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至清則無魚"，池子裡要是太乾淨了往往是養不出好魚的。所以在帝王駕馭的這方池子裡，帶點渾水是必然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些葷腥官員不說，皇帝只當看不見。可凡事都得有個度，這池子裡的水要是太渾，成了一池臭水，皇帝自不能容忍的，開池換水、放網撈渾等一番大動作也就在所難免了。
稅收對國家的重要性
國家之重，重在稅收，政府機器的正常運轉、國家突發事件的處理、國內外治安的維護都需要先做到資金到位。朱元璋在成功登頂帝位之後，作為一個皇帝，開始非常自覺的考慮這個問題。
中國自古的稅收主要分成人口稅和土地稅兩大類，現在要收錢，也仍然還是要這兩處下手。可是多年戰火動盪，好多田土冊籍、戶籍都被戰火給帶走了，很多地方都沒有收稅依據了。剩下的這些年老百姓們跑的跑、死的死，還有的都躲到深山老林裡面自己開發新土地去了，現在拿出戶籍、地籍要收稅，根本就對不上號。
稅收制度一團亂，這錢當然就收不上來了。於是朱元璋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核查人口和土地，核實之後記錄在案，以此作為收稅依據。並仿照唐宋時期的兩稅制再加以創新，從而形成了一套系統的賦稅徭役制度。基調定好之後，稅收體制就一直跟著明王朝一圈又一圈的運行起來。
當這體制一圈又一圈的運轉起來之後，問題才一點一點的浮現出來。從一場土地糾紛到一個地主豪強的蠻橫專行、一位官員抄家後的鉅額財富，一直到有一天，朝臣猛然發現"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體制陰暗面下滋生的蛀蟲們一天天的茁長成長，累累重負下稅收體制的運行已然是困難重重了。
萬曆初年，自首席工程師朱元璋之後，明朝稅收體制迎來了第二任工程師——張居正。手握權柄，身居內閣首輔要職，又有帝師之名加持。這一身光環縈繞給了張居正大刀闊斧的可能，"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僕比來惟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於國家實為少裨，願公之自信，而無畏於浮言也"造福蒼生的凌雲壯志更是給了張居正強大的精神支持。
體制下的寄生蟲們
明朝中後期，主要的開支可以分為三大巨頭，一皇親國戚；二官員俸祿；三國防開支。
朱元璋的26個皇子幾乎封王於全國各地，從他們開始這些皇親國戚的隊伍隨著明朝的發展逐漸長大。而且明朝政府還規定"親王的歲祿為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剩下的諸如絹、布、茶、馬之類的雜物也應當又官府出資提供，從親王層層往下一直到最次級的縣主鄉君那都得是政府出資，好吃好喝，穿金戴銀的伺候著。一年到頭，收上來的稅收好多都搭在裡面了。
其次明朝還規定，朝廷正一品官員每年俸米1040石，就是最低級的從九品每年也有108石。歷經正德、嘉慶、隆慶三朝之後朝中官員大幅度膨脹。"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職員之冗，未有甚於此時也，是供億所以日乏，民日益困也"，官員的膨脹加上本來就不算少的俸祿，雙重作用下又划走稅收支出的一大塊。
剩下的一大巨頭就是國防支出，打仗自古以來就是費時費力、耗費巨大的活動。明中葉以後，福建、浙江一帶倭寇時常出沒、還有北方的韃靼時不時的侵擾，明政府需要財政上的支持來鞏固邊陲。
從這三大塊來看，外敵騷擾，鞏固邊陲自然是無可厚非的。這筆花銷是理所當然的，不能動。皇族的花銷在今天看來是最沒有必要的，拿著大筆大筆的錢，從中央到地方，從上到下養著一堆富貴閒人。
但那時候可是"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只要大明王朝版圖上有的，哪個犄角旮旯不都是人家的，所以這筆錢不好動，除了"家天下"這個政治大背景之外，皇室貴族錯綜複雜的關係也讓問題變得不好處理。
那麼接下來就是這群高級打工仔了，用權不掌權，看起來威風赫赫，實際上是狐假虎威，當權者能把權力給他們用，當然也能在想收回來的時候再把權力拿回來。再加上這一屆的官員們的表現也卻是不怎麼地，賣官鬻爵、貪汙腐敗這些現象都普遍存在。明英宗時期的宦官王振被抄家時，抄出了金銀60多箱，玉盤一百多個，珊瑚二十多株。明世宗時候抄當時的宰相嚴嵩家時，查出了黃金30萬兩、白銀200萬兩，其他珠寶無數，要知道當時國庫太倉存銀還不到10萬兩。
買官上位，自然要當官賺錢，當官賺錢還要買更大的官掙更多的錢，循環往復形成惡性循環，代價就是更多的民脂民膏被搜刮殆盡。選定了目標任務，接下來就是要對症下藥了。
