 戰疫歷程：戰爭利益被置於公共衛生之上，防疫措施不力、消息封鎖導致疫情擴大
1918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各參戰國家均進行了全國性動員及徵兵，大量兵員聚集在居住環境不佳的軍營或軍事訓練營中，為流感的爆發創造了有利環境。
第一次和第二次流感爆發的前期，政府受戰爭利益影響而未採取及時的防疫措施，反而進行消息封鎖。1918年1月美國堪薩斯州醫生邁納即發現了這一傳染病的危險性，發出了“嚴重流感”的警告，但當地政府未能給予重視。第二次流行初期，紐約、費城等城市的衛生部即使在當地出現流感致死病例後仍然否認流感的威脅，不僅拒絕實施流行病學家建議的禁止集會、隔離、關閉學校等措施，理由是會引起恐慌並干擾軍事行動，反而費城卻舉行了幾十萬人規模的自由公債遊行，用於戰爭公債的銷售。美國公共衛生部和軍醫署也多次向美軍司令部發出警告，要求停止軍營間的調動、停止將染病的部隊派往歐洲，但美軍司令部認為停止派遣將助長德軍士氣，因此大部分沒有采納，派往歐洲的美軍也未進行嚴格的檢疫措施。相反，面對民間逐步擴大的疫情和恐慌，政府為了穩定士氣，採取消息封鎖策略，包括美聯社在內的眾多媒體提示民眾“恐懼是我們的頭號敵人”，使得民眾警惕性下降且防控措施滯後。由於防疫措施不力，疫情很快在10月初大爆發，社會和軍隊陷入混亂，政府才不得不採取了嚴厲的防疫措施，但為時已晚。
戰時機制導致醫護人員被大量徵調，加劇民間醫療資源的短缺和疫情的惡化。疫情爆發期間，大量醫護人員被徵調到軍隊醫院，美國軍隊一度佔用了全國四分之一以上的醫護人員。另外，醫護人員在疫情爆發中也損失慘重，如費城總醫院43%的醫護人員病倒，政府被迫啟用已退休醫護人員及尚未畢業的醫學生，醫護人員的短缺加重了民間的恐慌。
預防措施缺乏針對性、病原體確認的失誤、治療方案的缺失等因素導致社會防治混亂。1918年9月22日，美國政府首次發出預防流感的建議公告：避免不必要的擁擠現象；咳嗽和打噴嚏時掩口；用鼻而非口來呼吸；記住保持三清潔：清潔的口腔、清潔的皮膚、清潔的衣服；食物是戰勝疾病的武器，仔細挑選並細嚼慢嚥；飯前洗手；及時排便；衣服、鞋子、手套要寬鬆，讓大自然作你的戰友而不是兇手；如果空氣清新，儘可能深呼吸。但長篇的建議中並未提及戴口罩、日常洗手消毒、室內通風等措施。同時，美國公共衛生部寄希望於科學家的科研工作，但病原體研究工作自始至終也未能完全明確疫情的原因，甚至一度誤認為流感嗜血桿菌是致病菌並研製出疫苗，事後證明耗費巨大人力物力的疫苗無效。在此情況下，醫生缺乏疫苗及有效的治療藥物，集體討論治療方案也未能達成共識，防治措施的匱乏是這次疫情高死亡率的重要因素。
4 霍亂：數小時即死亡，七次世界大流行
4.1 起源：印度是“霍亂的故鄉”，商貿與殖民吹響爆發前奏
霍亂是由霍亂弧菌引起的急性腸道傳染病，主要通過病人糞便排洩和飲用水汙染傳播，食物、生活物品和蒼蠅亦可傳播。霍亂病人初期大多沒有症狀，潛伏期1-5天，發病表現為劇烈腹瀉、嘔吐，繼而身體脫水致死，若不能及時治療，患者最快數小時至數十小時內就會死亡。
印度恆河三角洲是霍亂的地方性病源區，被稱為“霍亂的故鄉”。歷史上印度有水葬的習俗，將人死後屍體置於恆河中使其順流而下，因此印度和孟加拉境內恆河流域成為了疾病的策源地。自遠古時代開始至19世紀初，由於地理環境封閉、陸路不暢，霍亂僅於印度、孟加拉國一帶隨著每年雨季來臨而週期性流行，當時患者死亡率高達70%以上。
15世紀初，到過印度的歐洲人描述了疾病，開啟西方世界對霍亂的認知。隨商貿需求擴大和海路運輸發展，印度次大陸被打通，霍亂加速外傳。1817年，印度多省爆發霍亂，而英國殖民統治下頻繁的跨區商貿活動奏響了霍亂世界大流行的前奏。
4.2 爆發：七次重蹈覆轍，至今生生不息
霍亂世界性流行起始於1817年的印度，之後傳播至地中海地區。1830年霍亂首次登陸歐洲，1832年首次到達美洲，1852年以後首次於亞洲大面積爆發，每一次大流行都有數十萬至百萬人死亡。始於1899年的第六次大流行最為嚴重，歷時逾20年，其中僅印度病死就達數百萬人。1909年霍亂隨商船登陸荷蘭鹿特丹港口，同年意大利、匈牙利等中南歐地區爆發嚴重疫情。1904-1910年霍亂席捲俄國，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戰俘將疾病帶到多國軍隊中，霍亂隨戰亂步伐蔓延至世界各地。
廣義上，1961年開始的第七次大流行至今仍在繼續，霍亂從印度尼西亞向周邊地區蔓延,逐步波及140多個國家和地區。根據WHO數據，1961-1992年霍亂流行期間全球患者數量超過280萬人；至今全球平均每年新增霍亂病例約130-400萬例，死亡約2.1-14.3萬例。
