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中的時候做過一件不尋常的事。下午上課容易犯困，有些同學就會在課堂上睡覺。有一天老師提出一個新規矩，說如果你困了，可以站起來聽課。我覺得這個規矩很有意思。第二天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和幾個同學說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下午的課開始，班長喊了起立、敬禮，全班一起說了“老師好”之後，我和另一個男同學，就沒有坐下。
老師說你倆為什麼不坐下，我們說怕犯困。老師說還有哪些同學怕犯困，也可以站起來。結果真的又有幾個同學站了起來。老師可能也感到有點意外，說你們都出去聽課吧。於是我們大概五六個人，都離開座位去了教室外面。
老師可能沒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有點措手不及，又補了一句，說還有誰困了，可以和他們一起出去！結果這句話說完，全班大部分男生都走出來了。
老師一看這樣也不行，就把我們都叫回教室裡坐著聽課。
那時候的我非常不懂事。現在回想起來，我好像是領導了一起騷亂。
今天咱們繼續講斯科特·佩奇的《模型思考者》這本書。這一講的主題是閾值模型。
1.騷亂的模型
像街頭騷亂、足球流氓鬧事和示威遊行這種事情，大部分參與者都有一種從眾心理。有些人真是唯恐天下不亂。有些人可能有想法但是不敢幹，得別人幹了他才會幹。還有更多的人，是本來沒想法，是看到很多人參與了，他跟風參與。
據此，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 — 就是以發明了“弱聯繫”這個概念聞名的那個社會學家 —— 提出了一個帶閾值的騷亂模型。這個模型說每個人都有一個參與騷亂的閾值。比如我的閾值是100，那就是說我當且僅當看到街上已經有至少100個人參與，我就參與。
那麼根據這個模型，我們設想有一千個人有可能會參與騷亂，看看是什麼樣的情形。咱們考慮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每個人的閾值都是10，也就是每個人都需要等到街上有至少10個人參加騷亂才參加 —— 可因為每個人的閾值都是10，就沒人帶頭，結果騷亂就不會發生。
第二種情況，有5個人的閾值是0，有10個人的閾值是1，其餘所有人的閾值都是20。一開始就會有5個人站出來，另外10個人看到已經站出來的5個人，也會參與進來。可是這15個人之後，就沒有第16個人加入了，因為剩下的人閾值都是20！騷亂也不會發生。
第三種情況，這一千人的閾值分別是0、1、2、3……一直到999。那麼第一個人會站出來，第二個人看到第一個人站出來，也會跟著站出來……以此類推，所有人都會參與到騷亂之中。
這三種情況的推演，告訴我們幾個道理。
首先，騷亂是否發生，並不僅僅是由所有人的平均閾值決定的，而是由閾值的具體分佈情況決定的。第一種情況每個人的閾值都是10，這個閾值很低，可以說大家都有相當強的騷亂意願，但就因為缺少10 個帶頭的人，騷亂就沒有發生。而第三種情況絕大多數人的閾值都很高，可以說大部分人都是老實人，但恰恰因為其中有帶頭的、有早期就追隨的，騷亂反而發生了。
所以第二個道理就是你很難預測一場騷亂是否會發生。騷亂具有偶然性。
而最關鍵的道理，當然是領頭的人非常重要。你要想防止騷亂，最首要的就是要打擊帶頭的，看誰想出頭就趕緊把他摁住……
這個原理很有普遍意義。比如我們聽領導做個報告，其實講得也不怎麼好，為啥時不時總有熱烈的掌聲呢？關鍵得有人帶頭鼓掌。鼓掌是一個非常社會化、非常從眾的活動，類似於騷亂。
再比如去年在全球發生的MeToo運動。本來讓一個女性站出來說自己被性騷擾，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 但有些人率先站出來了，有些人跟進了，它就成了一場運動，進而成了一個時尚話題。再比如人們對同性戀婚姻的態度轉變、流行時尚、比特幣、金融泡沫，都有這樣的特點。
閾值模型告訴我們騷亂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有時候你不想要騷亂可是騷亂髮生了，有時候你想要騷亂可是發生不了。
2.雙騷亂模型
比發起一場騷亂更難的，是發起兩場騷亂。
有個公司叫Airbnb，它的業務是共享住房。比如你在杭州有一套短期空閒的房子，你可以在Airbnb上發個廣告，臨時租給遊客住幾天。而這個業務能建立起來，非常困難。
想讓遊客能想起來到你這個網站上查詢有沒有空房，首先你的網站上得有大量的租房信息才行……可是想讓出房主們願意到網站上來發布出租信息，他們得首先看到網站上有大量的遊客才行。那到底是先有遊客，還是先有信息呢？
我們專欄以前講過尤德考斯基的《不充分均衡》這本書 [1]，其中有個概念叫“兩因素”均衡：必須同時滿足兩個因素，這個均衡市場才能建立起來。這樣的均衡特別難建立，但是一旦建立起來也特別難以被撼動。
