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晚，申軍良從濟南抵達廣州增城。澎湃新聞記者 朱遠祥 圖
3月7日晚，申軍良終於見到了被拐15年的兒子。
15年前，申軍良的兒子申聰還只是一個剛滿週歲的寶寶，如今成了身高一米七的大男孩。他在廣東一所鄉鎮中學讀初三，健康、陽光，愛打籃球。十多年來他並不知道，自己竟是個被拐賣的孩子。
“今後我一定要好好補償他，補償欠他15年的父愛。”申軍良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這次見面，他給兒子準備的禮物，包括一套從裡到外的運動品牌新衣服，還有5個N95口罩。
此次認親，是否意味著申聰被拐一事劃上句號？申軍良不這麼認為。一方面，今後申聰在哪一邊生活，親生父母與養父養母的關係如何處理，還有許多實際問題需要解決；另一方面，申軍良覺得兒子被拐一案還沒有槌音落定，“所有拐賣我兒子的人受到嚴懲，梅姨也落了網，這個事才能算劃上圓滿句號。”
可是，被申軍良認定為拐賣案重要中間人的“梅姨”，真實身份到底是誰？這依然是待解的謎團。
“這次真的是百分之百了”
警方找到申聰的這一喜訊，申軍良是在2020年春節前夕得知的。
那是1月15日，濟南市公安局天橋分局新城派出所的民警給他打電話，瞭解他的住處，並核實他是否為尋找兒子提供過DNA信息。通話後申軍良才反應過來，馬上打電話給廣州市公安局增城區分局的辦案民警，證實了“天大的喜事”——兒子申聰找到了，DNA比對信息完全符合！
當時申軍良馬上打電話給澎湃新聞記者。“我興奮得不行了。站也不行，坐也不行。”申軍良激動得幾乎哽咽，他一手拿著手機，一手不停地捶打身邊的床墊。“可能捶了有幾百下，”他笑道，“我也不知道是高興，還是發洩。”
在那次“報喜”的通話中，申軍良強調：“這次真的是百分之百了，假不了。”
十多年來，申軍良因為“發現兒子”這類消息，空歡喜了很多次。
1977年出生的申軍良是河南周口人。2005年他在廣州增城一家企業務工，與妻子以及兒子申聰在當地租住。申聰是那一年1月4日被“明搶”的。後來警方查實，當天兩名男子趁申軍良不在家，闖入其租住的房屋，捆綁他妻子，然後將一週歲的申聰從床上強制抱走。
申聰一歲前的照片。 受訪者 供圖
因為失子之痛，申聰的母親一度精神失常，申軍良則走上漫長的尋子之路。他變賣了家中房產，投奔山東親友，並籌錢到廣州、東莞、珠海、深圳等地尋找兒子，十多年張貼尋人啟事80多萬份，欠債50多萬元。
申軍良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堅持尋子十五年。有時候找不到任何線索，不知往何處尋找，他會將手機放到水泥地上輕輕一轉——手機頭指向哪裡，他就往哪個方向前進。
2016年3月，牽涉拐賣申聰案的張維平、周容平等5人被警方抓獲，這給身心俱疲的申軍良注入“強心劑”。起初張維平向警方供稱，他把申聰賣到增城的湘江路一帶。於是申軍良到湘江路周邊挨家挨戶找了幾個月。他住宿的那家旅館老闆同情他，將每天房費從80元降至45元。
有一天，一位女居民悄悄告訴申軍良，她的閨蜜在2003年買過一個小孩，可能是申聰，就在申軍良所住旅館的對面中學讀書。於是申軍良按提示觀察那男孩——皮膚白白的，雙眼皮。“孩子年齡以及拐賣的時間、地點都吻合，我覺得肯定沒錯。”申軍良於是將孩子信息提供給警方，然後天天爬在旅館的窗戶邊，尋找“兒子”上學、放學時出現的身影。可後來鑑定結果出來，那孩子並非申聰。
