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瓊（資深金融從業者）

《峭壁邊緣：拯救世界金融之路》，（美）亨利·保爾森著，喬江濤等譯，中信出版社 2010年4月版

亨利·保爾森，1999年-2006年擔任高盛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2006-2009年任美國財政部長。《峭壁邊緣》主要寫了他在金融危機中的行動和思考。

這篇讀書筆記大部分是2010年寫的，最近重新翻了下這書的部分章節，修改了一下。

寫美國次貸危機的書讀了好幾本，讀的第一本就是《峭壁邊緣》，2010年一出版就看了。當時看覺得步步驚心，驚心動魄。後來看伯南克《行動的勇氣》、蓋特納《壓力測試》等都沒這麼強烈。可能一是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看寫次貸危機決策內幕的書，二是保爾森也寫得比較生動戲劇性，伯南克寫得更學院派一些、理論探討分析更多一些。對次貸危機的原因和針對性的改革措施，很多文章都有很深入的分析。這裡只談一些其他的感想。

保爾森的坦誠和寫作的目的

保爾森在書中，那麼坦率地揭密各種政策出臺的臺前幕後，每個人的態度、所起的正面或反面的作用，直接地臧否人物，特別是都在世的政治人物，當時我是挺驚訝的，後來發現美國人寫回憶錄大多這風格。他們的顧忌似乎少些，特別是不在位之後就更沒啥顧忌。他自己說寫作的目的是想回答人們經常問他的問題：經歷危機是什麼感覺？從中獲得哪些教訓能幫助我們今後避免類似的災難發生？這當然是他寫作的動機，寫出經驗教訓供後人參考，但沒公開講的，應該還有個動機——一定程度上，寫這本書是一種自我辯護，增進他人對他在任期間所做事情的理解。

“為了保護以自由企業制度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我已經永遠成了那位與政府幹預和銀行救援有關的財政部長。由於危機襲來的速度如此之快，讓我別無選擇，我已經放棄了嚴格的意識形態，完成拯救一個體系這個更高的目標，甚至包括它的所有缺陷，這比我所知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更為重要，我正被迫用自己不信任的東西來拯救我一直信奉的事物。”

“我們面臨一個真正的兩難境地：為了讓國會採取行動，我們必須充分說明，如果沒有獲得預期國會授權對美國經濟可能會產生怎樣可怕的後果。但那麼做可能會產生副作用。驚魂未定的消費者可能會停止消費轉向儲蓄，這正是我們最不願看到的事情，而投資者則會喪失對市場避免崩潰的最後一絲信心。”

2008年3月，美聯儲“動用了有史以來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定期證券借貸工具（TermSecuritiesLendingFacility，TSLF）。而且這一工具不僅僅適用於商業銀行，而是向所有的政府債券一級經銷商開放——包括承銷財政債券的大投資銀行。我對美聯儲的決策感到欣慰。我也希望這一大膽的舉措能夠使市場平靜下來。但事實恰恰相反。在市場草木皆兵的恐慌情緒下，有些人反而認定這一舉動驗證了他們最大的擔心：形勢一定已經變得非常嚴峻，才讓美聯儲被迫使出了這樣史無前例的手段。”“（2008年）4月份那個時候，市場狀況還沒有糟糕到那種程度，國會也絕對沒有積極性去考慮授予我們這樣的權力。”

這就是面對很多危機時的兩難，說得不嚴重引不起足夠的重視，說得嚴重又怕引起恐慌和打擊信心。有時，不到嚴重時難以出臺力度足夠大的政策；有時，政策力度夠大會被解讀為實際情況一定比大眾/市場知道的更嚴重。

在雷曼倒閉的事情上，有人指責美國政府的不作為，沒有意識到後果的嚴重性，保爾森在書中充分解釋了他們的無奈，不是沒有意識到，已經殫精竭慮、想方設法，但無力迴天。雷曼找不到買家，政府沒有權力注資。為了挽救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免於崩潰，從貝爾斯登危機開始，保爾森他們就在“與時間賽跑”，比如，2008年3月14日早上7點半回購市場開盤，早上5點保爾森和伯南克等還在開會想辦法怎麼能讓貝爾斯登開市後不至於立即死掉（貝爾斯登賬上只有2億美元現金了）。“直至此後的整個危機過程，美聯儲（還有財政部）的隊伍一次次地面臨金融系統的生死關頭，度過許許多多個不眠之夜。”“市場只有週末是關閉的。在雷曼公司災難性的二季度業績的預定公佈日之前，我們已經沒有幾個週末可用。”