除了死亡，歷史上霍亂對人類社會亦造成多方面衝擊，包括經濟損失、欺詐、大逃亡和社會暴力。 20世紀90年代，人們才開始詳細統計疫情對商貿活動造成的經濟損失。其中，當時的印度約有8億人口，印度稱霍亂使其運輸和旅遊業損失收入超10億美元；而同期拉丁美洲的秘魯僅有2千萬人口，而霍亂使其貿易和旅遊業受損已超過7.7億美元。1832年法國首次爆發霍亂，醫生短期內未能發現有效治療方式，大量不法分子聲稱自己有治病秘方並騙取“國難財”，民眾因恐慌對這些秘方深信不疑。1833年1月法國巴黎疫情仍未控制，民眾恐慌導致12萬人逃亡；1852年霍亂爆發於伊朗，驚恐之下伊朗國王與4/5的市民逃離了首都德黑蘭。1820年，菲律賓爆發霍亂，民間出現謠言稱外國人故意將疾病帶入，導致馬尼拉發生襲擊外國人的暴力事件，2天內數十名歐洲人和華人被殺害。1892年俄國爆發霍亂，政府防疫措施失靈，導致民眾襲擊醫生、警察和政府官員的暴力事件頻頻發生。
4.3 戰疫歷程：認知、科學、機制，缺一不可
早期面對未知的疾病，誤判其傳染性造成了霍亂大流行的後果。第二次大流行期間，歐洲人面對未知的疾病，就其“傳染性”發生爭論，但大規模檢疫和隔離措施，與當時的現代化建設、殖民統治、重商主義等發展思路相矛盾，因此社會主流觀點不願承認其傳染性，沒有實施防疫措施，相關醫學研究進展緩慢，導致疫情大規模擴散。
1855年英國醫生通過一張“地圖”發現水是霍亂的傳染源，從而有效控制了疫情傳播。19世紀中葉，法國、德國、意大利等歐洲科學家努力查找霍亂病原體，但進展有限。1854年英國倫敦爆發區域性霍亂，次年英國醫生斯諾通過流行病學和統計分析，繪製了病人居住地地圖，認為病人密集度高的區域可能是病源所在地，並認定當地的一口水井是罪魁禍首。斯諾將結論上報政府，倫敦政府聽取其建議封了水井，使發病人數大幅減少。
19世紀末疫苗問世卻未能阻止霍亂流行，而配套的治療措施和疫苗接種制度才是防疫的關鍵。1893年第一種針對霍亂的疫苗被研製出來，但並未得到普及，疫苗誕生也未能阻止第六次和第七次霍亂大流行。第六次大流行期間，印度逐步建立對霍亂的權威性治療體系，才遏制了印度長達10年的嚴重疫情。1913年，埃及建立了強制接種霍亂疫苗的制度，此後埃及再未出現大規模流行現象。一戰期間德國為軍隊強制注射了疫苗，之後霍亂通過俄國戰俘侵蝕了匈牙利和奧地利軍隊，但德國軍隊因接種了疫苗而躲過一劫。20世紀疫苗科技和醫治水平的不斷進步逐漸削弱了霍亂的破壞力。1893年的霍亂疫苗保護率只有50-70%，保護期僅3-6個月，且具有毒副作用，由於成本高而未得到普及。20世紀80年代，口服霍亂疫苗問世，保護期達三年，頭年保護率可達85%。2004年，中國研製的新型口服疫苗上市，大幅降低了成本和副作用，併成為WHO推薦用藥，已經在非洲等貧困地區推廣。目前，口服補液、靜脈輸液和抗生素的治療體系已經能有效醫治病患，死亡率可控制在1%以下。
短期來看，強有力的公共衛生管理措施是遏制疫情的關鍵。1866年美國紐約州通過改革法案成立了一支由專業醫務人員組成的委員會，以應對紐約霍亂。該委員會頒佈了31000多道禁令、12000英尺長的衛生清理區域命令、770道蓄水池清理條例，最終有效控制了疫情。20世紀初中國政府在東北建立特別疫情指揮部，在多地主要鐵路交匯處建立隔離和收留中心、對所有公共運輸設施消毒、嚴格管理喪葬場所等，在三個月內遏制住了疾病。
長期來看，改善居民用水衛生條件是防疫之本，建立全球性預警系統和防控機制是全球戰疫的重要舉措。19世紀末的霍亂世界流行，使各國政府開始積極建立衛生保健規則和興建新式衛生下水道系統，有效防止了霍亂再次爆發。但是目前世界貧困地區衛生條件仍然堪憂，全球約20億人無法獲得清潔水，廁所等衛生設施的缺乏也是霍亂流行的重要原因。2017年，WHO制定了終止霍亂的全球規劃圖，要求各國配合及時發現並通報疫情、在貧困地區改善衛生基礎設施和推廣口服疫苗、協調全球力量幫助疫情受災區，目標於2030年實現各國霍亂人數減少90%，並在20個國家徹底消除。
5 SARS：21世紀的首次全球瘟疫
5.1 起源：從吃“野味”到吃板藍根
SARS是21世紀出現的第一個嚴重和易於傳播的新疾病，由變種冠狀病毒引發，主要通過近距離飛沫和接觸傳播，但不排除有糞口傳播等其他途徑。其臨床表現為發熱、呼吸困難等，與肺炎症狀類似，因此最早被稱為“非典型性肺炎”，簡稱“非典”，後被WHO命名為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直譯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徵”。2013年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證實SARS病毒的源頭是中華菊頭蝠，而野生動物市場上的果子狸是病毒的直接來源。
