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聊聊中國古代政治中的一個普遍現象：朋黨之爭。
所謂朋黨，就是中國人俗稱的“圈子”、“山頭”、“派系”，中國曆朝歷代都有朋黨，只是規模與形式不同而已。
朋黨與今人所說的“政黨”不同，現代政黨有明確的理念和黨章，而傳統的朋黨並非如此。事實上，“朋”這個字，經常被用在貶義詞中，比如“呼朋引類”、“朋比為奸”、“狐朋狗友”等等，都不是啥東西。
中國人對朋黨的厭惡由來已久，早在戰國時期，韓非子對朋黨作如是評價：“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北宋的歐陽修則評論道：“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明末的王夫之認為：“朋黨興，人心國是如亂絲之不可理；國無黨禍而不亡。”乾脆把朋黨與亡國聯繫在一起。
除了知識分子，皇帝對朋黨更是深惡痛絕，唐德宗曾經下詔：“廷臣相過從者，金吾伺察以聞。”禁止大臣們私下結交。雍正皇帝甚至頒佈了《御製朋黨論》，對朋黨予以嚴厲的抨擊。
即便如此，朋黨還是屢禁不止，它是蟄伏在每個王朝體內的腫瘤，一旦擴散，就一發不可收拾，最終吞噬王朝的生命。
1/5 東漢黨錮之禍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黨爭，發生在東漢時期，即著名的“黨錮之禍”。
關於黨錮之禍的成因，學界有各種說法，但有一點大家公認，這和東漢的政治結構密切相關。
西漢中後期，發生了大規模的土地兼併，世家大族崛起，他們與地方官聯手，成為一方豪強。到了東漢初年，已形成豪強與王權共治的局面。朝廷要職，基本被大族壟斷。
漢代的官員選拔，採取的是察舉與徵辟制度。簡單地說，就是你得由朝中或地方官推薦，方能去政府任職。很顯然，這套制度讓官員只挑選與自己關係親近的人，他們以宗族、姻親或地域為紐帶，在政府中形成龐大的個人網絡。
不過，朝廷選拔官員，也不完全是任人唯親，還得看對方有沒有學問，就像今天大企業招人得看學歷一樣。東漢時期，士族子弟都研究儒家經典，這門學問統稱為“經學”。經學作為官方學說，在社會上頗為流行。如果你不懂經學，就很難混到上流社會。
然而，普通老百姓讀不起書，他們一輩子也沒機會接觸這類學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個死循環：只有世家大族才能讀書，只有讀書人才能當官，而當官的都是世家大族。寒門子弟的上升通道，就這樣被堵死了。
那麼，這些世家大族的人都去做官了，是否意味著他們掌握了權力呢？事實上並沒有。
東漢自漢和帝起，直到最後的漢獻帝，繼位之初都只是個孩子，他們最大的不過15歲，最小的不足週歲。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母后臨朝，而太后作為女人家，與朝中大臣們有隔閡，不得不任用自家親戚，外戚就這樣登上了政治舞臺。
外戚一旦掌權，作為孩子的皇帝就只能靠邊站。但也有少數不甘心做傀儡的，比如漢桓帝劉志，劉志登基時，外戚梁翼大權獨攬。為了扳倒梁翼，劉志可謂處心積慮。最終，他通過宦官的協助，一舉剷除了梁翼。
漢桓帝影視形象
類似的一幕，在中國之後的歷史上頻頻發生。每當皇帝覺得自己做不了主的時候，就會發展身邊的宦官，充當自己的親信與耳目。宦官就是太監，他們平時照顧皇帝的生活起居，懂得察言觀色，但是沒啥文化，加上固有的生理缺陷，被士大夫所瞧不起。
宦官掌權，是士大夫無法容忍的。但只要皇帝與宦官結盟，他們就不可能打敗對方。“黨錮之禍”的本質，是世家大族與宦官集團的權力爭奪。然而代價是慘重的。數十年間，成千上萬的大臣被投入監獄，忍受屈辱。
表面上看，“黨錮之禍”是士族與宦官之間的鬥爭，實際卻是士族與皇權的鬥爭。他們憑藉廣泛的人際網絡與社會基礎，與朝廷分庭抗禮。這就把皇帝推向了對立面，從而促成了皇帝與宦官之間的合作。黨錮最大的危害，是導致世家大族離心離德，皇帝失去了最強大社會力量的支持，而老百姓又沒機會參與政治，漢朝離敗亡也就不遠了。
2/5 唐代牛李黨爭
如果說“黨錮之禍”是士族與宦官的博弈，那麼發生在唐朝的“牛李黨爭”，則是士族與寒門之間的較量。
“牛李黨爭”的深層次原因，源於科舉制。科舉誕生於隋朝，它的初衷是通過考試，招攬天下人才去政府做官，從而打破了東漢以降，由門閥士族壟斷官僚系統的局面。
