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3月12日，韓國境內確診新冠肺炎人數連續五天穩步下降。以至於人們將注意力轉移至目前海外疫情最嚴重的意大利與伊朗。至於日本，新增確診病例33例，累計確診破600例，達614例（還不包含郵輪“鑽石公主”號上確診的感染者）。
這兩個東亞近鄰，都是不封城、不封嘴。對比之，如今疫情兩個重災區，意大利，不僅封城，還要封國。伊朗，一開始就給24位“吹哨人”封嘴，結果是，兩位副總統都感染上了。
有人問，為什麼新冠病毒盯上的都是伊朗的官員，而且是大官？其實病毒無是非，什麼人都可能被傷害。只是伊朗底層人民檢測的少，近乎任其自生自滅，真實數字不公佈。
國際形勢發展到這一步。案例已經足夠了。我們一起來梳理下韓國、日本等國家為什麼能夠不封城、不封嘴就能控制疫情。今天我們先梳理韓國社會成功控制疫情的經驗。明天我們梳理日本。接下去一個一個梳理。
（一）
根據韓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KCDC）數據，截至當地時間11日0時，韓國總確診人數為7755人，新增確診242人。
疫情剛剛爆發時，韓國平均每天新增病例超過500人。這真是讓人不禁韓國捏一把汗。感恩的是，這個數字在上週五下降到438，週六降至367，週日降至248，一降再降。
在沒有封城、封嘴的情況下，韓國是如何做到控制疫情的？
正如韓國衛生部副部長金剛立所說：“在不損害公開透明的社會原則的情況下，我們建立一種反應機制，把公眾自願參與（檢測）與具創造性的先進技術應用結合起來。”
第一是，第一時間就追蹤了“超級傳播者”，做了充分的危機預警。
自韓國1月20日確診首例患者，至2月18日確診病例31例，疫情相對可控。但2月19日，單日突增20例確診者，且多人感染途徑不明。此後，確診數持續激增，單日增幅甚至過200。第31例確診病人發燒後繼續外出並參與宗教活動，造成居住地大邱附近大規模感染。
使得韓國疫情大爆發的這第31例確診病人，來源於非正統基督教的“新天地教會”。雖然“新天地”不願意配合，首爾和大邱政府還是強制對這個群體進行了大規模檢測。目前“新天地”相關人員已完成檢測。
新冠疫情爆發的主要成因是聚集性傳播。韓國在第一時間就掌握了大規模聚集性傳播的數據和規律。對“新天地”的正確處理，使得60％以上的病例處於掌控之中。
第二是，檢測部門免費提供新冠病毒測試服務。韓國檢測部門每天可完成15000個檢測。總檢測人數已接近20萬人次。
對比很多國家，拒絕或無力提供檢測，結果是窮人想節省費用，不願意主動檢測，錯過了控制疫情最寶貴的事件。卻被要求在家裡“自我隔離”，導致了大規模家庭型聚集傳播。
第三是，高科技快速手段的第一時間創新性應用。韓國利用其尖端的IT技術和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像頭來跟蹤感染源，根據其信用卡交易和手機定位來確定確診病例的動向，並公開這些信息，以幫助其他密切接觸者。
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約50個直通測試站。這個過程中，司機可以不下車，只需經過10分鐘即可完成測驗，結果數小時內就能得到，方便旅行者第一時間就整。
第四、對公眾知情權的充分尊重，絕不試圖隱瞞任何應當公佈的信息。例如，利用手機短信等互聯網手段，每天兩次發送媒體簡報等最新疫情動態，提醒大家提高重視度，注意個人防範。還有，對有確診病例區域的民眾通報確診患者基本信息。
為了維護公眾的知情權，確診患者的詳細旅行史，公佈在市政網站上找到。為了公民隱私權，該信息只包括確診病例的住所或僱主，方便有需求者單獨識別患者。
（受疫情影響，大邱各大企業紛紛採取在家辦公等措施。
沒有封城，卻自願在家，這就是人民支持的結果