關於《房市與經濟復甦法案》：“總統對我們不得不接受的許多條款並不滿意（坦率地說，我也是），認為簽署儀式可能會令共和黨眾議員們不快。為了撫慰他們，總統強調說他並不願意簽署這個法案，只是在財政部長的強力推薦下不得已而為之。”誰來背鍋，總是個問題。

保爾森很有魄力，也很善於溝通說服別人。例如接管“兩房”前夕，聯邦住房金融局擔心因為此前剛稱“兩房”“資本至少可以說是充足的”就接管它頗為打臉，保爾森向局長洛克哈特指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問題是不可能靠粉飾太平來解決的，而一次充滿魄力的行動最終會讓聯邦住房金融局得到歷史的認可。”

“旋轉門”和財政部長職位

美國政府和大公司之間的“旋轉門”頗受詬病。美國《滾石》雜誌專欄作家馬特·泰伊比說“高盛集團具有一種不尋常的傳統——將其大量高管安插到政府和準政府機構內任職。”一說“旋轉門”，很多人想的都是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但“旋轉門”對社會治理有非常積極的意義（例如保爾森擔任財政部長，他非常理解金融市場，善於和華爾街溝通，“對華爾街CEO們的思考方法、優點和弱點一清二楚”，為政府妥善應對金融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政界商界的職位轉換，有的人是主動爭取，有的人是被動接受，做出選擇並不一定是個容易的事，其中也有很多糾結。

保爾森在高盛年薪達到3830萬美元，還持有價值數億美元的高盛的股票（保爾森的父親是個農場主，在保爾森9-10歲時，由於家境拮据，由父親給孩子們理髮，頭髮被剃得參差不齊。保爾森成長為億萬富翁、財政部長，也真是實現“美國夢”了），然而財政部長年薪只有20萬美元。在保爾森猶豫是否接受出任美國財政部長的邀請時。他所請教的人幾乎都不贊同他接受邀請。他們說：“你是高盛的首腦。你就是老闆，何必要去華盛頓？這位總統只剩下了兩年半的任期，看看他有多麼不受歡迎。共和黨連國會都快要丟掉了。你又能做些什麼？”保爾森受邀參加4月20日在白宮舉行的歡迎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午宴。周小川對保爾森說， “我認為你應該出任財政部長。”“我不會這麼做，”我簡單地說，並沒有談起細節。我對他的消息之靈通甚感驚訝。“我想你會遺憾的，”

“我骨子裡面仍有一種情結，覺得我欠我的祖國很多很多，當總統求助於我的時候卻對他說不，我心有不安。我的好朋友約翰·布賴恩提醒我：‘生命中沒有彩排。你真的想到75歲的時候再去跟別人說：我本來可以當財政部長的？”

美國政府官員入職還能和私營企業一樣談條件的。保爾森決定接受財政部長的職位後，就和總統的幕僚長喬希提了自己的要求：“除了擔任政府的首席經濟顧問和發言人，我還希望有權更換人員，帶來我自己的團隊，希望能像國防部長和國務卿一樣隨時約見總統。我還要求主持白宮的經濟政策午餐會。喬希一個電話打到了身在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阿爾·哈伯德的家中，確認他對此並無異議。他的確沒有異議。”

保爾森寫道“我在財政部的頭幾個月忙碌而又富有成效。財政部在政府決策過程中不再是個無足輕重的陪襯，只知道等待白宮發號施令。”我看到這想是不是人不經意間就會高估自己，以前的財政部也不可能“無足輕重”啊。看到後面就更理解了。保爾森寫道，“在我看來，財政部長几乎是內閣中最好的工作：這個角色涵蓋國內和國際事務，而且美國的大多數重要問題要麼是經濟性質的，要麼就含有很重要的經濟成分。但是，財政部長的實際權力比普通百姓想象的要小得多。財政部本身主要是個決策機構，負責向總統提出經濟和金融事務方面的建議，刺激經濟增長，監督那些對金融系統至關重要的部門。財政部長的力量來自總統所賦予他的責任、他的號召力以及他說服和影響其他內閣成員、獨立監管者、國外財政官員和那些隸屬於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機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腦的能力。我決心要在財政部長的位子上有所作為。首要任務就是恢復人們對財政部的信任，這需要與布什總統建立緊密的關係，並讓所有人明白我就是他的頭號經濟顧問。”

各部門雖有職權範圍，部委領導肯定會影響部委的地位。職權也是可以調整的。 “儘管我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得很廣，我也很注意避免侵犯其他內閣部長的權力範圍。我還清楚地記得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曾提醒我說，我必須對賴斯表現出適當的恭敬。‘她最關心的事，’他說，‘就是美國不能有兩個國務卿，一個管經濟，另一個統攬其他一切。’”