稅收體制革新
朱元璋在明朝最開始的稅收體制設定上，採取的是全國田賦的定額徵收。自己定額就算了，還下旨強調此後就按照這個標準走，自己的後代也不允許將田賦增加。從底層打拼上來的朱元璋在當初打江山的時候就是飽嘗民間疾苦，自然知道農民不易，不想過多的增加農民的負擔。再加上當時剛剛平定戰火，人口較元朝大大銳減。
人少，官員少，地卻多，政府的財政收入多，花的錢又少，稅額當然夠用，而且還綽綽有餘。可是經過明朝前期、中期的平穩運行之後，人口迅速增長，從原來的地等人變成了人搶地。地本來就不夠用了，大官僚和皇族還加入這場爭奪戰中，依靠自己手中的特權，瘋狂的兼併土地，將許多土地都變成了他們的秘密財產，明面上收稅的土地越來越少，稅源被大大壓縮。
1578年，張居正一聲令下，三年之內要將全國的各種類型土地的清丈，如有不從、不服、不為者一律嚴處。這可和朱元璋的那次不一樣，這次清丈的矛頭對準的是官僚統治階級。各類土地指的是哪些類型，誰又會在清丈時不從、不服呢？
從頒佈政令之出，張居正就已經言明瞭此次的行動任務。1581年清丈土地工作完成，效果非常理想。絕大多數的官僚、豪強、軍事將領將此前自己吞下去的田畝都吐了出來，總計超過二百萬頃的土地被重新清查、登記造冊。這些人的田畝被清查出來，收上來的賦稅明顯增多，這些人多交點，那些原本額外增加在百姓身上的賦稅也就能相應的減少一些，官民賦稅不平衡的問題也能相應的得到解決。
為了配合賦稅制度改革的順利推進，張居正還在全國推行了"考成法"。規定:"稽查章奏，隨事考成，有遷延隱蔽者，即舉劾"，那些其位不謀其職，翫忽職守，中飽私囊的都將嚴懲整肅，尤其是在稅制改革上，那些敢幫豪強隱瞞田產，偷稅漏稅，鑽朝廷的空子的官吏們，都是嚴厲打擊的對象。
考成法一出，在全國清丈土地這件事情上就立馬看到了成效。
而作為稅收體制的主體內容"一條鞭法"，更是"利於下，不利於上；利於編氓，不利於士夫"的稅制革新。簡單來說一條鞭法就是將包括田賦、徭役在內的所有苛捐雜稅都合併為一條，用銀兩的方式進行徵收。將徵收流程進行簡化，減少了徵稅工作人力物力的投入，降低的收稅成本誰的土地多，誰交的稅就多，更是降低了稅負，使稅收更加公平，對於百姓的利益有所維護。
剪出繁雜龐多的收稅名也使各級官員很難從中分到手一杯羹，避免官員手腳不乾淨對百姓造成的剝削。
命運多舛的稅收改革
稅收制度的改革側重在官、在農。但在其它地方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以地畝為依據放鬆了對農業人口的管制，農業人口脫離土地，轉而投入城市的懷抱，成為自由工作者。而沒有專門針對工商業的稅收政策，也給了工商業者們更大的迴旋餘地，讓有的人開始了"捨本逐末"的經營活動，放棄置辦田產，將生產所得轉而投入下一輪生產當中。
可以好景不長，這樣的制度改革在一開始就帶著自身的弊端。
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將所有稅收統一成一條，並用錢銀繳納，可是問題就正好出在了這裡。中國自古以來都不是產銀大國，終明一代的白銀的生產也是非常集中有限。更何況，最為政府的"重點項目"，白銀的開發和管理權都集中在官府的手中，普通百姓很難成為白銀的持有者。
百姓手裡沒有銀子，平時吃穿用度最大流通的就是銅錢。一年下來等到要交稅的時候只能把自己家裡種的糧食、織的布一類的產品拿出來換銀子。在這個交換過程中，又免不得被剝削一番。實際上，嘉慶年間的文淵閣大學士在一份奏章中就提到，在當時福建沿海一代的鹽農為了換取銀錢繳納賦稅，不得不忍受重重盤剝，好多鹽農還跑去借高利貸，最後無力償還高額本息，只能被迫遷徙，一時之間福建沿海一帶十室九空，那情形就像是經歷了戰爭炮火一樣。
手中無銀少銀，以至民怨沸騰、社會矛盾激化的現象隨著制度的推進愈發突出。明末大儒顧炎武晚年隱居在山東時就曾經親眼目睹了當地百姓苦於手中無銀的悲慘生活。
他說："百姓有谷無銀，年年田畝豐收，卻年年度日艱難，更有甚者，家中谷物滿倉，卻要到人市變賣妻兒"。
事實上，根據明代中後期的人口規模和白銀產量來計算，全國人均僅有三兩左右，用如此短缺的中間物作為賦稅徵收的對象，也就怪不得老百姓們將白銀視為大害。而這白花花的銀子，也為大明王朝的滅亡埋下了一條引線。
"彼之砒霜，吾之蜜糖"，因白銀短缺而深受掣肘的明代稅制改革，到了清代這裡，作為一種簡單易行、公開透明的賦稅徭役徵收和徵派的方法受到了當局者的重視。借鑑一條鞭法，加以整形加工，直隸巡撫李維鈞向雍正皇帝上書"將丁銀攤入田糧內"的建議，在全國推行"攤丁入畝"，大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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