2002年11月16日，首例“非典”出現於中國廣東省。疫情初期，由於病理未知，官方並未對外公佈病情，引發了民眾的猜測和恐慌。廣東民間有傳言稱醫院有大批病人因某種“怪病”而死亡，而民間認為煲醋和吃板藍根可以預防怪病，因此市面出現搶購米醋和板藍根的風潮。不少人由於買不到米醋和板藍根，轉而求助香港的親友，亦造成部分香港民眾恐慌，疫情也開始被外界所知。
5.2 爆發：春運助推，短暫衝擊經濟，持續觸動社會
2003年2月正值中國春運，返鄉返崗過程中人員大規模流動，2月中國客運總量達14.73億人，旅客週轉量達1338.94億人公里，均達到全年峰值。2月，與廣東臨近的香港出現病患，山西省也出現自廣東返鄉的病患，但3月才被確診。3月北京、內蒙古、中國臺灣等地陸續出現首例確診病例。截至3月底，中國內地報告病例806例，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共計540例。
2003年2月下旬，一名常駐上海的美國商人在途經中國香港到達越南河內後確認染病，並傳染了多名當地醫療人員。常駐河內的WHO醫生向WHO通報了病情，3月12日WHO發出了全球警告，3月15日WHO正式將該病命名為SARS。之後SARS從東南亞傳播到澳大利亞、歐洲和北美。7月，全球SARS確診和疑似病例數均不再增長，疫情基本結束。根據WHO數據，截至2003年8月，中國內地累計報告SARS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全球累計患病8422例，死亡916例。
SARS流行期間民生經濟遭遇短暫衝擊。疫情期間政府限制人員流動，疊加民眾自主減少外出和消費活動，一定程度阻礙了經濟發展。2003年4-6月中國客運量明顯減少，其中5月客運量減少至8.09億人，僅是2月的54.9%。2003年全國二季度GDP增速從11.1%下滑至9.1%，其中運輸物流業和住宿餐飲業下滑明顯，分別降至2.3%和7.4%。然而疫情過後經濟快速恢復，住宿餐飲業甚至出現短暫爆發，GDP增速恢復至10%。
SARS爆發間接撼動了部分地區政治局勢。例如，中國香港爆發疫情後，民眾認為政府防治不力而導致社區大規模傳染，引發了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同年爆發約50萬人參加的遊行，其中游行口號包括“非典危，港人更危”、“無能管治，災難綿綿”等，可見SARS的爆發是當時政治遊行的催化劑。此外，香港旅遊業因疫情而倍受衝擊，嚴重影響香港經濟，因此香港政府向中央請示，催生了對內地居民的“自由行”政策，使中國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進入歷史新篇章。
SARS對醫療衛生系統產生衝擊，一部分倖存者至今仍遭受激素治療的後遺症。對醫護人員而言，由於初期不知疾病的傳染性，大量醫者因防護不足而感染，2003年5月6日北京公佈確診SARS患者1897例中醫護人員就有335人，約佔18%。據統計，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分別有13位和8位醫護人員人因此殉職。對一些患病後治癒的倖存者而言，由於缺乏有效治療手段，搶救中使用的激素類藥物易引發後遺症，有人因此長期遭遇疾病折磨和經濟困境，這部分人在10年後才被廣泛關注。
5.3 戰疫歷程：信息公開是戰疫的轉折點
疫情初期，信息的隱瞞或誤判導致民眾和政府掉以輕心，加劇了傳播風險和防疫難度。2003年2月11日廣東省政府表示所有病人的病情均在控制當中，2月12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負責人表示全國近期內不會發生大範圍呼吸道傳染病的流行。因此民眾毫無戒備之心，廣州民間如期舉辦大型活動，例如2月12日廣州舉辦現場球迷超5萬人的中國和巴西的足球友誼賽，2月18日舉辦了羅大佑萬人演唱會。中國政府也未能及時向WHO通報疫情，2月10才將疫情通知了WHO，且僅包括廣東省的發病狀況。同時，中國拒絕WHO調查人員進入北京考察，因此外界也未能第一時間瞭解疾病情況。直到4月4日，國家旅遊局仍宣佈中國一切旅遊活動正常進行。