政府決策中很難守住機密

2008年9月，保爾森和總統請示過，和美聯儲、聯邦住房金融局等金融監管部門一起準備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分別和房利美、房地美的CEO、董事等高管秘密開會協商。“我們已經秘密操作了幾個星期，沒有洩露一絲消息，這或許創了華盛頓的一個紀錄。為了避免曝光，我們在那天下午玩了一點兒小策略。我和我的立法事務助理部長凱文·弗羅默和幕僚長吉姆·威爾金森駕車前往聯邦住房金融局，為了不被發現，我們沒有在路邊下車，而是直接進了大樓的停車場。不幸的是，本·伯南克是從正門進去的，結果《華爾街日報》的一名記者發現了他，隨後在報紙的網站上發出了這個消息。”“就像對房利美一樣，我們要求屋裡的每一個人都嚴守秘密。（但消息還是瞬間就洩露出去了。）”開會的人也不多啊，查不到是誰洩露的?還是沒去查?

開完會回家，保爾森晚上接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打來的電話。

“

“來到辦公室後，我跟同事們講了我跟奧巴馬的談話，他們有點惶恐。由於我被某些共和黨人看成是一個‘秘密民主黨人’，財政部的人總是害怕我的任何舉動會被理解為對奧巴馬的支持。所以我們決定，我最好還是給（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也打一個電話，這事就算扯平了。”保爾森上午就給麥凱恩打了個電話，麥凱恩讓他的競選夥伴佩林也加入了談話。

然後，“在房地美的董事會結束之後，我接到了一個早在我意料之中的電話。由於我與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佩林通過話的消息已經傳了出去，我一直在想，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喬·拜登也一定會打電話給我。果不其然，他的電話來了。”連財政部長和副總統候選人之間通個電話都盡人皆知啊。

保爾森還寫道“在準備總統金融市場工作組會議的過程中，財政部的人在金融市場事務助理部長託尼·瑞安的領導下就各種可能的狀況作了情景分析，包括一家大銀行的失敗，一家投資銀行的崩潰，以及油價的大幅飆升。他們原本也計劃對一家像房利美這樣的政府資助企業的失敗以及美元的崩潰進行模擬，但最終放棄，因為他們擔心消息會洩露給媒體，導致公眾誤以為這樣的場景真的將要發生。”

也不知道是美國政府保守秘密的本事太差還是媒體挖掘新聞的本事太強，決策過程想保密的都保不了（甚至研究都不敢研究，怕洩漏出去），怎麼可能搞個驚天大陰謀還瞞住所有人啊。所以我對一些事歸為美國陰謀論的傳言，真是沒法相信。

宗教信仰的力量

宗教信仰有時真能給予人慰藉與力量。

保爾森接受財政部長的職位，除了愛國精神，宗教信仰的激勵也是部分原因。“我仍然難以決斷。但就在前往微軟大會的路上，我恍然大悟了。當我從頭到尾思考過我的決定，我才發現給我帶來這麼多煩惱的只不過是我的恐懼。那是對失敗的恐懼，對未知事物的恐懼：與一幫我從未合作過的人合作，管理一幫我從未管理過的人。

一旦我想通了這一點，我開始努力克服恐懼。我不會向恐懼屈服。我為一種謙恭精神而祈禱：人做一件事情並非出於私心，而是出於一種基本的認識——人的一生就是為了表達上帝的賜福。我始終認為人應該勇於迎接困難和挑戰：這是當年我當夏令營管理員時對孩子們說的話，現在我又對自己說了一遍。對失敗的恐懼究其根本是一種自私：它反映了對自我的迷戀，卻忘記了一個人的力量和能力都來自神的賜予。”

在壓力最大的時候，他和妻子的對話。

“如果系統崩潰了怎麼辦？”我問她，“每一個人都在看著我，但我卻沒有答案。我真的很害怕。”“你不需要害怕，”溫迪說，“你的工作就是服從上帝，那個無限心靈，你可以信賴他。”

我請她為我祈禱，也為美國祈禱，幫助我克服這股突然來襲的恐懼。她立刻引用了《提摩太書》第2章第1.7小節的話——“上帝賜予我們的不是恐懼的精神，而是力量、愛和健康思想的精神。”