科舉制的出發點雖好，但世家大族依然是官僚隊伍的主力軍，畢竟在社會上讀得起書的，仍舊以大戶人家為主。另一方面，政府雖推行科舉，卻保留了門第選舉。這就給後來的“牛李黨爭”埋下了隱患。
科舉制讓普通人有了晉升的通道，也為朝廷招攬了更多的人才，所以，唐太宗才會說：“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然而，科舉創立之初，也和所有初創的制度一樣漏洞重重。它不像今天的高考，完全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下進行，即便你有真才實學，想要飛黃騰達，也必須有主考官或者當權者的推薦才行。
唐太宗李世明
另一方面，科舉制也給當權者培植羽翼提供了機會，他們通過提拔自己欣賞的門生，形成個人勢力，分佈於朝野內外。而考生與考生之間，也會形成緊密聯繫，以便在關鍵時刻互為奧援，彼此照應。
唐代科考以詞賦為主，其實就是考察你的語文水平，那些文章寫地漂亮的人，往往能佔得先機。然而，士族們對此很看不慣。在他們眼裡，政治從來不是詩詞歌賦，他們打小接受的教育，是熟習各類政治流程與操作規範，用今天的話說，這幫士族以“技術官僚”自詡，將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人才，一概視為無用的書生。
“牛李黨爭”的主角之一李德裕，就是士族的代表。公元842年，他下令加強經學在考試中的比重，試圖限制寒門子弟在科舉中的上升通道。但是時代變了，僅靠制度的力量，已無法實現他的如意算盤。
公元808年，“牛李黨爭”的另一位主角——牛僧孺參加科考，因為直言不諱地批評時政，獲得了主考官的賞識。而牛僧孺抨擊的對象，正是在朝中擔任宰相的李吉甫。李吉甫是士族子弟，在唐憲宗面前誣告牛僧孺，使之暫時失去了升遷的機會。
隨著唐憲宗的去世，牛僧孺迎來轉機，在朝中青雲直上。然而，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卻對牛僧孺耿耿於懷，長達四十年的“牛李黨爭”，自此拉開了序幕。
牛李黨爭中，寒門與士族拉幫結派，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雙方各執己見，一派拼命推崇科舉，另一派則極力維護門蔭制的好處。表面看是制度之爭，說到底還是權力之爭。到了唐中後期，士族與寒門的執政能力，已看不出明顯的差別。
黨爭之初，李黨佔據優勢，但隨著唐宣宗的上臺，牛黨逐漸翻盤。黨爭的結果，以李德裕被貶告終。然而，牛黨儘管勝利，卻元氣大傷。官僚系統在黨爭中被重新洗牌。從此以後，大臣們不得不依靠宦官與藩鎮勢力，唐朝的中央統治逐步瓦解，而叱吒政壇四百餘年的世家大族，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
3/5 王安石變法與新舊黨爭
史學家錢穆曾說：秦漢為平民政府，東漢為士族政府，魏晉南北朝是門閥社會，而北宋則是貧弱的新中央。
科舉制發展到宋代已日益完善。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通過科舉入朝為官，然而，結黨營私的現象並沒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在傳統士族社會，門第、姻親是形成朋黨的基礎。可到了宋代，由於士族門閥消失了，大臣們拉幫結派的紐帶就變得更廣泛，更多元。而隨著儒學被全社會提倡，對政敵進行道德上的抹黑，就成了朋黨之爭的一貫伎倆。
王安石就是在這一背景下上臺的。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為了加強中央的財政實力，改造錢穆所謂的“貧弱的新中央”。
但是從一開始，王安石就遭到了保守派的攻擊，御史中丞呂誨還憑空編造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狀，妄圖把王安石趕下臺。
隨著新法的實施，王安石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攻擊，反對者中，有人的確是從變法本身的角度，批評王安石的新政。而更多人則出於私心，不想看到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得勢。