信息公開後，中國各部門政府第一時間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控制疫情，防疫工作步入正軌。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後，政府認識到了SARS的嚴重程度和潛在威脅，開始嚴肅應對。4月19日時任總理溫家寶正式警告地方官員，瞞報少報疫情的官員將面臨嚴厲處分。4月20日北京政府公佈共有確診339例（原先僅37例）。當日，中國政府宣佈了多項政策和人事任免，包括：衛生部宣佈實行“疫情一日一報制”、多所高校停課、任命王岐山擔任北京市代理市長等。4月26日民政部與衛生部聯合發出緊急通知，要求SARS患者遺體要及時、就地火化，不得舉行遺體告別儀式；4月30日衛生部通知要求SARS防治場所嚴禁使用中央空調；5月9日國務院公佈施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
信息公開也引起了WHO與世界各國對疫情的高度重視，全球警報系統和對疫情防治的協調統籌能力發揮了顯著作用。由於越南河內向WHO通報了病情，3月12日WHO發出全球警告，建議隔離治療疑似病例，併成立醫護人員網絡以協助研究SARS疫情。自4月2日WHO先後進入中國廣東、北京和澳門協助調查，疫情信息逐步公開，世界各國建立信息通報和共享機制。4月15日WHO將中國廣東、山西、香港、臺灣以及加拿大多倫多、越南河內和新加坡列為疫區。之後，加拿大發布了多份隔離令，新加坡、中國香港和臺灣採取了疑似病例隔離、學校停課等措施。疫區以外的國家和地區政府紛紛出臺政策防止公民前往疫區。5月-7月，WHO陸續將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內地、加拿大以及中國臺灣從疫區中除名。
SARS期間，中國不斷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並及時調整防範措施，阻止了疫情後發省份和地區的疾病擴散。例如，山西、內蒙古、北京等地的疾病傳播多數源自於從廣東返鄉人員，且農村地區傳染風險大，這些規律引起了政府高度重視。4月22日國家旅遊局規定不得組織到中西部地區和農村旅遊，防止疫情通過旅遊向農村和邊遠地區擴散。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親自到四川農村視察防疫執行情況，四川政府也針對返鄉農民工採取措施了跟蹤隔離等措施。後來四川全部病例均為輸入型，未發生本地傳播。截至5月中旬，中國內地31個省份和地區中，有7個地區無病例，12個地區確診病例控制在個位數。
SARS之後，中國就應對公共突發事件建立了更完善的法律法規和處理機制，信息透明成為公共決策重要組成部分。1989年中國頒佈並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根據該法，信息公開的裁量權在地方政府而非中央。這一法律漏洞導致廣東省政府未能及時通報病情。2005年該法被修訂，規定突發原因不明的傳染病需要採取最高級別的預防、控制措施，且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予以公佈、實施。2008年5月1日中國正式實施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了縣級以上政府部門應依法公開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預案、預警信息及應對情況。
6 危險重重：麻風病、炭疽病、黃熱病、肺結核、瘧疾、傷寒、MERS
麻風病：“隔離”的抗疫方式登上歷史舞臺，由曾經的殘忍、粗暴逐漸轉變為文明、科學。麻風病是由麻風桿菌引起的一種慢性傳染病，主要經飛沫傳播，患者身體組織出現腫脹或潰爛，易致失明或身體殘疾。公元前1000-600年古埃及和印度已有該病的記載，後來疾病於中世紀爆發於歐洲，中世紀後爆發於亞洲，至今麻風於部分貧困地區依然流行。世界各地均有患病，主要集中在南亞、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早期人類用較粗暴隔離的方式應對麻風。中世紀歐洲對麻風病人進行排斥，病人甚至曾與猶太人一起被屠殺；古代中國民間將麻風病人棄置荒野，使逃亡者逐漸聚集成“麻風村”。隨人類對疾病的認知進步，隔離方式變得更加文明和科學。中世紀歐洲有教會專門收留麻風病人，11世紀英國建立了第一個麻風病禁錮所，13世紀歐洲已有19000個禁錮所，18世紀中國建立了第一所慈善性質的“麻風院”，19世紀印度將麻風病人單獨隔離至收容所。1940年代抗生素問世，麻風病方得以治癒。然而至今世界上一些醫藥貧困的地區依然有麻風病在流傳。