這是我們兩人最喜歡的小節之一。我感到舒服了很多，力量也隨之恢復。帶著深深的感恩之情，我打起精神回到了手頭的要務中去。

官僚主義和既得利益總是障礙

保爾森、伯南克、蓋特納的回憶錄中，都對國會滿滿的吐槽。國會的權力很大，從通過法案到批准財政部的支出。議員們或者囿於黨爭，或固守意識形態，或者為拉選票唱高調，或者因為既得利益，決策緩慢。保爾森、伯南克這些做事的人都深感推動政策出臺、推動變革之難。

保爾森抱怨，“當你與國會打交道，無論是什麼樣的問題，無論問題是大還是小，都沒有快速解決方案這一說。坦率地說，除非出現危機，否則你不可能完成重要的、困難的變革，而這讓阻止一場危機變得異常艱難。與立法者們有效地合作是身為財政部長的一大要務，儘管我早已知道這個差事會讓人頭疼，我還是低估了它讓人頭疼的程度。”“要說服某些人是多麼困難。對這個群體的某些人來說，事實似乎無所謂”。“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兩枚定時炸彈。但變革是艱難的。這兩大政府資助企業在國會山擁有強大的勢力，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它們有

在有的問題上，保爾森也能理解國會。他去向國會要求授予財政部在購買“兩房”證券和股權方面的自由裁量權時遇到阻撓，“我們畢竟是在索要一張史無前例的空白支票——國會對籤給我們這樣一張支票有所警惕也是可以理解的。”最後國會還是給予了授權（2008年7月23日通過的《房市及經濟復甦法案》）。

經濟政策的不易

“每次政府介入，就像這次擔保計劃，都可能造成對市場的重大扭曲。我們腳步越快，就越容易走錯，就越沒有時間把可能的結果考慮周詳。”

“政府每一次為某一個群體的債務充當後盾，都會給另一個群體添麻煩。對這個計劃來說（政府擔保了銀行的債務），我們可能會對工業企業和那些並非銀行控股公司的金融機構造成排擠，增加它們的融資難度。”

“每個人都可以發表一通演講指出一個問題，但問題的解決靠的是辛勤工作、克服障礙，坦率地說，還要有一點，忍辱負重的精神。”

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長期存在的難題。特別是在危機中，出臺政策要快，更容易顧此失彼。但是，首要的是解決問題，活下去（防止經濟或市場崩潰等目標）。行動中即使出問題，大多時候總比不行動強，可以再糾偏。

監管之間的協調

“在貝爾斯登事件之後，相關監管單位之間的爭權奪利、相互指責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這在華盛頓是家常便飯。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繼續保持團結一致是多麼重要。

各部門之間仍有相當大的牴觸情緒和不信任感。（美國證交會主席）克里斯·考克斯是個開放而又合作的人，但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某些人擔心他們對證券公司的監管權威會被美聯儲壓倒。我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充滿信心，因為它在處理貝爾斯登事件的過程中積極主動、富有創造力、而且一直有一種未雨綢繆的意識。 我認為監管者們之間的合作是極其重要的。伯南克和考克斯同意我的看法。他們對權勢之爭不感興趣。像我一樣，他們關心的是市場穩定性，希望已經深入企業內部的美聯儲能保護這種穩定性。

傳統上，各部門之間的問題只能留給它們自己來梳理，但我在5月中旬主動召集了一次與伯南克、蓋特納、考克斯、鮑勃·斯蒂爾和戴維·內森的會議。證券交易委員會和美聯儲同意起草一份諒解備忘錄，制定基本規則以協調現場審查工作，並加強各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

“從法律上說，美聯儲與財政部是相互獨立的。儘管我們很注意遵守這種獨立性，伯南克、蓋特納和我所凝聚成的那種團隊精神卻使得我們可以在整個危機過程中順暢地交流，而又不至影響美聯儲的獨立性。”

應對危機都需要各部門的合作。美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牽頭的部門還是財政部。美國財政部扮演著經濟和金融體系管家的角色（role as the steward of U.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s，出自美國財政部網站）。1987年美國股市大崩潰後成立了總統金融市場工作組，由財政部長領導，美聯儲、證交會主席等都是委員。保爾森將其成員擴展，包括紐約聯儲、貨幣監理署等。在金融危機中這一機制發揮了重要作用。

2010年奧巴馬簽署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創設了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FSOC），FSOC由財政部長任主席，美聯儲等各金融監管機構領導都是委員。目前，中國的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已經成立，央行行長兼辦公室主任，財政部、銀保監會負責人等都是金融委的委員。(本文轉自公眾號“玉鑑瓊田”，原文標題：危機中的決策——《峭壁邊緣》讀書筆記，已獲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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