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性:第一，作為一次農民革命運動，它是幾千年中國農民戰爭的最高峰。太平天國提出的革命綱領適應了廣大農民要求改變封建土地制度的強烈願望，吸引了千百萬農民投身革命，前後堅持鬥爭14年，勢力發展到18省，建立與清政府相對峙的政權。就其鬥爭的規模、水平而言，是以前歷次農民戰爭所不及的，它是中國農民戰爭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第二，太平天國在反封建主義的同時，又擔負了反侵略的任務。肩負反侵略反封建的雙重任務，是時代賦予這次革命運動的新內容。太平天國制定的基本國策和外交活動都體現了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鮮明立場。當外國反動勢力發動進攻時，他們又勇敢地進行抗擊，消滅了大量擁有近代化武裝的外國侵略者，表現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太平天國反封建反侵略的鬥爭，嚴懲了中外反動勢力，進一步反映了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矛盾和革命任務的巨大變化。
第三，太平天國一些領導人主張學習西方，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近代中國，面對西方的侵略，腐朽的清王朝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的落後。在當時的中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使中國的政治、經濟實現近代化，無疑是救亡圖存的進步的思想主張。洪仁玕的《資政新篇》是中國第一次比較系統、完整地描繪了在中國建設資本主義的宏偉藍圖。這是一種符合歷史進步趨向的主張，為後來的資產階級改良與革命運動起到了先驅者的作用。
第一，農民階級的侷限性是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的主觀原因。太平天國是一場農民戰爭。農民階級是分散的小生產者。太平天國的領導人也不可能超越農民階級的狹隘性，提出科學的適應時代要求的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綱領。他們制定的革命綱領——《天朝田畝制度》，雖然符合廣大農民要求獲得土地的革命願望，但它卻是一個不切實際，不可能實現的平均主義的空想。太平天國領導人的驕傲自滿、腐化墮落、宗派鬥爭，使天國力量大大削弱，喪失了革命發展的大好形勢。
第二，中外反動勢力勾結，敵人力量過於強大，是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的客觀原因。太平天國運動發生時，中國已經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外國侵略者支持並勾結清政府，共同鎮壓了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太平天國。太平天國面對的敵人之強大是歷史上任何一次農民戰爭不曾遇到的新情況。上述兩個原因說明，受階級和時代的侷限，太平天國的失收是不可避免的。教會既想當世俗社會的精神教父，還想全方位地支配人們的世俗生活，其極端的體現形式就是政教合一的國家政體。在人類歷史上，可真還出現過兩個無論是在精神控制上還是在政體結構上真正以基督教教義（雖然頗多變異）為指導的、以政教合一的形式建構並形成了一定氣候的神權國家政體，這就是加爾文與洪秀全分別在世界的東、西方建立的日內瓦長老制城邦共和國神權政府和太平天國。這是上帝的天國在人間的兩塊高產試驗田。
這種神權國家政體的基本特徵按照保爾·霍爾巴赫的說法：“是那些有勢力的強迫別人服從的人們隨意享用的權利。大家知道，上帝是僧侶的同義語，由此可知，僧侶的權利就是神權。教會從上面承受了不可爭辯的權利，把神權佔為己有，並禁止人民懷疑其神性。”“在此政體下，上帝是惟一的最高權力，因而他所眷愛的教士便成了人的肉體和靈魂的統治者。這種神聖的政體應該到處存在，特別是在基督教國家中。”（《袖珍神學》，第79頁，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也就是說，在這樣的神權政體中，以宗教教義與教規作為人們一切世俗行為的欽定準則與法律；具有強烈的排他性，捨本宗教之外再沒有也不允許有任何其他的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教主與世俗君主合二為一，教主就是國家首腦；所有的國民都必須是教民，否則便是十惡不赦的異端，等等。
