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對臣民擁有著生殺大權，陪伴在皇帝身旁的大臣更是高風險，隨時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如果一不小心，觸怒了皇帝，就可能惹來殺身之禍。所以，古人說，伴君如伴虎，刻刻要當心。
宋朝的大臣卻是幸運的，綜觀整個宋朝，大臣被誅殺的情況極少。自宋太祖到宋徽宗八代皇帝，基本上未誅殺過大臣。皇帝認為犯下罪行的大臣，一般就是採用貶官或放逐到偏遠地方了事，而未有殺頭的。
這都是因為宋太祖時期就立下了“不誅大臣”的誓約。
面相慈善，立下“不誅大臣”誓約的宋太祖
“不誅大臣”誓約的來源
- 宋太祖立下的“不誅大臣”的誓約，最早見於建炎元年七月（公元1127年7月）曹勳的《進前十事札子》之中。
曹勳在北宋宣和五年參加廷試，得賜甲科。靖康之變時，與宋徽宗一起被擄至北方，在金朝的燕山府（今天的北京市）得以逃脫。逃脫之前，他見了宋徽宗，徽宗囑咐了他很多，並在他衣領上寫上了給宋高宗的話“可便即真，來救父母”。
回到南宋，見到宋高宗時，曹勳將宋徽宗所交待的話寫在《進前十事札子》中上奏給高宗。其中就寫到了徽宗所說：
歸可奏上：“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故七祖相襲，未嘗輒易。每念靖康年中誅罰為甚，今日之禍，雖不止此，然要當知而戒焉。”
十七年後，也就是公元1144年，曹勳將他被擄北方的見聞整理在《北狩見聞錄》一書中，再次收錄了徽宗所說的話。
這段話中徽宗提到，宋太祖（藝祖）有一個藏於太廟中的誓約，說的是不得誅殺大臣及言官，違背的話，會帶來不祥之事。宋徽宗還將靖康之禍歸於宋欽宗誅殺大臣的罪過之上。
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宋欽宗因樞密院使童貫不受詔留守東京而南逃，並在逃跑過程中不顧軍民死活，而派御史斬殺了他。童貫死有餘辜，宋徽宗將靖康之禍歸於殺他身上，顯然是不妥的。當然，我們今天不討論童貫被殺和靖康之禍的關係。
宋徽宗
陸游在《避暑漫抄》提到，這個誓約被宋太祖刻在石碑上，存於太廟之中。宋朝每代皇帝繼位之時，由一個不識字的小黃門陪同去查看石碑上的內容。碑上究竟刻的是什麼，其他人不得而知。
直到靖康之變時，太廟被破壞，這塊碑才得以為人們所看到。上面寫了三行誓詞，其中一條就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同時，在《避暑漫抄》中，陸游也寫道，曹勳從金人手中逃脫時，宋徽宗特別提到這個誓約。因為，宋高宗並非正常情況下繼位，徽宗擔心高宗不知道這個誓約的內容，所以特別提醒曹勳回去後要告之宋高宗。
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勳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以上兩出處，對誓約的內容記述稍有不同：曹勳所說為“不誅大臣”，陸游所記誓碑上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當是轉述時言語的差異，但足以證明誓約的真實性。
宋朝“靖康之恥”
“不誅大臣”誓約的實踐
對於“不誅大臣”的誓約的真實性，歷來有不同的認識，據前所述，靜篤認為該誓約是確有其事的。再從太祖之後的實踐來看，有宋一朝除特殊時期有誅殺大臣、言官的情況外，太祖之後的皇帝都遵循這一誓約，基本上沒有誅殺大臣。
在舉例之前，我們先要明白一點，誓約所謂不誅殺的“大臣”，並非指普通的臣子。所謂大臣的說法，按照《辭典》的解釋，是擔負國家重任的官吏，在宋代應該是指“宰輔大臣”、“兩府大臣”等中央直接輔佐皇帝的一類官職。