2017年夏天，希望又來了。“人販子”張維平交待，他把申聰賣到了河源市紫金縣。於是申軍良將尋子的“主戰場”鎖定在紫金。
在紫金縣一個鎮上，有人向他反映，鎮中學一名初中生是其家人以前“買”來的。他便租了一輛麵包車停在校門口觀察。“那孩子身材瘦瘦的，臉型輪廓像我弟弟小時候。”申軍良悄悄拍了對方一張照片，發給一位有名的模擬畫像專家判斷。“他說相似度有90%。”申軍良於是深信不疑。有段時間，幫助他盯梢的一位線人，每天向他報告“你兒子上學去了”“你兒子剛剛放學出來……”弄得申軍良心裡“癢癢的”。
可後來的DNA比對結果出來，這一個男孩也被排除了。“當時太失落了，覺得心裡很痛。”申軍良說，此後他得到類似消息，都會有意識地控制情緒，不敢讓自己太興奮，“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直到2020年1月，尋找兒子的15年夢想，終於照進了申軍良的現實。
申軍良在濟南的租住屋內翻看行李箱的尋人啟事。澎湃新聞記者 鍾笑玫 圖
跨省認親，疫情時期的特殊之旅
1月15日得知申聰的消息後，申軍良馬上向廣州增城警方提出，希望接申聰回家過春節，民警告訴他，尚有許多工作細節要落實。
距離2020年春節一週的時候，廣州的辦案民警趕到山東濟南，向申軍良簡要反饋案件進展，並商討認親計劃。
申軍良告訴澎湃新聞，據民警透露，申聰在一所鄉鎮中學讀初三，有一個姐姐一個弟弟，都在上學；其養父母常年外出務工，家中生活不大寬裕。
“我有些難過，感覺申聰過得並不好。”申軍良說，後來民警安慰他，“孩子身體很健康”，他才鬆了一口氣。這些年他看過被拐孩子手腳殘疾的報道，就一直擔心申聰的身體是否正常。
申軍良和辦案民警約好，正月初七之後赴廣東認親。然後，他就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回河南老家過年。兩個兒子一個14歲，一個12歲。“他們三兄弟，剛好隔兩年生一個。”申軍良笑道。申聰出事之後，有人說“聰”諧音“衝”，是“兩滴水把孩子衝出了家”。於是申軍良給孩子取名更講究了，後來兩個兒子的名字裡，都帶有一個“家”字——申軍良希望他們紮根家裡。
在河南老家過春節的時候，申軍良將找到申聰的消息告訴了一些親友，但瞞著他年逾七旬的母親，“我媽的性格比我還急，知道了這事肯定天天睡不著，她身體又不好。”
申軍良說，今年春節期間他“非常煎熬”，“時間過得特別慢”。後來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勢變得嚴峻，他南下廣東的計劃一再推遲。
那段時間，他每天關注著廣東的疫情，還關注著與他熟識的一位辦案民警的“QQ運動”。如果看到對方哪一天步行超過一萬步，他會馬上發信息問對方是否有所“行動”——去找申聰和他養父母了？
3月5日晚上9點，得到警方信息的申軍良立馬出發。離家之前，他已將租住房的一間屋子騰出來，床板、書桌洗乾淨，作為申聰回家後的臥室和書房。
申軍良帶著妻子和弟弟，開著他弟弟的汽車，從濟南出發駛向廣州。一路上，三人精神亢奮，不停地討論接回申聰後的安排——比如在濟南遊玩，是先帶孩子去爬千佛山，還是先去看趵突泉？
申軍良一路開得很快。“老是感覺速度太慢，就想一下子趕到。”他記得導航語音裡很多次傳出“嚴重超速”的提醒，“不知不覺就已經加了油門”。
3月6日申軍良抵達廣州後接受澎湃新聞採訪。 澎湃新聞記者 朱遠祥 圖
3月6日晚上8點，申軍良一行抵達廣州市增城區。1800多公里的長途路程，他們開車僅花了23小時——通宵熬夜行駛，餓了吃方便麵。申軍良開了20個小時，到達增城與澎湃新聞記者見面時，戴著口罩的他，累得幾乎連腰都直不起來了。