王安石有著偏執狂的性格，這種人有個特點：為達目的，不惜任何手段。為了推行新法，他提拔了不少門徒，他們中間雖不乏治世能臣，但更多是善於投機鑽營，阿諛奉承之輩。很多人依附王安石，並不是由於支持新法，而是看中所獲得的權勢，這也成了王安石生前飽受詬病的重要理由。
那麼，王安石難道對這一切無所察覺嗎？他當然知道，任用這群徒子徒孫所存在的政治風險。然而，這也是他防範對手的唯一辦法。為此，他只能依靠裙帶關係，扶植他們上位，讓親信們為自己搖旗吶喊。
王安石看人的眼光也有問題。他由衷欣賞的呂惠卿，是個野心勃勃的逐利之徒，最後竟然結成朋黨與王安石對著幹，是時人眼裡的大奸臣。
王安石錯誤的用人之策，為他的倒臺打下了伏筆。在舊黨中，像司馬光、蘇軾這樣的人，都是謙謙君子，他們反對王安石，純屬對事不對人。但他們難保其他人也是如此。隨著宋哲宗即位，新法被廢除，王安石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尾聲。
司馬光在經濟上並無多大作為，但仍不失為一代良臣。司馬光死後，舊黨繼續把持朝政，但中央財政未見起色。於是，宗哲宗決定恢復新法。但失去了王安石的新黨，已徹底蛻變為一個逐利心切的朋黨組織。領導人都是上一輪黨爭中的失敗者，他們只想趁著東山再起，解決私人恩怨。
以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失勢，是北宋從“君子政治”走向“小人政治”的轉折點，新黨重返政壇後，拼命地把屎盆子往舊黨臉上扣，就連正直的司馬光，也被他們誣陷成“倡為奸謀，詆譭先帝·····罪惡至深”。不少與舊黨有牽連的人慘遭流放，北宋政治從此暗無天日。
4/5 明朝的黨爭漩渦
明朝的中央集權，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朱元璋為實現獨裁，不惜把丞相一職撤銷，將相權分於六部。然而，他苦心孤詣的經營，卻沒能為他的子孫帶來想要的安寧。
如果說明朝以前的黨爭，或多或少由官僚集團內部引起。那麼明朝的黨爭，則與皇帝的制度安排密切相關。
明朝建國之初，發生了震驚全國的胡惟庸案與藍玉案。兩人都是當時的權臣，朱元璋擔心他們做大，開始有計劃地剷除胡藍二人的黨羽，從而掀起了洪武朝廷的腥風血雨。
明太祖朱元璋
皇帝大權獨攬，可畢竟精力有限，後來的故事，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成祖特設內閣，替皇帝分擔政務。內閣大臣負責草擬詔書，給皇帝提供諮詢，相當於天子的顧問與秘書處。但皇帝又規定，內閣不得與職能部門交接，他們只能提建議，無權干預任何政策的實施。
設立內閣制的根本目的，是把權力不斷拆解，讓各部門相互制衡。不過，這是以皇帝擁有極強的政治手腕為前提的。到了明朝中後期，隨著皇帝的執政水平低下，權力重新分配，明朝政治也陷入黨爭的漩渦之中。
如果你看過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對於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這些人物應該不陌生，他們皆有政治才能，先後擔任過明朝的內閣首輔。《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發生在嘉靖年間，明朝的黨爭，也進入了白熱化階段。
《大明王朝1566》劇照
內閣大臣雖然替皇帝出謀劃策，但不能對六部發號施令，這是由制度明文規定的。從內閣到六部，都只對皇帝一人負責，誰也無法凌駕於誰之上。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內閣作為皇帝之下的最高決策機關，權勢必然擴張，久而久之，與六部漸成爭權之勢。
到了嘉靖一朝，內閣大臣權勢熏天，雖無丞相之名，卻有丞相之實。以嚴嵩為代表的內閣首輔，專擅國政，欺君罔上，最終也沒能避免被對手算計的命運。徐階、高拱、張居正作為嚴嵩的繼任者，擔任首輔期間皆權傾一時，生前或死後遭人清算，縱然政績顯赫，也難逃“權奸”的罵名，明朝黨爭之殘酷，由此可見一斑。
天啟年間，黨爭再度升級。以魏忠賢為代表的閹黨勢力逐漸抬頭。天啟皇帝不問國事，沉溺於木匠活，把政務都交給魏忠賢打理。天啟帝即位之初，朝廷要職被東林黨人佔據。東林黨的政敵為一己之私，不惜與魏忠賢聯手，排擠東林黨人，促成閹黨勢力做大，致使大批的東林黨人被迫害致死。