炭疽病：人畜共患，催生了生物武器，書寫了殘酷的戰爭和恐怖主義歷史篇章。炭疽病是由炭疽桿菌所致的的急性傳染病，主要經接觸傳播，宿主多為動物皮毛及畜產品，主要表現為皮膚壞死或水腫，最快1-2日即可奪命。公元前1500年已有疑似炭疽症狀的記載，20世紀通過羊毛自然傳播的炭疽在世界多國大規模流行。後來，人類發現炭疽桿菌容易繁殖、存活時間長、致命快，且通過動物傳播隱蔽性強，很多強權國家藉此研發生物武器。一戰期間，德國間諜在紐約港口向運往歐洲的馬匹身上注射炭疽病毒，造成牲畜死亡以擾亂敵國後勤供應；二戰期間，英國在格魯伊納島試驗了一顆炭疽桿菌炸彈，直至1990年英國官方才宣佈該島已脫離危險。二戰後，獸用疫苗和抗生素已經能有效防止炭疽的自然傳播，然而人類仍未阻止人為傳播。2001年美國“911”恐怖事件爆發後，有人把含有炭疽桿菌的信件寄給數個新聞媒體辦公室以及兩名民主黨參議員，導致17人感染，5人死亡，並造成城市恐慌。
黃熱病：科學家以生命代價證實蚊子是傳播媒介，成為疫情防控的轉折點。黃熱病由黃熱病病毒引起，主要通過蚊子傳播，患者突出表現為黃疸、發熱、出血等。目前的研究已經證實，黃熱病病毒起源於非洲或美洲猴子中的相似病毒。作為一種以蚊子為傳播媒介的傳染病，黃熱病早期主要在非洲和美洲的熱帶地區流行，17世紀商貿活動往來將黃熱病的流行地區擴大到北美和歐洲。在數百年不斷出現的疫情中，黃熱病主要殺傷白人和印第安人，而黑人患病較少，這可能與白人和印第安人從未接觸過黃熱病而缺乏免疫力有關。1668年黃熱病首次出現在紐約，此後黃熱病在美國各地間隙性爆發達百年之久，1800年黃熱病開始在歐洲地中海沿岸大規模爆發，並曾導致巴塞羅那六分之一的人口死亡。面對黃熱病的威脅，歐美各國政府主要吸取了防控黑死病的經驗，如隔離檢疫、清潔城市環境等，但由於缺乏對黃熱病傳播途徑的認知，這些措施的效果有限。1900年，美國軍醫裡德奉命研究黃熱病的防治方法，過程中其兩名助手自願接受感染蚊子的叮咬導致一人死亡、一人健康嚴重受損，最終以生命的代價證實蚊子是黃熱病的傳播媒介，由此滅蚊成為預防黃熱病的主要手段，成為人類控制黃熱病疫情的轉折點。1936年，美國細菌學家泰勒發明了黃熱病疫苗，進一步削減了黃熱病的威脅。至今，世界大部分地區均已不再有黃熱病出現，但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區，政府公共衛生意識不足、執行不力等因素使得黃熱病仍然間歇性爆發，黃熱病目前仍然是威脅世界衛生安全的主要瘟疫之一。
肺結核：防控階段性勝利後的忽視導致再度流行，移民難民流動及細菌耐藥加大防控難度，至今每年死亡150萬人。肺結核是結核分支桿菌引起的傳染病，主要通過飛沫傳染，大多數感染者沒有症狀，也沒有傳染性，只有10%的感染者會惡化為開放性結核病，表現為慢性咳嗽、咳血、體重減輕等，致死率50%。肺結核是一種古老的疾病，至少可溯至新石器時代，發病主要與擁擠環境、營養不良有關。隨著城市規模及人口密度的增加，18世紀末歐洲的肺結核疫情達到頂點，每年的總人口死亡率達到1%。1882年德國細菌學家科赫首次分離出結核桿菌，1921年卡邁特發明卡介苗，1944年鏈黴素被髮明，人類防治肺結核的手段不斷豐富，全球尤其是發達國家的肺結核疫情得到較大程度的控制。疫情防控的階段性勝利使得各國政府開始忽視防控工作，加上移民難民流動的增加、多重抗藥性菌株的出現及HIV關聯肺結核患者的增多，1990年代後肺結核再度全球流行，1993年WHO宣佈肺結核疫情進入全球緊急狀態，2006年發起結核病防治計劃但未能達成2015年的防治目標。據估計，僅1882年發現結核桿菌以來全球就有至少2億人死於肺結核，而目前全球約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患有潛伏性結核病，美國也有5-10%的比例，全球每年死亡150萬人，死亡者95%來自發展中國家。
瘧疾：目前全球感染者達2億，疫苗、藥物研發及國際間合作仍需加強。瘧疾是由瘧原蟲引起的傳染病，主要通過蚊子傳播，患者2-3天發作一次，表現為發熱、畏寒等，在中國又被稱為“打擺子”。瘧疾的流行歷史較長，公元前2700年中國就有了瘧疾的歷史記載。目前的研究證據顯示，瘧原蟲可能來源於感染黑猩猩或大猩猩的近親物種。由於瘧疾主要通過蚊子傳播，因此主要流行於熱帶地區，尤其是非洲，但也曾在歐洲和北美流行。1880年法國軍醫拉韋朗首次發現瘧原蟲，1898年蘇格蘭醫生羅斯證實蚊子是瘧疾的病媒，隨後滅蚊和防蚊成為預防瘧疾的主要手段併產生明顯效果。藥物方面，秘魯原住民最早發現金雞納樹樹皮具有治療瘧疾的作用，該療法1640年傳入歐洲，後化學家發現其有效成分是奎寧，20世紀中葉氯喹和青蒿素先後被髮明，一系列新的藥物降低了瘧疾的威脅，但多年的使用使得抗藥性瘧原蟲不斷出現。疫苗方面，直到2015年第一種瘧疾疫苗才被成功研發出來，但其保護效率不高且僅能維持一年半。由於疫苗長期缺乏且蚊子和瘧原蟲通過進化而抗藥性不斷增強，加上發展中國家在公共衛生方面投入不足，瘧疾的防控形勢不容樂觀，2015年全球瘧疾感染者達2億人，死亡44萬人，死亡者90%來自非洲。
