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世世代代生长的土地，属于典型的大陆季风性气候，冬季内陆形成的冷高压区，相对于东南海面上形成的热性低气压区，会产生中国冬季寒冷的西北风和干燥气流；夏季大陆温度高于海洋，凉爽的海洋成为高气压区，形成流向大陆的东南风或西南风，并带来降雨。降雨季节通常在5月—9月。理论上说，这样的气候，还是适合农作物生长的。但它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气候变化无常。因为每一年冬天和夏天季风进退的迟早和强度不同，使一些地区经常出现冷暖旱涝等异常现象。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是华夏大地上一道奇特的景观。
据历史学家统计，自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1937年间，大的旱灾共发生1074次，水灾1058次，9几乎是年年有灾。其灾害发生的频率与烈度往往高于其他国家，与温暖而潮湿的欧洲相比，更是不能同日而语。灾害带来的损失也是触目惊心的，仅1876年—1879年在华北地区的一次大旱灾，死亡人数就达1000多万人。从1840年—1949年间，因各种灾害发生的求生性食人事件50次，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
这样一来，中国政府所要承担的公共职责不仅仅是修建灌溉工程，还要担负赈灾的职责。兴修水利也大多与赈灾防灾有关。因为中国的大陆季风性气候，在风调雨顺的时候，足以满足农作物的生长。一旦发生区域性的自然灾害时，要求政府储备的粮仓（常平仓）发挥赈灾功能，为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需要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区域内调动生存资料。随着人口密度的提高，“小国寡民”的政治形态，在春秋战国以后，已经很难成为中国的生存模式。中国第一个世袭的中央集权王朝产生在公共事务管理者对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干预—“大禹治水”—之后，应该说绝不是一个偶然。中国大陆变幻无常的气候条件，需要建设大规模的水陆交通网络（以解决各地的粮食调配问题）。中国历史上所有大型水利和水路工程都是在政府的组织下完成的，如大禹时的开凿龙门；秦国修都江堰、郑国渠；吴王夫差开凿阡沟，隋炀帝修建京杭大运河，以及元朝重修京杭大运河等等。京杭大运河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全长1794公里，是苏伊士运河的16倍，巴拿马运河的35倍，在没有工程机械的年代，要开凿这样一条运河，没有中央政府的调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理历史环境中，不仅中央政府有干预经济的需要和冲动，普通民众也把以“明君”、“清官”为标志的强大中央政权作为他们的政治愿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在政治主体上取消了分封制，代之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更是无所不及，从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修筑道路，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到兴建历史上最宏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无一不是通过具有强大权力的中央政府实施的。此后，中国历史上的历代中央政权都仿效秦制，实行中央集权的政府管理模式。如果说，政府干预经济会产生“弊端”的话，那么，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是历史赋予中国人绝好的“纠错”机会。但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人们还是无一例外地选择建立另一个集权制政府，而不是用民主政体，哪怕是贵族式的民主政体来取代它呢？即使原来保留贵族民主制度的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以后，也都在第一时间改为中央集权体制。这背后肯定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原因。答案很可能是：人们没有别的选择。
中国的农耕社会不仅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外部环境也不理想。中国大陆北面的游牧民族以畜牧和打猎为生，很少生产粮食，他们对粮食的获取只有两种途径，一是与中原产粮地区进行贸易；二是到中原地区掠夺。特别是在冬季，北方经常出现大面积雪灾，牲畜因为吃不到牧草而大量死亡，游牧民族只有靠劫掠农耕地区来解决吃饭问题。而中国内陆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又缺乏天然屏障，只能借助中央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修建大型的军事工程和建立强大的国防军。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万里长城。当时动用了全国近百万的劳动力，是当时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在崇山峻岭之间，完全依靠人力，修建了一条长达6000多公里的军事防御工程，以后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继续修筑长城。在中央集权政府的强盛期，长城都发挥了较强的军事防御功能。
中国大陆内部由于生存条件恶劣，资源有限，使得任何一个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都会有不安全感。春秋时期，秦国和晋国之间因粮食问题而结成的恩怨，很能说明自然灾害的频发如何演变成大一统的政治诉求。鲁僖公十三年，晋国发生饥荒，向秦国求救，秦穆公犹豫再三还是运去了大批粮食，据说运量的船队，从秦国的都城一直排到晋国，史称“泛舟之役”。第二年冬天，秦国也发生饥荒，向晋国求购粮食，晋惠公却不愿意伸出援手，两国结怨，并因此大打出手。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农耕社会，自然会产生大范围内调配生存资料的需求，并最终派生出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的力量一旦削弱，地方势力就会互相征伐，像欧洲那种长期的分封割据局面不会存在。长年的战乱，使农业生产条件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损失更是触目惊心。例如公元2年，即西汉平帝元始二年，中国人口达到5959万人，到了公元57年，经过西汉末年的战乱以后，人口锐减至2100万人。公元140年，东汉繁荣时期，人口接近5400万人，经过东汉末和三国战乱，人口下降至1616万人。公元740年，唐朝开元盛世时，人口达到4800万人，经过安史之乱到公元764年，人口下降到1692万人。公元1578年，明神宗万历年间，人口上升到6069万人，由于明朝实行的是人头税政策，民间隐藏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的人口约为一亿左右，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已达二亿。满清入关，中国人口净减三分之二，到公元1712年，人口只有2462万人。
从这些人口变迁的数据可以看出，战事对农业生产和民众生存条件的破坏是多么的严重！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强大的中央政府可能是农耕社会得以维系的前提条件。尽管这样做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但这可能是中国人权衡利害下的必然选择。
閱讀更多 筱寧時光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