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陳先達
哲學的作用有多大?我說大可以救國救民，小可以救人活命。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救國救民之學。這是一百五十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已經證明了的。相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可以禍國殃民。中國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的損失與物的損失是無可估量的。
對個人而言，哲學是安身立命之學。好可救人，孬可殺人。樂觀主義哲學，可以使人直麵人生，面對困難，鼓足勇氣，無所畏懼。“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等，都是這種放眼未來、充滿希望的樂觀情緒。
悲觀主義哲學，使人抑鬱厭世，充滿絕望情緒，成就不了事業，健康不了身體，享受不了人生。你看《紅樓夢》裡的林黛玉，整天哭哭啼啼，睹明月傷情，見落花流淚，如何能不夭亡。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之死也是發人深省的。王國維1927年6月2日自沉於頤和園，使學術界震驚。王國維之死成為一大疑案，殉情之說很流行，但知情者認為並非如此。王國維之死因素很多，據有的學者說，其中一大原因是他的哲學是悲觀主義哲學。王國維從青年時代起就熟讀康德、叔本華、尼采的著作，他也對人說自己30歲以後總鬱鬱不樂，人生問題始終浮在心上。看起來王國維之死與他信奉叔本華式的悲觀主義哲學有關，他在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人生哲學影響下，終於以自沉了結生命。哲學可以活人可以殺人，我們究竟接受哪種哲學應該慎之又慎。
人生問題歷來是哲學關注的重要問題。中國哲學更是如此。道家要人成為真人，儒家要人成為聖人。儒家經典千言萬語歸總是一句話，為人指出一條通過道德修養達到聖人的路。人人皆可為堯舜，這就是儒家的信條。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中說哲學的功能“不是增加實際的知識，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還說“成為聖人就是達到人作為人的最高成就。這是哲學的崇高任務”。強調哲學的人生觀職能是對的，很長一段時期我們忽視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當然人生觀只是哲學的重要方面而不是唯一的內容，實際上沒有脫離世界觀、歷史觀的人生觀。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看到，任何對人生問題的根本觀點都是以一定的世界觀、歷史觀為出發點的。對人生問題的哲學解決非常明顯地表現了一個哲學家的世界觀、歷史觀。因此人生觀的教育不能就人生談人生，這是淺層次的，應該深入到世界觀、歷史觀的領域。
人生觀其實也可說是人死觀。講到人如何生、生的意義，當然離不開死、死的意義。所謂有的死重於泰山，有的死輕於鴻毛，講的就是死的意義問題。這個死的意義就是人生觀的重要內容。可以說，英雄與懦夫、流芳千古與遺臭萬年的分界線往往決定於面對死亡時的態度。方誌敏、董存瑞、黃繼光，英名長存，都是表現在面對死亡的態度上。中國古訓臨難毋苟免，講的是氣節，也是對待死亡的哲學。
死有兩種：自然死亡與非自然死亡。而非自然死亡中最壯烈、最感人的是為事業而獻身，如死在敵人的刑場或戰場。
能正確對待自然死亡的，是哲學家；能正確對待以身就死的，是革命家。哲學家中議論死亡的著作不少，多指第一種死亡。中國《莊子》中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如何對待死。外國不少著作中也談及死亡。西塞羅說：“一個哲學家的全部生活乃是冥思他的死亡。”蒙田在《人生隨筆》中說：“死亡是我們存在的一部分，其必要性並不亞於生活。”他還認為猝死是最幸福的，因為他沒有死亡的恐懼：“最少經予思的死亡是最安逸和最幸福的死亡。”
我們不僅要以哲學家的通達順從對待第一種死亡，還應該以革命家的氣概順從民心對待第二種死亡。持前一種態度是智者，持後一種態度是勇者。
人生觀問題，對待死亡的態度問題，離不開正確的世界觀、歷史觀。把人看成一個個獨立的個體，人生如夢，過眼煙雲，隨生隨死，那有什麼意思呢?只能或遁入空門，或及時行樂。但按照唯物史觀的觀點，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由個人組成的社會的發展是無限的，世界並不會隨著個人的死亡而消失。個體的生命價值，在於他能以短促的生命，為人類為後代留下一個美好的世界。這就是個人對人類的貢獻。恩格斯說：“人是唯一能夠由於勞動而擺脫純粹的動物狀態的動物——他的正常狀態是和他的意識相適應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創造出來的。”人生的意義存在於人作為社會存在物之中。人只有正確理解世界理解社會，理解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才能對究竟應如何度過有限的一生做出積極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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