魏忠賢影視形象
閹黨與東林黨人的鬥爭，對明朝政治的打擊幾乎是毀滅性的。如同東漢黨錮之禍，幾任皇帝由於任性而寵幸宦官，因而被推向了文官集團的對立面。崇禎帝登基後，鑑於朋黨之害，一心想要刷新吏治，奈何事與願違。
崇禎帝剛愎自用，對大臣猜忌甚深。大臣們利用皇帝的這一弱點，為爭奪內閣席位相互攻訐，頻頻引發政治地震。崇禎年間，內閣大臣先後更換了五十多人，且多數沒有好下場，首輔很少能擔任五年以上，幾乎成了全中國最危險的職業。
崇禎死前留下遺言：“文臣皆可殺”。此話雖然偏激，卻也道出了一個皇帝面對黨爭漩渦的無奈。
5/5 總結
清朝作為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黨爭的烈度，較前朝已有所降低。清朝之所以沒有發生大規模黨爭，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前期幾位君主的執政水平較高。康雍乾三帝皆為一代雄主，為加強君主專制不遺餘力，沉重打擊了文官集團，比明太祖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次是到了清朝中後期，皇帝雖然闇弱，但以慈禧為首的帝后集團，仍牢牢把持著朝政。儘管在光緒年間，大臣們圍繞戊戌變法有過短暫的爭鬥，但是維新派完全不是保守派的對手，很快就被剷平了。
最後是滿人對漢人的嚴加防範，讓清朝的漢人大臣沒有翻盤的機會。有清一代，滿人始終佔據著朝廷的中樞要職，即便是地方上，朝廷也會安排滿人與漢人互相掣肘，確保大權永遠掌握在滿人手中。
說到這你可能會問，黨爭減少，是否意味著清朝的政治更加清明呢？當然不是，這只是皇帝們不斷鞏固權力的結果，其代價是：朝廷從此變得死氣沉沉。我們再也看不到鐵骨錚錚的大臣，或者為堅持原則而殉節的士大夫，昔日在黨爭中高舉大旗的文官們，被徹底馴化成了安靜的奴才。
抱團結盟是人的政治本能。因為一個人想要在組織裡獲得升遷，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尋找靠山。而作為依附的對象，也希望通過培植黨羽，來增強自己的實力，以便在政治中立於不敗之地。
但皇帝不希望看到這一幕發生，因為這意味著，其手下的官員們，會逐漸聽命於各自派系的首腦，而非他本人。東漢時期就發生了類似的情況，皇帝被士族架空，只能求助於外戚和宦官，結果讓自己淪為別人的傀儡。
有鑑於此，中國後世的皇帝們，都極力避免重蹈覆轍。經歷魏晉南北朝三百年的戰亂，世家大族凋零。到了唐代，朝廷又通過科舉制，進一步瓦解了貴族的勢力，權力被重新集中到皇帝的手裡。
大權獨攬，對皇帝的個人能力提出了嚴格的要求。開國皇帝勤奮、精明而自律，他們通常會給子孫設計一套有助於集權的制度，期望後代們也能像自己一樣駕馭群臣。可他們沒想到，權力的重擔只適合強者，如果子孫能力平庸，他們就會尋找代理人，到時候，一切就由不得皇帝了。
當代理人上位後，權力的中心，會自然而然地向他轉移。問題是，無論代理人的責任心與能力有多強，他都不具備凌駕於皇權之上的合法性。因此，權力對於代理人是一劑毒藥，權力越大，就越容易被政敵抓住把柄。對方會調動一切力量，以犯上僭越的罪名，向代理人發起進攻。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嚴嵩、張居正等權臣，就免不了身敗名裂的下場。
這也是王朝到了中後期，屢屢爆發激烈黨爭的根本原因。皇帝能力低下，代理人執政。代理人的權力膨脹，所承受的道德風險也越高。在儒家思想中，忠不違君被視為第一原則，正因為代理人權力天然的“非法”性質，將其不斷推向風口浪尖。歷史上的朋黨之爭，所針對的都是這些代理人。
一旦鬥爭開啟，就陷入了一個無限循環。黨爭雙方，無論出於私心還是公心，都無法解決代理人權力的合法性難題。所以，最初打著正義旗號的贏家，到最後難免成為竊國擅權的輸家，代理人走馬燈式地輪換，直到改朝換代，新的獨裁君主上臺，重新大權獨攬·····
這便是朋黨之爭的內在邏輯，它是獨裁製度結下的惡果，也沒有讓埋下種子的人去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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