當晚，申軍良一行在公安民警的安排下，連夜到醫院做核酸檢測，以確保未感染新冠肺炎。
申軍良夫婦在醫院接受檢測時，廣州警方連夜發佈通報稱：公安機關已在廣東梅州找回申軍良的被拐兒子申某，將按照疫情防控相關規定，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組織認親。
失散15年後的見面：既期盼，又害怕
開車20多個小時到達廣州的第一個晚上，申軍良幾乎通宵未睡。
當晚10點多，他在微信朋友圈發了約一千字的長文。“想了很久卻不知道怎麼開頭，也不知道用什麼樣的詞彙才能形容我現在的心情。”他在開頭寫道，“今天跟大家宣佈一件喜事，我的兒子申聰找到了！”
申軍良在這篇長文中，對偵辦、督辦申聰一案的警察、領導，以及新聞媒體和親朋好友一一表示感謝。他在結尾寫道：“我終於可以驕傲地說一句：我是申聰的爸爸，我的兒子找到了！”
當晚，申軍良的手機幾乎被“打爆”，後來不敢再接聽，“有兩百多個未接電話。”他在所住的賓館裡，一遍又一遍地接受媒體採訪，直至天亮。極度疲倦的他卻沒多少睡意，面對媒體滔滔不絕地聊起尋找申聰的故事，口乾了喝口水接著聊，戴著的藍色口罩幾乎溼透。他說話常伴著手勢，情緒起伏，時而眉飛色舞，時而神情黯然。
“我恨不得馬上見到申聰。十五年不在身邊了，我也不知道見到他會是什麼場景，我心裡既期盼，又有點害怕，”他對澎湃新聞說，“我怕申聰心裡一下接受不了，怕他不願意跟家人走近。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因為陌生而排斥我們。”
申軍良的擔心並非空穴來風。2019年11月廣州增城警方找到另外兩名被拐十多年的孩子，組織了親生父母認親，但此後雙方溝通並不順暢，孩子至今未隨親生父母回家。
不過申軍良堅信兒子會跟他回家。他向澎湃新聞透露了他的“底線”——就算申聰因為中考需要在廣東學習生活一段時期，也得先把他的戶口遷回老家。
3月7日一大早，申軍良的一位同學從東莞趕到增城，送來了申軍良讓他代購的物品——一套著名運動品牌的衣服，包括內褲、鞋襪。這一套“從裡到外”的衣物花費約2千元，是申軍良給兒子準備的見面禮——一天前，他才打聽到申聰身高約一米七，身材不胖不瘦。此外，申軍良還為兒子準備了防疫的5個N95口罩。
當天中午，增城區公安分局的民警將申聰夫婦接到刑警大隊。聞訊趕來的國內50多名記者聚在門口，等候申軍良認親的消息。按照計劃，申軍良會和申聰及其養父母見面。
3月7日有媒體援引申軍良代理律師的話稱：申聰明確向警方表示，強烈要求和父親申軍良回家。不過，此後該律師予以否認。當天下午四點多，申軍良終於來到門口，他神情嚴肅，對著媒體的鏡頭說了幾句感謝的話，並請大家不要拍攝和公佈申聰個人形象。他還說，其代理律師說的一些話，並不代表他和家人的觀點。說完，申軍良在一名工作人員的陪同下快速走進院內。
聚在公安局門口的許多記者當時感到，申軍良此次認親或許不大順利。
3月7日，廣州市公安局增城區分局副局長李光日介紹案情
當天下午五點多，廣州市公安局增城區分局召開情況通報會。副局長李光日向媒體介紹，申軍良夫婦與申聰還未見面認親。“還沒有見面，到此時此刻還沒有，但是我們會安排的。”李光日說，雙方見面，還需要情感上的緩衝期。至於何時安排見面，“要看雙方的接受度”。
李光日透露，他與16歲的申聰見過面，覺得他很健康、陽光，“他還沒表達在哪邊居住的願望。”
直到3月7日晚上10點，廣州市公安局新聞辦通報：今晚19時許，在雙方意願下，廣州增城警方安排了申軍良夫婦與失散15年的兒子申某團聚。