傷寒：“傷寒瑪麗”讓人類發現了“健康帶菌者”，推動免疫學發展的同時，也引發了公眾對人權的熱議。傷寒是一種由傷寒桿菌引起的急性腸道傳染病，臨床表現為發熱、畏寒，嚴重者可導致腸穿孔以致命。傷寒桿菌在水中可存活2-3周，在糞便中能維持1-2個月。傷寒桿菌攜帶者容易通過其接觸過的水和食物向外散播細菌。1906年美國一位富人僱傭了一位愛爾蘭移民“瑪麗”做廚師，結果一屋子裡的11個人中有6人感染傷寒。經醫學專家調查，瑪麗之前的7個工作地點都曾爆發過傷寒，累計22人患病。然而，外表健康的瑪麗抗拒檢查，認為這是一種侮辱，在多次反抗後才被警察強制帶走。瑪麗成為了第一位無症狀傷寒病菌攜帶者，她的出現吸引大量醫學研究，醫學發現了人體免疫機制在病原體毒性有限時能阻止發病，但不能徹底消滅病原體。另一方面，美國衛生部曾對瑪麗進行強制隔離並要求其不能再當廚師，但由於大眾缺乏對“健康帶菌者”的正確認知，且瑪麗本身帶有“移民”、“女性”等易引起社會歧視的標籤，政府被媒體和大眾指控侵犯人權。然而，1915年瑪麗又引發了一場25人的大感染，公眾對瑪麗的態度由同情轉變為憎惡。“傷寒瑪麗”也因此成為代名詞，推動了社會關於疾病和人權的思考。
MERS：源自中東卻在三年後的韓國意外爆發，醫療業私有化和公共衛生管理缺失是罪魁禍首。MERS（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中東呼吸綜合徵）與SARS類似，均是由冠狀病毒導致的呼吸道傳染病，2012年始發於沙特，主要在中東地區流行。根據WHO數據，截至2020年1月全球共有MERS確診病例2519例，死亡866例，死亡率高達34.3%。全球共有27個國家出現過確診病例，但超過80%的病例都在沙特。然而2015年5月韓國突然爆發MERS，成為全球僅次沙特的第二大疫情國。5月20日一名從中東出差回國的韓國男子確診，5月29日該男子已傳染9人，6月8日韓國確診68人，7月11日確診數達186例、死亡38例，1.7萬人隔離，2900多所學校停課，引起社會極大恐慌，疫情持續近7個月才消停。MERS的爆發揭露了韓國公共衛生管理的多重漏洞。疫情初期，韓國政府拒絕公開收治MERS患者的醫院名單，而醫院是MERS傳播的主要場所，導致疫情加劇、民眾恐慌。信息不透明的背後是韓國醫院私有化和管理體系漏洞。韓國醫療體系私有化程度高，眾多私人醫院擔心影響“生意”而不願公開名單，同時政府也擔心信息公開導致醫院不肯接收新的病人而選擇不作為。疫情結束後，韓國政府開始採取多項措施加強公共衛生管理，2018年9月韓國再次出現MERS病例，但政府僅一個月就控制住了疫情。
7 啟示
7.1 瘟疫對人類社會具有巨大的破壞力
黑死病削減了歐洲30-50%的人口，天花導致3億人死亡，西班牙流感致死破5千萬，霍亂至今每年仍然奪走幾百萬生命……宏觀上是數字，微觀上是多少家庭的悲歡離合。瘟疫對經濟的衝擊長期來自人口削減對生產力的破壞，短期來自商貿活動停滯帶來的直接影響。然而，我們難以準確估計其真正影響，因為沒有人知道“假如沒有瘟疫，世界會發生什麼”。同時，天災背後的“人禍”也讓人刻骨銘心，歐洲中世紀黑死病導致的猶太人被迫害和屠殺，1918年西班牙流感導致醫院癱瘓，2001年恐怖主義散播炭疽細菌引發騷亂，2003年SARS導致板藍根脫銷，人心的恐慌與猜疑、社會的動盪與不安隨瘟疫一幕幕上演。遙遠的歷史顯得模糊，冰冷的數字缺乏震撼，只有當我們親身經歷的時候才深感瘟疫的殘酷。
7.2 瘟疫危機往往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催化劑
落後、不健全的社會形態或制度的弊端往往在瘟疫中被放大，而瘟疫導致的生存危機又能夠迫使人們突破舊有社會形態或制度，進而使人類文明在危機中不斷前進。例如黑死病期間，宗教懺悔和種族迫害均未能產生防治效果，反而隔離檢疫措施使很多城市免於瘟疫或者疫情緩解，對比效果的強烈衝擊使得人們思想逐步從中世紀的宗教禁錮中走出，成為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開端。2003年SARS爆發初期我國政府在信息公開方面的問題引發政府信任危機，事後我國出臺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促進了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改革進程。2015年的MERS爆發也引發韓國政府對醫療行業監管的反思。抗疫經驗和教訓就這樣不斷轉化為推動社會前行的動力，與人類文明進步相生相伴。
