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應與地球自然 生態系統和諧融合——為 《科普時報》 新設 “生態系統與人類生存”專欄而作
新冠肺炎在中國暴發以來，不僅引發了國人對這種病毒產生的源頭以及傳播模式的關注，同時也引發了國人對野生動物與人類關係的思考。國家隨即也緊急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與緊急措施對野生動物進行保護。
但是，從引發各種傳染疾病與人類生存環境之間的深層次思考似乎還不夠。正如加拿大生態學家亞瑟·埃裡克森所說：“沒有一種現象是孤立的，它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正在認識到，我們是自然生態系統的基本組成部分。”我們大概只有從生態系統的角度深入思考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不要將我們人類高高置於其他動物植物之上，隨意屠殺毀壞我們身邊的生命，人類才有可能與地球自然環境和諧地融合在一起。
任何重大的人類活動都需要思想的啟迪。將近60年前，蕾切爾·卡遜基於對DDT應用的研究而寫出《寂靜的春天》，現代環境運動由此開啟，進而引發了“深層生態學”運動，以及整個20世紀60年代的草根環境運動。與此同時，卡遜思想也引發了“生態女權運動”，激勵了女性科學家參與環境研究。“深層生態學”一詞由挪威哲學家阿恩·內斯於1973年在第三世界未來發展研討會中提出。後經德韋爾、塞申斯和福克斯等人的努力，而發展成為一種新的環境哲學。
深層生態學以非人類為中心的角度，重新看待世上所有生物的價值，打破長久以來人類對生命的價值的觀點。深層生態學認為，要認識、處理和解決生態問題，必需從整個生態系統的角度，把人與自然的關係當做一個整體來考量。
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科普時報》開設“生態系統與人類生存”專欄很有意義。我熱切地期待我國生態保護方面的學者能借助這一方田地，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思考發表出來，引發讀者進一步的思考和討論，帶動國人對自己國家和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生態系統，形成更多更深的認識並付諸行動，為徹底改善我們的生存環境作出貢獻。
作者：李大光，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國際科學素養促進中心研究員
打獵之害，食野味之憂：由抗擊新冠肺炎對人類“野味遺風”的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對濫食野生動物的突出問題以及對公共衛生安全構成的巨大隱患，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關注。2020年2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這對有效防範重大公共衛生風險，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保障生物的多樣性，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意義重大。
從遠古開始，人類就與野味結下了深厚的淵源。原始社會是人類“茹毛飲血”的野蠻時代，那時人類的食物主要來自野生動物和可食用的植物。隨著人類進入了新石器時代，種植五穀、家養六畜逐漸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但狩獵和食野味的遺風卻沿襲下來。
野味來源於打獵，最初稱作“田獵”，其意思是指為田除害，保護農作物不受禽獸的糟蹋，也寫作“畋獵”或者“佃獵”。古人重視打獵，歷朝皇上也常常帶頭狩獵。周代時，設立四時田獵制度，稱為春搜、夏苗、秋獮、冬狩。田獵有三個目的，一是提供野味，滿足對肉食的需求；二是供給宗廟祭祀；三是進行軍事或技能方面的訓練。
實際上，古人對濫捕濫殺野生動物是限制的。周代的田獵制度提出田獵要有一定的禮規，規定不捕幼獸，不採鳥卵，不殺有孕之獸，不傷害小獸，不破壞鳥巢。另外，圍獵捕殺要圍而不合，留有餘地，不能一網打盡，斬草除根。這些禮法對於保護野生動物資源，維持生態平衡是有積極意義的。
古代民間捕獵有時是不得已而為之。一些偏僻的山區，野獸出沒，傷人事件時有發生；有的地方野豬成群結隊，破壞莊稼，造成當地村民生活沒有了保障，只好組織獵人進行捕殺。但捕獲野獸野禽，並非易事，還會面臨很多險境，一些人為此受傷送命。
記得老人們曾經提到過的一件捕獵的慘事：參與狩獵的一個農民追捕一頭受傷的野豬，結果與獵狗被野豬挑下百丈懸崖，野豬也因慣性太大摔了下去，人、狗和野豬均送了命，現場很慘烈。
為避免危險又有所收穫，獵人們想了很多辦法。比如，民國以前，湘西的“打虎匠”曾用“蒙汗藥”。著名作家沈從文的作品中談到上世紀30年代湘西：“山中出虎豹，大白天可聽到虎吼。”因湘西山高林密，老虎時不時出來傷人吃家畜，因此有專門的“打虎匠”來對付老虎。打虎匠正面對付老虎難以勝算，於是他們先把羊帶到山上，往羊肚子裡灌上“蒙汗藥”，然後埋伏在四周。老虎抓吃了被灌“蒙汗藥”的羊後暈暈乎乎，甚至被蒙倒，虎匠們就舉起長叉把老虎叉住。