加爾文（John Calvin，又譯作喀爾文、卡爾文，1509—1564年）為十六世紀西歐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新教歸正宗（即加爾文宗。“歸正”一詞源自英語reformed,意為經過改革而復歸正確）的創始人。1541年，他在日內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長老制共和國神權政府。加爾文雖然曾經受到過人文主義的影響，譴責過羅馬天主教會將那些因信仰不同而被誹謗為政治煽動者或不敬神的狂人並將其作為異端者進行迫害的行為，並且自己也被羅馬天主教會列為異端者，但一旦在日內瓦建立起了自己根據地並站穩腳跟後，他又以暴易暴，換湯不換藥，與宗教裁判所一樣用極端專制的手段瘋狂地排斥和鎮壓與自己觀點不同的持“異端邪說”者，強制日內瓦的市民必須信奉自己創建的“加爾文宗”，實際上使自己變成了一個新的專制教皇。僅僅在其執政的最初五年中，他就以宗教信仰等原因親自簽署批准處死了58人，驅逐了76人；他還卑鄙地將因在自己的著作中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因而與加爾文提倡的信仰專制的做法格格不入的西班牙著名學者米格爾·塞爾維特（宗教改革思想家、人文主義者、生理學家、人體血液小循環系統的發現者）以反對“三位一體”論的罪名，先是出賣給羅馬天主教會的宗教裁判所，後又親自定罪處死於火刑柱上。從抨擊專制、受到專制的迫害到自己成為新的專制者，並以強姦他人的自由意志來使自己的自由意志得到充分的發揮，從真理變成謬誤，從“左派”趨向“極左”，加爾文僅僅跨出了一小步，但卻是決定性的一步。
西諺雲：The darkest place is under the candlestick（“燈臺照人不照己”）。最黑暗之處恰恰正是在燈臺的下面，貌似光明的表象之下掩蓋的其實正是黑暗與罪惡的淵藪，道貌岸然的上帝耶和華、中世紀的天主教教皇與一些世俗統治者，其實正是嗜血的專制者。許多理想主義者嚮往光明追求光明，有些在履行了自己的獻祭功能後，最後卻成為了撲火的燈蛾，消失於燈臺下的沉寂黑暗之中；有些則成為“照人不照己”利用光明製造黑暗恐怖的專制者。形象是靠行為支撐的，而不是可以任意地用言語來粉飾塑造的。真正的義人，他決不會時刻利用所掌握的輿論工具來塑造自己的光輝形象，製造自己永遠光榮、正確、偉大的神話。而加爾文卻恰恰正是這樣一個言行悖離的獨裁主義的活標本。
正如房龍所說的：“偉大的人物在你死我活的衝突中喪失了平衡的概念，這在歷史上不是第一次。同一個路德曾經疾呼：‘燒死異教徒是違背聖靈的。’可是幾年後，他一想起邪惡的德國人和荷蘭人竟然傾向於浸禮教徒的思想，就恨得咬牙切齒，似乎達到了瘋狂的程度。這個無畏的改革者在開始時還堅持認為，人們不應把自己的邏輯體系強加於上帝，而到了最後卻燒死了理論明顯比他更高一籌的敵人。今天的異教徒到了明天就成為所有持異見者的大敵。加爾文和路德總是談論新的紀元，那時黑暗之後終歸會出現曙光，然而他們在有生之年卻一直是中世紀傳統的忠實後裔。在他們眼裡，寬容從來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麼美德。他們在沒有容身之地的時候，還心甘情願乞靈於信仰自由的神聖權力，以它作為攻擊敵人的論點。一旦仗打贏了，這個深得信賴的武器便被小心翼翼地放在新教徒的廢品倉庫的牆角，和其它很多善良的意願一起被當作不實用的東西仍掉。它躺在那裡，被忽略，被遺忘，直到許多年後才從盛滿舊式說教的木簡後面被翻找出來。人們檢起它，擦去汙跡，又一次走向戰場。”（《寬容》，第183—184頁，三聯書店，1985年版）
作為上帝在西方世界建立的天國試驗田，日內瓦政教合一的神權共和國是最佳的研究個案之一；而從專制者的異端一瞬間就變成了專制者，加爾文也是最佳的研究個案。《書屋》雜誌2000年第9期所載任志成《中世紀宗教改革與加爾文獨裁》一文有精彩描述，讀者自可參看，不再贅言。上帝的另一塊天國試驗田，就是150年前在世界的東方一度建立的太平天國政權。與加爾文建立的日內瓦共和國相比，太平天國有著更耐人尋味的可讀性。
《聖經》與基督教教義中的“天堂”建立在虛無飄渺的天上，而日內瓦的神權共和國與太平天國的“天堂”卻是建立在人類實實在在生活著的人間。這就是太平天國《欽定前遺詔聖書批解》（方按：《前遺詔聖書》為太平天國對《聖經·舊約》的稱呼）中所說的：“神國在天，是上帝大天堂，天上三十三天是也；神國在地，是上帝小天堂，天朝（方按：指太平天國）是也。天上大天堂，是靈魂歸榮上帝享福之天堂；凡間小天堂，是肉身歸榮上帝榮光之天堂。”以明確地大、小“天堂”比附自命的神權政權在世界歷史上似乎只見到太平天國這樣一個絕無僅有的實例。
二