7.3 瘟疫是在人類定居、馴化動物、城市等文明進程中產生的
從表面看，細菌、病毒等微生物是傳染病的根源，但人類在幾百萬年的歷史中只有近1萬年才出現瘟疫，說明瘟疫的產生可能也有人類自身的因素。從演化生物學看，瘟疫的產生需要微生物獲得感染人的能力並持續在人與人之間傳播，而這些均需要人類的一系列“配合”才能實現，如定居、馴化動物、城市等。大約1-1.2萬年前，原以四處打獵為生的人類由於大型野生動物滅絕而被迫定居，並先後馴化了植物和動物，這兩大變化為瘟疫的產生提供了直接條件。一方面，定居後伴隨而來的老鼠、馴化後的牲畜等提供了潛在的病原體並與人類長期接觸，繼而這些病原體通過定向進化而變為人類傳染病；另一方面，定居使得人類排洩物與食物、飲水開始有了交叉汙染的可能，為眾多傳染病提供了傳播的條件。大約6000年前，美索不達米亞首先出現了城市，城市的出現使得人口聚集，這為傳染病的大流行提供了條件。人類文明在定居、馴化動物、城市等過程中得以發展，但也為瘟疫的產生提供了條件，瘟疫因此被稱為“文明病”。
7.4 捕殺野生動物正在成為新傳染病產生的重要原因
近現代以來，捕殺野生動物在人類各類嗜好和生活陋習的驅動下增多，造成野生動物所帶有的病原體獲得了接觸人類並適應人體環境的機會，多種新傳染病因此產生。經調查，19世紀末鼠疫的全球第三次大流行是人們追求皮草服飾和大量獵殺土撥鼠導致的，近年來SARS、MERS、埃博拉病毒等也被證明其直接或根本來源是蝙蝠、果子狸等野生動物且與食用野味有關。因此，保護野生動物、改變生活陋習對減少新傳染病的發生及公共衛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7.5 科學是人類戰疫史上最有力的武器
以祈禱來驅散病毒、以殺貓來消滅鼠疫、以板藍根來治療怪病、以偏方來求得心安……不科學的防疫措施和應對方法非但不能遏制疫情，甚至可能加劇傳播、傷及更多生命。相反，19世紀下半葉現代微生物學的發展及科赫法則使得眾多的傳染病得以明確病原體和傳播途徑，一方面為針對性的防疫措施提供科學依據，另一方面也為疫苗開發提供基礎。20世紀中葉以來發明的抗生素、重組疫苗和抗病毒藥物更是極大豐富了人類防治傳染病的手段，顯著降低了眾多傳染病對人類社會的威脅。此外，科學精神也發揮了巨大作用，比如1796年詹納正是通過細緻觀察、理性分析和嚴謹試驗的科學精神而發明牛痘疫苗，又如1854年英國倫敦爆發的霍亂中，斯諾首次通過流行病學調查即地圖標記的方法確定傳染源為一口水井，隨後水井的封閉大大緩解了疫情。歷史證明，現代科學及理性嚴謹的科學精神是人類戰勝瘟疫的最有力武器。
7.6 政府要重視防疫，信息要公開透明
政治不可凌駕於公共健康權益和科學之上。19世紀，歐洲現代化建設、殖民統治、重商主義正值鼎盛時期，而檢疫、隔離等措施與之相矛盾，因此執政者輕視且執行不力，最終導致霍亂疫情擴散。1918年美國的執政者隱瞞疫情的嚴重性，將戰爭利益放置於防疫之上，導致西班牙流感隨“一戰”蔓延至全球。2003年中國部分地方政府為遏制恐慌和維護穩定而瞞報病例，錯過了防疫的最佳時機。2015年韓國政府未公佈患者所在醫院更讓民眾感到恐慌。重視不夠、瞞報誤報、措施不力往往導致疫情快速惡化，不僅不能帶來穩定，反而導致政府公信力受損、社會猜測和恐慌，最終禍及自身。因此政府應將公共衛生安全放置首位，信息公開透明，直面疫情並第一時間組織抗疫防疫工作，尊重專業人士意見，確保行政措施科學有效。
7.7 完善的公共衛生體系是防疫的根本
除醫學進步，完善的公共衛生體系並確保執行是防疫的關鍵所在。14世紀意大利部分城市專業衛生機構的出現使得隔離檢疫等措施得以有效實施並使一部分城市免於黑死病疫情，19世紀中葉開始歐美國家通過衛生立法強制牛痘疫苗的全民接種並得以逐步控制天花流行， 19世紀飲用水的清潔及廁所革命使得霍亂疫情得以大幅緩解。反面來看，一戰期間，雖然已經有霍亂疫苗，但匈牙利和奧地利軍隊未注射疫苗，仍然造成傳染悲劇，而德國的強制性疫苗接種幫助德軍躲過一劫。因此面對各類可能突發的傳染病，加強公共衛生設施建設、建立衛生保障機制、加強應急管理和執行力、最終使公共衛生體系進一步完善是防疫的根本。
7.8 瘟疫無國界，全球應攜手抗疫
