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農村的“大喇叭”，對於現在的年輕人而言，可能沒什麼感覺，但是在老一輩兒的心裡，有著無法言表的情感。新中國成立初時，人民物質生活貧困、精神生活也相當匱乏，識字的更是不多，而“大喇叭”則成為了鄉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們通過它瞭解國家發佈的最新政策，收聽每天的新聞報道，以及村中的每天的各種要事通知等等。但是隨著時間推移，科技的進步，社會的不斷更新發展，各種高科技產品應用而生，媒體廣播的傳播方式多種多樣，“大喇叭”也就逐漸減弱和沉寂，淡出人們的視線。
然而，在今年，由於疫情的出現，農村地區為了將疫情信息防疫知識宣傳到位，“大喇叭”再一次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成為抗疫宣傳一線的骨幹力量，硬核至極。
農村廣播網的起步與“大喇叭”的初創
1940年12月30日，隨著陝北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的誕生，中國共產黨的廣播事業也因此拉開了帷幕，與傳統的報紙媒介相比，廣播的傳播面不僅更為廣泛，而且傳播速度快，感染力強。
自新中國成立後，從最高領導人到基層政府，黨和國家都極其重視廣播的宣傳教育功能，尤其是對於文盲半文盲人口占絕大多數的農村地區。
在1949年6月5日時，中共中央就把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改為廣播事業局，目的就是要領導全國各地人民廣播電臺以及普及人民廣播事業。於是在1950年4月22日，國家新聞總署就發佈了《關於建立廣播收音網的決定》，該《決定》指出：“無線電廣播事業是群眾性宣傳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特別是在我國目前交通不便、文盲眾多、報紙不足的條件下，利用廣播進行宣傳和動員，可以發揮極大的作用。”
新中國第一代電臺播音員
1952年4月1日，我國第一座以縣為區域範圍的廣播站——吉林省九臺縣廣播站正式播音，該廣播站的運行為農村廣播網的起步提供了可靠的範例。1952年12月，由中央廣播事業局組織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廣播會議，會議上肯定了九臺縣的經驗，並決定向全國推廣。
1954年7月6日至9月5日，我國又派出廣播代表團前往蘇聯，向蘇聯學習廣播工作的經驗，如何制定廣播內容與管理廣播體制。
1955年10月11日，國家領導人在中共中央七屆六中全會上再次明確提出“發展農村廣播網”的要求。在12月21日《徵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中他又提出：“在七年內，建立有線廣播網，使每個鄉和每個合作社都能收聽有線廣播。” 就這樣，在中央的領導與號召下，到1956年底，我國縣級廣播站達1458座，廣播喇叭增至50.67萬隻。
安鋼有線廣播站成立並開始播音
至1955年年底，我國已經建立了28800個收音站，這些收音站不僅僅運用於城市建設中，也發展到了農村建設中，讓“廣播下鄉”，可以說，廣播收音網的建立實現了新中國農村廣播網的起步與“大喇叭”的初創。通過這些“大喇叭”，終於實現了將黨和國家的聲音迅速的傳達到田間地頭到願望。
政治運動與“大喇叭”的巔峰時期
眾所周知，在1957年至1976年這二十年裡，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曲折不斷，各種政治運動層出不窮，然而，對於農村有線廣播建設卻並沒有因此停滯不前，反而迎來了巔峰時刻。
1956年，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並超額完成所有指標，工農業生產取得了可喜可賀的成績。但是當時人們似乎開心的有點過頭了，片面的認為只要加強主觀努力就可以迅速改變農業生產和農村面貌，因此大喇叭成了必不可少的裝備。
從1958年到1960年期間，為了配合當局開展的政治活動，全國上下大力發展廣播電臺的建設，極大的推動了“大喇叭”的發展。在這期間，農村廣播平均以30%左右的速度遞增，1960年全國建成縣級廣播站1600個，1961年達到2萬多個（包括人民公社廣播站）。而廣播喇叭1957年全國只有94萬隻，而到了1960年卻達到604萬隻。
到1966年，我國政府又發起了另一項政治活動，而大喇叭的發展也因此迎來了它的巔峰時刻。根據資料記載，1968年，青海省計委曾一次撥專款350萬元，重點發展農村有線廣播，這是歷年來最多的一次撥款。甘肅省1969年和1970年也分別撥款245萬元、250萬元用於農村廣播網建設。到1973年，全國有線廣播網已基本普及。1973年全國95%的生產大隊和91.4%的生產隊通了廣播，全國農村有線廣播喇叭已達9900萬隻，61.5%的農戶家裡都有了廣播喇叭。至1976年底，全國安裝的有線喇叭已經發展到11300萬隻，達到了農村有線廣播建設歷史上的最高水平。