太平天國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專制神權政權，當為不爭之事實。可以說，太平天國是東、西方專制主義高度結合的怪胎。例如：在太平天國的話語和施政行為中，經常見到的是《聖經·舊約》中耶和華上帝的獨裁、暴戾與嗜血，滿目充斥的是中世紀基督教教會的專制、殺戮與瘋狂（包括內部爭權奪利的殺戮與瘋狂），既不見《聖經·新約》中出現的所謂“博愛”與“仁慈”（雖然在基督教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這些都只不過是停留在紙面上的言語而不是行為。太平天國的某些宣傳材料中也曾見到過類似“光說不練”的話語），也不見願意為民眾的贖罪、解脫和幸福而不惜為之獻身的“耶穌基督”之類的宗教或世俗領袖人物，在大破“四舊”、大革“四舊”之命，將包括儒、釋、道等諸家思想學說在內的所有中國思想文化傳統、尤其是其中的某些人文主義精華全部摧毀之餘，留下的只是可以與西方中世紀基督教專制主義傳統相媲美並與之接軌的以封建“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專制主義傳統。
有人認為，太平天國諸多業績中最值得肯定的，就是其具有強烈的包括反對階級壓迫的“天下一家”和主張男女平等“天下都是兄弟姊妹”在內的反封建精神；換言之，即認為太平天國最值得肯定的，就是其具有終極的人文關懷精神。大方向正確，一些枝節末流的“過激行為”當然是一場動盪舊世界的革命行動所不能避免的，不但不值得一提，甚至連提及一下，也是屁股坐歪了，立場站錯了，是對這場農民革命的惡毒攻擊。打蛇打七寸，問題抓要害，主要問題辨析清楚了，其他則可見一般。這裡就從太平天國反封建這一角度切入，看看能夠得出一個什麼樣的結論來。
不可否認，在太平天國早期的一些宣傳品中確實出現過少量這類美妙動人的口號，但是這些口號僅僅只是停留在喊的階段，從來就沒有實行過，甚至可以說從來就沒有準備過實行。恰恰相反，在太平天國的大量宣傳品中見得更多的是與上述口號內容大相徑庭的其他口號；這些大相徑庭的內容甚至是用一些法律或準法律文本展現出來。太平天國的英雄們每時每刻都在用自己的實際行為為這些法律或準法律進行著不可改易的註解。然而一些人視太平天國史上確實存在的實施封建制的階級壓迫和歧視甚至殘害婦女的大量文字記載於不顧，卻緊緊抓住幾句從未實行、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也根本不可能實行的口號大做文章，這表明喊口號、重口號、以口號騙人和甚至依賴口號過日子，是中國人的一個傳統。
先看反對階級壓迫。舉一個有趣例子作為佐證：在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中，有一個最能吸引誘惑社會民眾的口號是：“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這句口號甚至被編入了中小學生學習的歷史教材中。顯然，這是一句用以惑眾而不能兌現的謊言。正像已經有許多人做過的那樣，在戰爭年代，可以通過打土豪分田地、開官倉私倉放糧、重新分割和佔有世上已有浮財的方式來進行革命。試問，一旦革命成功，浮財耗盡或被新貴們重新佔有為私產，沒有也不可能再用搶佔或讓別人“貢獻”的方式來籌集經費，如果不收租納稅，新建立的政權靠什麼來維持？即使是在實行“軍事共產主義”的太平天國，除了將入夥的“眾小”、“內小”、“眾小子”（太平天國上層統治者對一般官吏及社會民眾的通用法定稱呼。這種稱呼顯然是將處於中、下層的“天國兄弟姊妹”當“小民”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老百姓看待）等作為奴僕驅使，榨取他們除了能夠維持本人僅僅活著（在公共食堂開餐，不需要養家餬口，因為在“天國”中已經取消了小家，全都成為了大家庭中的“眾小”）之外的全部剩餘價值外，對於“外小”，即處於太平天國統治區內但又還沒有正式成為“天國”子民的其他民眾，還是同樣徵收稅賦的。歷史的經驗告訴人們，越是“不納糧”的口號聲喊得最高的帝王，一旦當權後，他所徵收的苛捐雜稅——用現代語辭來說就是“三亂”（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行為，往往變本加厲。從某種意義上說，太平天國確實實現了“天下一家”，但這個家只不過是諸王們豪宅連片、窮奢極惡而一般“眾小”每二十五人一群被強迫居住在狹小的陋舍中吃“公共食堂”的“軍事共產主義”的大家庭。中國封建社會從來沒有任何帝王能夠做到的將神權、王權和族（家長）權（在婦女身上還須加上“夫權”）有機地集合為一體的事業，太平天國的統治者做到了，而且做得還使後人謳歌不停、嚮往不已。在這個人間“天國”中，“眾小”們通過浴血奮戰爭取到的“自由意志”，就是怎樣能夠更加自覺地服從、服侍和服務於上帝耶和華派往人間的那幾個兒子，這也是他們的惟一生存價值；他們被強制通過這種向上帝的人間諸子虔誠地獻忠心、獻血汗而獲得死後進入“天堂”的入門券（這在太平天國的文書中觸目可見）。正如西方的基督教上帝對待眾天使和人類一樣。一旦“眾小”們不是自覺地獻忠心，就會被剝奪掉這種“自由意志”，並將成為向上帝及其在人世間的兒子們獻祭的“天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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