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明確帝國接下去的發展方向，於是召集手底下那幫文臣武將，討論放眼目之所及的天下，究竟還有什麼潛在的危機，會威脅秦帝國千世萬世的統治。
此時有個盧生，提出了“亡秦者，胡也”的預言！
這個盧生是誰？他指的那個亡秦的“胡”，又是哪個？
有關盧生的歷史資料十分有限，僅有的隻言片語來自於司馬遷的《史記●秦始皇本紀》。他出場的身份形象，與後來替秦始皇四處求仙尋找長生不死藥的徐福，頗有幾分相似，渾身上下散發著一股神叨叨的味道。
而他說的“胡”，歷來有兩種解釋。一種說是秦帝國北方大漠草原上的胡人，也就是匈奴；另一個版本，則充滿了宗教因果輪迴般的色彩，講這個“胡”就是秦二世皇帝“胡亥”。
敢情是秦始皇沒把兒子的名字給取好，所以才給亡了國啊！
不過，這兩種說法，小編更傾向於盧生指的是匈奴。
很容易推理，盧生預言的時候，秦始皇的小兒子胡亥還是個滿地跑的娃娃呢，哪看得出他將來有作死秦朝的本領？之所以把秦亡的禍根推到胡亥身上，估計是被秦國滅亡了的六國後人，自圓其說的一套瞎編，就像編排秦始皇是呂不韋生的雜種一樣，充其量是過過嘴癮的意淫。
而威脅秦政權穩定的外部因素匈奴，卻是當時擺在檯面上，幾乎人所共知的情形。
從西周立國到秦統一天下，活躍於西北戈壁和漠北草原的戎狄胡人族群，就一直是威脅中原地區的不安定因素。
就拿匈奴來說，早在戰國中後期，他們的騎兵就經常南下，劫掠燕、趙兩個靠北國家的糧食、牲畜和人口。於是，燕趙與胡人交界的地區，就出現了以抵禦匈奴為目的的長城防禦工事。
秦始皇兼併趙、燕兩國，也就等於將自己推到了與匈奴直接對峙的戰爭前沿。如此重要的地緣政治環境轉變，就不得不令秦朝決策層開始考慮起匈奴問題。
由這個角度分析，盧生提出“亡秦者胡”的觀點，不僅契合秦帝國剛剛統一的大背景，而且很快成為了秦廷整個決策層的共識。
因為不久之後，秦始皇就發動了由蒙恬率領的30萬秦軍對匈軍事行動，並且還投入大量勞役，修築後續的秦直道、萬里長城等配套軍事工程。
至於盧生“神仙方士”的形象，如果站在秦漢意識形態環境氛圍裡，那就更是十分容易理解了。
打遍天下無敵手的秦始皇，放眼天底下還怕誰？可以說，人世間已經沒有值得這位千古一帝敬畏的東西了。那麼，讀書人拿什麼嚇唬、牽制至高無上的皇帝呢？
有了，那就是打雷、閃電、狂風、暴雪，都由不得秦始皇控制的老天爺！
這也是為何後來的董仲舒，要編出一套“天人感應”的理論，來引導漢武帝在人世間執政時，還要顧忌一下老天臉色的道理。在董仲舒看來，什麼水災、旱災，那都是老天在警告皇帝沒管理好國家呢。
同樣的道理，盧生搬出不在秦始皇統治範圍內的神仙來說事，無非就是為自己“亡秦者胡”的戰略觀點，增加說服力而已。
鬼神，鬼神，古代鬼和神往往排在一起講。秦始皇採納了方士盧生的建議，也就是認可了神仙。認可了神仙，也就是他相信了鬼。於是，最後就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秦始皇——我信你個鬼！”
當然，以秦始皇的雄才偉略，影響他對匈政策的主要因素，肯定不會是盧生的神仙代言人身份。或者說秦始皇是利用了古人對鬼神的迷信心理，推出盧生這麼個有神仙背景的人物，為自己的對匈軍事行動，增加了凝聚國人共識的動力。
其實，統一六國級別的戰爭，還遠未足以讓秦始皇對戰爭機器踩下剎車，他要排除所有干擾秦帝國長治久安的潛在隱患，最直接的軍事決策就是北擊匈奴、南服百越。
而百越與匈奴，顯然散佈於北方几千上萬裡邊境線上的匈奴騎兵，更讓秦始皇感到戰爭威脅迫在眉睫。
早在戰國末期，匈奴就趁北方邊境防守空虛，將帳篷和羊群紮在了黃河河套地區。
“黃河九曲，唯富一套”，對匈奴來說，河套草原不僅能夠蓄養更多的部族和牛羊，而且從此他們還獲得了更方便往南劫掠的前沿基地。
也就是說，秦國與匈奴之間的軍事主動權，掌握在了匈奴騎兵手裡。匈奴人想打秦國，從河套草原背個牛肉乾騎上馬，就奔你國都咸陽來了。而秦國想反擊匈奴單于王廷，則必須先計劃拿下河套地區，因為對方有戰略緩衝區啊！
這樣的窩囊氣，豈是不可一世的秦始皇願意受的？
因此，出兵攻打匈奴的軍事行動，也就成了必然之舉。再加上盧生造勢已久的“秦亡於胡”戰爭威脅論，蒙恬的30萬虎狼之師，不僅一口氣卻匈奴700餘里，而且還把戰鬥前沿往北推向了匈奴境內，用秦直道和萬里長城兩項國家工程，牢牢地拒敵於國門之外。
然而，秦直道和萬里長城，恰恰又暴露出秦始皇戰略防守的被動思維，終究斷不了“亡秦者胡”的禍根。
只不過“胡”由匈奴變成了鮮卑、柔然、突厥、契丹，“秦”則改朝換代到了魏晉、隋唐，直至最後南宋亡於蒙古的忽必烈之手。
對比觀察秦帝國在對南方百越和北部匈奴的問題上，所採取的截然不同的政策。對匈奴，秦人只是生硬地將他們關在門外。而對百越，秦始皇卻向新佔領地區遷移了大量人口，再加上後世歷朝歷代對南方的不斷開發，直至形成被譽為魚米之鄉的江南農業區。
發現奧妙了吧？漢人開疆拓土、對付外來族群的手段，概況起來就簡單的倆字——種地！
適合發展農耕的地區，中原王朝往往能夠通過持之以恆地移植農業經濟，不出幾代人就能使新開拓疆域荒山變茶園、溝壑成良田，即便斷髮紋身野蠻的吳人、越人，也能教成老實巴交的扛鋤頭農民。
但是，在北方以遊牧經濟為主的草原戈壁地區，移植農耕作業的手法就行不通了。
漢武帝窮盡一生打匈奴、開拓西域，也只是在適合農耕的甘肅河西走廊地區站穩了腳跟，國力強盛時還能主動出擊敲打敲打遊牧族群，一旦國勢衰微就會出現五胡亂華、靖康之變的被動局面。
最終解決這一問題的，是本身就以“胡人”形象統治中國的滿清王朝。
這個多面體政權，他們的老大既是漢人的皇帝，也是滿蒙兩族的大汗，還是藏傳佛教的保護者。以強勁武力維持著的多重身份，徹底打破了“亡秦者胡”的王朝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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