無論是蒙古鼠疫席捲歐洲、印度霍亂向西傳播，還是中東MERS佔領韓國、美國流感蔓延世界，一種疾病從“地方病”進化為“世界病”的過程，均離不開商貿、旅遊、戰爭、殖民等人類文明之間的交往。瘟疫無國界，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都難以獨善其身。另一方面，巨大的風險使得公共衛生領域的全球合作持續推進，20世紀WHO已經成功消滅了天花，SARS期間WHO對各國的預警、督促和治療建議有效遏制了疾病的全球傳播，2017年WHO的終止霍亂全球規劃也已經進入實施。但目前世界各地的衛生資源不平衡問題仍然突出，全球疫情信息共享機制也有待進一步完善，因此公共衛生領域的國際協作機制仍然需要進一步加強。
7.9 未來傳染病仍是人類社會的重大威脅
從遺傳角度，細菌和病毒具有比動植物快的多的繁殖和進化速度，其中遺傳穩定性差的RNA病毒及單鏈病毒具有更強的變異能力，因此對人類社會的威脅更大。而在可見的未來，人類與牲畜、寵物及野生動物的接觸將無法避免，這為寄生於動物身上的病原體提供了適應人體環境並傳播的機會。同時，未來城市規模的擴大、人口密度的增加及全球人員流動的加快都將為病毒或細菌的人際傳播提供越來越有利的環境。反觀現代醫學的發展水平，疫苗及抗病毒藥物的研發需要數年時間，無法在疫情爆發後的短期內完成研發，生產方面也不具備迅速滿足全球需求的充足供應能力，隔離等防疫措施將仍然是未來面對突發疫情的主要手段，手段的單一性使得未來傳染病的防治面臨較大不確定性和風險。因此，比爾蓋茨曾表示“在全世界範圍內，大家還沒有足夠的準備來應對突發傳染病”。
7.10 人類的自我救贖：短期應急與長期防疫
短期應急：
1）迅速響應。疫情線索出現後要迅速加以研判，確定疫情發生後要第一時間啟動應急機制，成立疫情防控指揮部，明確各部門職責；尊重專業人士意見，採取科學的應對措施，並確保執行。
2）明確源頭。儘快啟動流行病學調查，調查疾病傳染源和傳播途徑，並及時公開。針對傳播方式採取相應措施阻隔傳染源。
3）病原鑑定。獲取樣本後，開展實驗室檢測、診斷及病原學鑑定工作。
4）信息公開。樹立坦誠、公開的理念，啟動疫情監測系統和疫情通報制度，及時、準確地公開信息，並接受社會監督；同時及時通報國際社會，防止疫情擴散。
5）隔離追蹤。在疫情初期應第一時間隔離患者，並追蹤其密切接觸者；建立專門的收容收治場所，並加強隔離場地人員流動控制和健康人員的防護措施；確保疑似病例和高危感染人士隔離觀察。
6）積極治療。對傳染病患者應集中隔離治療，全力救治並減免費用，及時制定傳染病的標準化治療指南或方案，同時加強醫護人員防護，避免醫護人員感染。
7）後勤保障。調動政府和社會力量支援疫區，做好準備應對疫情期間民眾生產活動和生活起居可能發生的困難，維護社會各環節穩定運作。
8）經驗總結。隨著對疾病的認知進步以及疫情始發地區的防疫效果，應不斷總結治療和防範經驗，不斷完善疫情應對措施。疫情後期也要有序推進復工復學，儘量減弱疫情對經濟社會的影響。
長期防治：
1）加強配套法制建設。完善傳染病防治相關法制建設，包括重大事件應急、信息公開、醫者保障、吹哨人保護、市場監管、媒體輿論等，一方面確保合理措施有法可依，另一方面規範行政執法行為，避免執法的隨意性，公權力被濫用。
2）完善公共衛生應急體系。進一步完善傳染病預警和監測制度；制定傳染病預防控制預案，內容包括：傳染病預防控制指揮部的組成及職責、傳染病的監測、傳染病的報告和通報制度、疫情中衛生機構任務職責分配、傳染病分級、疫點疫區現場控制、醫療物資儲備與調用等。
3）加強公共衛生投入和管理。加強飲用水、下水道、汙水處理、生活垃圾處理等衛生基礎設施建設；實施有計劃的疫苗接種制度；強化對畜牧業的檢疫工作；開展群眾衛生活動，進行預防傳染病的健康教育。
4）繼續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推進實施分級診療；推進公立醫院改革，探索政事分開、管辦分開；支持、鼓勵“互聯網+醫療”的發展。
5）加大醫療科技投入。加大對基礎醫學、藥物及疫苗、醫療設備、體外診斷等醫學領域的投入力度，完善人才激勵機制，依靠科學對抗瘟疫。
6）加強自然環境和野生動物保護。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加強執法力度，打擊非法捕殺及販賣野生動物等活動；大力倡導改變食用野生動物等生活陋習；加強對野生動物的檢疫工作。
7）重視全球合作與履責機制。加強與國際組織和國家間合作，進行國際傳染病防治、醫學、公共管理等領域的經驗交流，有能力的國家應積極幫助世界貧困地區早日戰勝疾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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