廣播-電視網的融合與“大喇叭”的衰落
1976年，對於中國而言，是一個很特別的年，這一年，雖然國家災難重重（中國三位重要政治人物相繼逝世、東北隕石雨，唐山大地震），但也是改變中國命運的一年，“十年動亂”結束。隨著黨中央工作重心的轉變，廣播業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畢竟時代要發展，不能總是停止不前。這一時期，國家對廣播網的建設開始同電視網的建設相融合，有線廣播逐漸走向末路。
1978年開始，電視網絡逐漸形成，但是有線廣播在部分地區仍然在使用，“大喇叭”也依舊活躍在人們的視線中，不過與上一個時代相比，明顯在減少中，有數據記載，在湖北襄陽，該縣1978年的有線廣播線路長達4500公里，廣播喇叭超過14萬隻，有線廣播入戶率高達64.7%，然而到了1989年，廣播線路已經減少到1480公里，而廣播喇叭只剩7365只。1990年代後，有線廣播更是每況愈下，“大喇叭”日漸消亡，改革開放後，很多地區都出現這樣一種現象：“杆倒線斷”。
不過，在農村有線廣播走向衰落的同時，新的廣播形式卻獲得了發展的機會，比如調頻廣播。比起有線廣播，調頻廣播有很多優點，不僅音質好，抗干擾性能強，而且在同等功率的情況下，覆蓋面積廣，還能節省投資。
1983年召開的第十一次全國廣播電視工作會議明確要求：中央、省、市縣都要積極開辦調頻廣播。這次會議還對廣播電視事業的方針和政策做出了較大的調整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四級辦廣播、四級辦電視、四級混合覆蓋”的政策。這一政策規定除了中央和省級的廣播電臺電視臺，凡是具備條件的省轄市（地、州、盟）、縣旗都可以根據當地的需要開辦電臺、電視臺。
這一政策調動了地方政府和社會力量開辦廣播電視的積極性，讓廣播電視走進農村。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彩色電視
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我國開始實施“村村通廣播電視“的戰略工程，這一工程的展開，消滅了無數的廣播電視盲村，解決了大多數農村地區農牧民收聽收看廣播電視的問題。據統計，“九五”期間（從1995年到2000年），我國廣播、電視的人口覆蓋率分別由77.4%、88.3%增長到92.74%、93.65%，覆蓋人口已達10億左右。
隨著農村電視普及率的不斷提高，單純收聽廣播的農村人口日益減少，“大喇叭”也就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
新農村建設的啟動與“大喇叭”的被召回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我國農村廣播事業又迎來了新的發展階段，在2005年到2006年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出臺了多項文件，明確提出要大力推廣廣播電視進村入戶，發展新農村建設。與此同時，村頭的“大喇叭”和鄉村調頻廣播作為農村的“公共傳播媒介”，也因此“大喇叭”獲得了新的機會、重回人們的視線中。
2003年3月28日，中國第一家鄉村廣播——陝西電臺鄉村廣播成立，在之後幾年間，近15家省級鄉村廣播頻率相繼開播。遼寧、山東、湖南、江西等地紛紛建立其富有本土特色的對農廣播臺各自獨立地發展。2004年下半年開始，浙江省金華市就積極重建農村廣播網，通過安裝戶外喇叭，讓田間地頭的農民們又聽到了久違的廣播聲。
2006年8月，遼寧人民廣播電臺等牽頭在湖南長沙成立“中國農村廣播協作網”時，天津人民廣播電臺也跨出了聯盟的步伐，聯合天津11個區縣電臺共同打造天津區縣聯盟廣播，引領中國廣播界掀起了一股農廣聯盟的高潮。“中國農村廣播協作網”在成立一週年之際，由遼寧電臺鄉村廣播牽頭髮起，聯合十一家省級專業對農廣播頻率參與推出了《全國農村廣播大聯播》這一檔專業對農節目。“大連播”在節目設置上分為《東南西北致富經》和《市場探探探》兩個板塊，欄目於每週六在各參與臺同時播出。
無線廣播農村大喇叭系統圖
“大喇叭”的重新迴歸，不僅還似之前那般發佈各種信息與益智娛樂，還獲得了一個新的身份：在突發災害性事件發生時擔任應急預警的角色。從今年的抗疫期間，我們不難發現，尤其是在鄉鎮農村，處處充斥著“大喇叭”的身影，每個小區、每個村口循環著的廣播，成為了疫情期間的新“網紅”。
疫情期間 廣播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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