張維平拐賣兒童案牽涉包括申聰在內的9名兒童。部分家屬出示被拐孩子小時候照片。 澎湃新聞記者 朱遠祥 圖
劃上句號？“梅姨”還是謎
3月7日晚與兒子申聰相認後，申軍良不再接受媒體採訪。
此前他曾告訴澎湃新聞，找回孩子後，他想過平靜的家庭生活。“申聰迴歸家庭後，我們全家會讓他過得舒心快樂。”他說，他會重新找一份工作，好好過日子，“給孩子創造好的條件”。
不過，申軍良表示，兒子被拐一事目前還不能完全“劃句號”，“希望拐賣我兒子的人都受到嚴懲，梅姨也儘快落網，這樣我也可以安安心心迴歸家庭，好好生活。”
目前已查明拐賣申聰的張維平、周容平等5人，均是貴州省遵義市綏陽縣人，來自同一個村，2018年12月被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拐賣兒童罪判刑，其中張維平、周容平被一審判處死刑。
此案被上訴至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目前還在審理。在二審階段，申軍良夫婦繼續表達了刑事附帶民事的訴求。
被“人販子”張維平拐賣的兒童，不止申聰一人。廣州市中級法院審理查明，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張維平參與拐賣了包括申聰在內的9名兒童。被拐的9名男童中，當時最小的1歲，最大的3歲。
2019年11月，廣州警方找回此案中被拐的2名兒童，其親生父母分別來自貴州、四川。
“這些年我們一直沒放棄對9個被拐賣小朋友的查找。”在3月7日的通報會上，增城區公安分局副局長李光日說，“剩下6個小朋友的查找，我們還在開展工作，但目前還沒法給大家一個預期。”
而據張維平此前交待，他拐賣的9個孩子，都是通過中間人“梅姨”介紹，賣往廣東紫金縣等地。
“梅姨”到底是誰？“梅姨當時有四十五六歲吧，短頭髮，講白話，說話比較快。”張維平2017年在廣州中院接受審理時稱，他不知道“梅姨”的真實姓名，是十多年前他在增城租住時，隔壁兩位老人介紹認識的。
增城警方2017年11月曾向澎湃新聞透露，民警帶張維平去找過認識“梅姨”的那兩位老人，其中一人已去世，另一名八旬老者處於痴呆失憶狀態。
庭審時公訴人出示的案卷材料顯示，辦案民警還帶張維平在紫金縣找到“梅姨”的前男友。該彭姓男子稱，他十二年前曾與一名50歲的婦女交往，六年前沒有聯繫了。據其稱，該女子叫番冬梅。
可警方在公安信息網查詢，未查到相關年齡範圍的“番冬梅”。
2017年6月，廣州市公安局增城區分局公佈“梅姨”的模擬畫像，向社會徵集線索。該通報稱：綽號“梅姨”的女子涉及多起拐賣案件，真實姓名不詳，現年約65歲左右，身高1.5米，講粵語，會講客家話，曾長期在增城、韶關新豐地區活動。
在此次情況通報會上，李光日介紹，2017年以來廣州警方接到國內多地群眾舉報的“梅姨”線索，經逐一核查，均被排除。
李光日說，警方曾根據張維平的供述，核實了“幾乎所有的細節”，仍沒有查到“梅姨”的身份信息，“目前還沒有證據直接證明梅姨是存在的。”
“歡迎媒體朋友和熱心群眾給我們提供有價值的線索。”李光日說，“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非常負責任地去一一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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