Airbnb 曾經失敗過兩次。最後成功的辦法是公司派人挨家挨戶去找有空房的人，幫這些人制作租房信息。有了信息，還得再做廣告，才能吸引到遊客來看信息。你得做這麼多前期的工作，業務才有可能開展起來 —— 第一波參加騷亂的人，比第一桶金還難得啊。
這就叫“雙騷亂模型”。由此我就想，羅胖能夠把知識服務這個行業做起來，也是一個奇蹟。咱們就拿寫專欄為例，要讓讀者願意付費訂閱一個專欄，專欄作家必須做出一個承諾，說我一年會更新多少篇文章。可是專欄作家要做這個承諾，首先得真有很多人會訂閱才行。如果只有兩百個人訂閱，你這一年的勞動就是不值得的。那到底是先有讀者，還是先有作者呢？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只有羅輯思維能把這件事做好：羅胖是已經有了一個知識社區，早就聚集了中國最願意學習的讀者。
社會現象有時候是很神奇的。我們專欄的老朋友、博弈論專家托馬斯·謝林，也貢獻了兩個有意思的閾值模型。
3.隔離模型
觀察現在的美國社會，一方面種族平等是絕對的政治正確，誰也不敢歧視誰；可是另一方面，黑人和白人常常是居住在不同的社區，可以說有個事實上的種族隔離。托馬斯·謝林用數學模型說明，哪怕人們本來沒有種族隔離的意願，哪怕人都是很包容的，一群人也會形成事實上的隔離。這是為什麼呢？
咱們考慮這麼一個局面。現在有兩個緊挨著的房間，中間有一道門，一群人正在這兩個房間裡開party。我們假設這一群人是20個男性和20個女性。大家都是思想開放的人，沒有什麼性別隔離的意識，都既可以和同性也可以和異性在一起聊天。我們還設定，人們可以自由地在兩個房間來回走動。
開放是開放，我們假設人們還是有一定的性別閾值。比如說我作為一個男性，本來是和男女都能聊，但是如果我發現這個房間裡除了我之外都是女性，我也會覺得這樣的局面有點怪，我就會想要跑到另外一個房間去 —— 我不想成為絕對的少數派，這個要求不過分吧？
開始兩邊的房間都是有男有女，人們在兩個房間之間隨機地走來走去。既然是隨機的，只要經過足夠長的時間，某個房間裡的人數，就會達到一個臨界狀態。
比如說，一個房間中現在有 14 個男性和 2 個女性。我們可以想象，這時候如果其中一個女性離開房間，剩下的那個女性就也會離開這個房間，使得房間裡只剩下男性。然後另一個房間裡的男性作為少數派也會很願意過來。這就出現了事實上的性別隔離。
這個故事聽起來有點怪，但是生活中就真的有這樣的事情，比如說職業選擇。可能本來男性並不排斥去做一個護士或者幼兒園老師，但是當他發現從事這兩個職業的絕大多數都是女性的時候，他大概也會選擇別的職業。這裡面沒有任何性別歧視！只是一個閾值問題。
謝林的另一個模型能解釋為什麼總是黑人和黑人一起住、白人和白人一起住。我們設想一開始大家都是混合居住的，並沒有誰歧視誰。
但是種族畢竟是個客觀存在的現象，人們難免會對自己同種族的人有一種親近感。如果你是個白人，你可能不介意旁邊有個鄰居是黑人 —— 但是你可能也不希望周圍全是黑人。你會有一個閾值，希望自己家四周至少有一家或者兩家是同種族的人，這個要求不過分吧？
而計算機模擬表明，如果人們因為這麼簡單的原因而搬家，幾輪之後，就會形成黑人和黑人一起住，白人和白人一起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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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亂也好，隔離也好，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參與者很可能根本就沒想要一個極端的局面，可是像騷亂和種族隔離這種極端局面居然就發生了。大多數人根本不愛出來湊熱鬧，卻參加了一場騷亂；大多數人根本沒有歧視思想，卻參與了種族隔離。
托馬斯·謝林據此提出一個學說，說每個人作為個體的“微觀意願”，和人群的“宏觀行動”，完全可以是非常不一樣的 [2]。溫良的意願也許會帶來糟糕的集體行動。
再回到我在初中那件事，按今天的標準來說，這叫群體事件。我們老師是個寬容的人，沒給任何處罰。可是如果當時老師脾氣不好，要抓這件事的幕後黑手，那我就是那個黑手。
可我原本只是想開個玩笑而已。我在中午吃飯的時候說了一個有意思的想法，沒想到有三四個同學立即響應。我說到了就不得不做到，另一個同學也當了真，我倆上課就沒有坐下。而剩下的事情，為什麼會變成一個那麼極端的局面，是我、同學和老師都沒有想到的。
註釋
[1] 精英日課第二季，《不充分均衡》2：壞系統的邏輯
[2] 托馬斯·謝林為此專門寫了一本書，叫 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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