實際操作中，有宋一代也並非不殺臣子。據史載，僅太祖一朝，就誅殺了臣子八十八人，後面的太宗、真宗等也有誅殺臣子的情況。但這些均為中下級官僚，而沒有高級官僚。
- 先來看南宋李燾所編撰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講的一件事。
宋仁宗慶曆三年，面對盜賊群起，高郵的知軍晁仲約無能為力。為了平定盜賊，晁仲約想了一個餿主意，讓州內的富戶出錢財去賄賂盜賊。盜賊得了錢財，就沒有在高郵打劫，但卻去了別的地方。
朝廷知道這件事情後，極為震怒，樞密使富弼力主殺了晁仲約以正視聽。時任參知政事的范仲淹極力反對，並最終讓皇帝免了晁仲約的死罪。富弼對此事極為不滿，范仲淹後來悄悄對富弼說：
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
范仲淹的意思很明顯，自祖宗以來，就不輕易殺大臣，如果你現在輕易地去讓皇帝誅殺臣子，開了此先河，那一天，皇帝殺順了手，我們也難以自保了。
憂民憂君的范仲淹
宋朝的“軍”是地方行政單位，知軍是軍的行政長官，全稱叫“全知軍州事”，也就是暫時主持這個地方的行政和軍隊事務，這個職務是由中央派遣朝中大臣擔任的。
晁仲約所犯罪行實際上是縱容盜賊，作為朝廷命官，不為民除害，反而資以錢財，無異於助紂為虐了。這樣的行為，放在那個朝代，那都是要掉腦袋的，可是仁宗卻免了其死罪。雖說有范仲淹的反對，但顯然，仁宗遵循太祖的“不誅大臣”應該是主要原因。
- 再來看神宗時候，出自北宋時期侯延慶《退齋筆錄》中的另一件事。
因為陝西地方的用兵失利，神宗很生氣，親自批覆要斬一個負主要責任的漕臣。第二天，神宗又問宰相蔡確，這個人斬沒斬。蔡確說，我正想說這個事情。神宗很奇怪的問，有什麼問題嗎？
蔡確說，祖宗以來就沒有殺士人（此指大臣）習慣，我們不想這個頭由您來開。神宗可能也想到了太祖的誓約，想了很久，問，那要不把他臉上刺字再發配到偏僻的地方。
門下侍郎章惇說，士可殺不可辱，還不如殺了他。最後，只好免了這人的死罪。神宗也很生氣，“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則在旁邊說，這樣的快意事，還是不做為好。
從事件中，感覺皇帝宋神宗雖然生氣，但還是聽了勸。我想，這要是沒有太祖的誓約，神宗皇帝怕不會這麼好說話吧。
宋神宗
當然，大臣們其實也希望皇帝貫徹這個做法的。這樣，大臣們在皇帝面前也就更大敢一些，至少知道無論如何沒有性命之憂。范仲淹講的避免皇帝“手滑”，以及章惇的話都說明，大臣們是巴不得這樣的。
想來，有宋一朝“不誅大臣”的現象，既有皇帝遵從太祖遺訓，也有大臣們由下而上的極力維護吧。
“不誅大臣”誓約的積極作用
如開頭所言，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所以歷代大臣們在皇權面前，都是戰戰兢兢，擔心那一句話，那一件事讓皇帝不高興了，惹來殺身之禍。
而宋朝也因了這個誓約，皇帝與大臣間呈現出一種非常和諧而又開明的政治氛圍，有利於皇帝更好的籠絡士大夫，穩定整個官僚體系。
這樣，大臣們不再擔心因參政、議政而有性命之憂，其政治和個人尊嚴得到了保障，更有利於其發揮主人翁意識，積極的參與到國家的建設當中。
我們翻開宋朝的歷史，會發現，很多士人已天下為已任，且敢說敢做，有一種“與天子共治天下”的榮譽感。范仲淹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試問，如果大臣們僅為“皇帝一姓之家奴”，稍有不慎就會萬劫不復，何來范仲淹所謂的“憂民憂君”的情懷。
也正因為這，使得有宋一朝政治總體清明，未曾出現暴君和極其昏庸的君王，這是其他朝代極其少見的。這樣的景況，宋太祖的“不誅大臣”的誓約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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