第五，第一時間就對外來人口做了限制外出規定，且提供了精細化服務，（在疫情爆發後）最大可能杜絕了境外的輸入性傳播。例如，韓國建立了“特殊移民管理程序”，所有入境人員要嚴格監控（包括隔離）14天，因此避免了疑似病人旅客入境。
作為一個服務型政府，韓國政府幫助入境的外國人在手機上下載一個應用程式進行自我診斷，以便出現症狀後接受強化管理。
第六，還與韓國社會、韓國政府多年以來就有的愛衛生宣傳教育有關。
即便疫情沒有爆發，韓國民眾就有在街頭上戴口罩的習慣。根據觀察，這個數字在平時不低於10%。這樣，危機時，推廣這一健康衛生的習慣更不難。
第七，卻是我們重點要強調的，上述所說的六條，是此次韓國社會成功應對危機的最主要經驗。但這些經驗，在韓國能成功，與韓國政府對公民權利的充分尊重相關，也就是韓國政府是個有限政府。
這樣，關於為什麼韓國不封城、不封嘴就能成功控制疫情，首先我們要說，韓國政府沒有權利給民眾封嘴，當然也沒有權利封城。
大韓民國憲法[1987.10.29.全文修訂憲法第10號]第二十條規定，
“1所有國民享有言論、出版的自由和集會、結社的自由。2不允許對言論、出版的許可或審查及對集會、結社的許可。3通信、廣播的設施基準和為保障新聞的機能而所需事項以法律來規定。4言論、出版不得侵犯他人的名譽、權利或公共道德、社會倫理。言論、出版侵犯他人的名譽或權利的，被害者可就此提出損害賠償請求”。
根據憲法這一要求，韓國政府不可能給民眾封嘴、封城。從上世紀中葉開始一路在軍政府的壓力中一路爭戰中過來的韓國人民，更是不可能讓政府給他們封嘴、封城。
根據“觀察者網”2月26日報道，在韓國25日舉辦的“黨、政、青”協商會議後，韓國共同民主黨首席發言人洪翼杓表示：“將把韓國大邱、慶尚北道設為特別管理區，對這兩個地區實行最大限度的封鎖政策。”
就因為“封鎖”二字影響極壞，儘管洪翼杓隨後立即召開發佈會做出解釋，表示該“封鎖政策”並不是地理意義上的封鎖，僅過了一天，洪翼杓不堪壓力宣佈辭職，並向公眾道歉：
“我作為發言人，本應用心斟酌自己說出的一字一句。我之前說出的話傷害了大邱、慶尚北道兩地居民的感情。此外，我也沒能減輕一絲韓國國民心中的不安，十分抱歉。我願意接受指責，並將辭去首席發言人的職務。”
據悉，洪翼杓此前所說的 “最大限度的封鎖政策”是指防疫意義上的阻止疫情擴散。即最大限度動員國內現有的防疫人員以及軍隊醫療資源，儘可能地隔離和治療患者，儘快增加病房數量，以防止確診患者在感染早期引發疫情擴散，而非地理意義上的封鎖。
這本來是個完全正確的決定。就因為洪翼杓發言人嘴巴太大，而失去了工作。
也就是說，不是官員不想封人民的嘴，而是自己的嘴被依法封上了。這樣的國家，醫務人員就能自由地互相業務交流，也就不用放心什麼官員剝奪他們自由權利。
（就是這哥們，一位新聞發言人，因為大嘴巴而失去工作）
從常識上來說，政府一旦是正確的，而言論又是充分的、自由的，在一個工商業的開放社會中，民眾怎麼會不支持政府的正確決定呢？尤其是急性傳染病控制這樣的關乎所有人生命健康的家國大事？!
因此，最終的結論是，在韓國這樣的自由民權社會，要處理危機事件，官員確立這種公開透明、可追責的有限政府思維，進而取得人民的自願、自覺的支持，非常重要。一旦形成了這樣理性、自律的官民交往模式，一個國家不需要封城、不需要封嘴就能控制好疫情。
讓我們再次默讀韓國衛生部副部長金剛立這句韓國成功經驗總結：
“在不損害公開透明的社會原則的情況下，我們建立一種反應機制，把公眾自願參與（檢測）與具創造性的先進技術應用結合起來。”
這樣的國家，人民會真心去愛。
所謂“亂邦不居，危邦不入”，就是移民的好國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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