捕獲野禽，除了弓箭和網外，還有妙招，比如馴化雌性野雞來引誘雄性野雞。春季發情期時，獵人來到野雞出沒的地方，放出雌性野雞，雄雞便尋飛過來，當公雞進入獵人的射擊範圍，雌性野雞突然往獵人方向跑，雄野雞追逐時，獵人的鳥銃響了，上百粒鐵砂使雄野雞難逃厄運。
獲取獵物是為了上餐桌。在古代的餐桌上，大型野生動物的部位如熊掌、猴腦、象鼻、駝峰被視為珍品，像蛇、竹鼠、老鼠、蜈蚣、蛤蚧、蟬、蝗等也不罕見。古代很多文獻中記載了野味及烹飪方法，有煎炸、爆炒、煲湯等；菜名多樣，光怪陸離，如蛇與貓肉一起，叫做龍虎菜；蛇與雞一起炒，叫做龍鳳菜。
蘇東坡是位美食家，曾自制黃酒、東坡肉等。他不僅參與打獵，對烹調野味、食用野味頗有心得。讀他的詩文，便知他吃過不少野味，如“牛尾狸”（大家熟知的“果子狸”），燻烤過的鼠和蝙蝠。
蘇東坡
明代學者陸容《菽園雜記》記載：“宣府、大同產黃鼠，秋高時肥美，士人以為珍饈，守臣歲以貢獻，及饋送朝貴，則下令軍中捕之。”清代乾隆進士袁枚對美食情有獨鍾，他的《隨園食單》記述了326種南北菜餚及點心，其中有鹿肉、獐子肉、野雞、野鴨、鷯鶉、黃雀、果子狸等野味的烹飪方法。
為什麼人們會熱衷於野味呢？一是古代食品短缺，借捕獵獲取肉食以滿足需要；二是認為野味香美，難得一品；三是把吃野味當做一種時尚，為的是獵奇或者炫富，吃到越稀有的野味覺得越有優越感；四是野生動物在醫學上有一定的藥用價值，古人常說“吃什麼補什麼”，甚至把吃野味作為食療文化；五是野味的經濟價值較高，為牟利有人甚至鋌而走險。
實際上，野味並不衛生。可以想象，野生動物捕食的食物不乾淨，野外的生存環境不衛生，也就是它們吃住的環境充滿了病毒和有害細菌。野味也並不是想象中的那麼味美，如果說可口，主要是廚師下了真功夫。因為做野味，往往靠放調味品取勝，以除去山味羶味。
對於吃野味的害處，古人早就有所認識，“病從口入”這個成語就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點。中國曆代醫學典籍中，不乏吃野生動物肉類染疾的記載。如《拾遺》中就談到：諸鳥有毒，凡鳥自死目不閉，自死足不伸，白鳥玄首，玄鳥白首，三足，四距，六指，四翼，異形異色，並不可食，食之殺人。
在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有關食用野生動物的禁忌：如豪豬“肉性味甘，大寒，有毒不可食，否則傷頭傷身”；野馬“肉性味辛、苦、冷，有毒，煮食難消，多食生瘡患痢”；孔雀“有毒。不可入目，令人昏翳”；對於蛇，“蛇膽性味甘、微寒，有毒；蛇肉味性甘、澀，有毒”，等等。
特別值得一提是，目前懷疑的新冠病毒的宿主穿山甲（也稱“鯪鯉”），南宋張杲在《醫說》裡就提到：“鯪鯉肉最動風。風疾人才食數臠，其疾一發，四肢頓廢”，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認為“微寒、有毒”。
因亂吃野生動物送命的人不少。唐代詩人孟浩然在52歲那年背部得了癰疽，雖不致命，但醫生告訴他不能吃螃蟹、魚之類的發物。一天在宴席上看到了產於漢江中的查頭鯿這道菜，他沒有管住自己的口，鮮美的魚肉導致他不治身亡。史書說他“浪情宴謔，食鮮疾動”。蘇東坡也是食野生動物的受害者。朱彧《萍洲可談．卷二》記載：“廣南食蛇，市中鬻蛇羹，東坡妾朝雲隨謫惠州，嘗遣老兵買食之，意謂海鮮，問其名，乃蛇也，哇之，病數月，竟死。”蘇東坡的小妾王朝雲吃蛇肉雖未被毒死，但甚感噁心，抑鬱得病而死，失去愛妾王朝雲，蘇東坡傷感不已。
隨著醫學的發展，很多證據表明傳染病（瘟疫）與亂吃野味或接觸野生動物關聯度極高。如天花來源於牛痘，黑死病來源於蒙古的土撥鼠，等等。但古代交通不發達，人口稀少流動慢，即使因食用野生動物而得傳染病，往往受災的也就是局部地區，而隔離和阻斷是防止傳染的最有效手段。
鼠疫
今天，人類社會的高速發展，已經使地球變成一個村落，人口流動的快捷使傳染病很容易造成全球性的災難。現代醫學證明，很多傳染病的發生與動物特別是野生動物關聯度極大。如瘧疾病來源於按蚊叮咬傳染，SARS病毒的宿主很可能是果子狸，新冠病毒的宿主很可能是蝙蝠或穿山甲。
全國人大出臺野生動物保護法是非常及時的。拒吃野味，就是避免對野生動物的殺戮；保護生物的多樣性，也是保護人類自身。改革開放初，一位名人到某地，東道主特意準備了名菜“熊掌”，他婉言謝絕道：對不起，我是保護野生動物的志願者，我不能違心。
全面禁止和懲治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對有效防範重大公共衛生風險，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具有重大作用。“蓬萊定不遠，正要一帆風”（陸游《泛瑞安江風濤貼然》），我們必將贏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後勝利。
作者：姚崑崙，《中國高新科技》期刊社總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博士，研究員
審核：王飛
閱讀更多 中國科普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