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nold Böcklin，The Plague，1898，Kunstmuseum Basel, Basel, Switzerland

“每天，甚至每小時，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屍體運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墳地再也容納不下了。等墳地全葬滿了，只好在周圍掘起又長又闊的深坑，把後來的屍體幾百個幾百個葬下去。就像堆積在船艙裡的貨物一樣。”——薄伽丘 《十日談》

在這樣的背景下，喬萬尼·薄伽丘於1350年至1353年（也許是隔離期間）創作了歐洲文學史上第一部現實主義鉅著《十日談》（Decameron）。該作講述1348年，10個青年男女為了避疫，躲到了鄉村一所別墅。為了打發時間，每人每天講一個故事，共住了10天講了百個故事，這些故事批判教會和封建貴族、讚美愛情、譴責禁慾主義。

John William Waterhouse，A Tale from the Decameron，102 x 159 cm，1916，Lady Lever Art Gallery, Port Sunlight, UK

除了我們熟悉的美術領域文藝復興三傑，文壇也有三傑，薄伽丘正是其中一傑（另兩位是但丁和彼得拉克）。《十日談》中人們經歷了恐怖的黑死病，開始懷疑教會、倡導科學和理性、追求現世的快樂，這正是文藝復興的核心思想——人文主義精神。

文藝復興是於14世紀在歐洲興起的思想文化運動，雖然人文主義思想在黑死病爆發之前已發酵，但黑死病無疑促進了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發展與傳播。在經濟層面，它打破了中世紀僵死的社會結構，社會流動性增強，農民不再被束縛在土地之上，為資本主義和人本主義的萌芽打下了經濟基礎。在精神層面，人們在疫情後思想產生了重大轉變。

Nicolas Poussin，The Plague at Ashdod，148 x 198 cm，1630，Louvre, Paris, France

1. 教會權威動搖，嚮往自由平等

文藝復興前的中世紀時期經常被描繪成一個“無知和迷信的時代”，“宗教的言論置於個人經驗和理性活動之上”。當黑死病開始流行時，天主教會提出「天譴論」，認為黑死病是上帝對人類罪孽的懲罰，人們只能通過不斷祈禱、懺悔，抑制自身慾望，才能洗脫自己的罪孽並得到上帝的寬恕。「天譴論」顯然並不靠譜，人們很快發現不管懺悔得如何虔誠，還是無法逃脫黑死病的魔掌。

Francisco Goya，St. Francis Borgia Helping a Dying Impenitent，38 x 29 cm，1795，Valencia Cathedral, Valencia, Spain

此外，天主教會教士們的表現也令人失望。一方面，部分教士貪生怕死，不願去傾聽患者的懺悔，甚至把懺悔者拒之門外。另一方面，許多教士被傳染死亡，造成神職人員短缺，臨時招納的教士素質層次不齊，甚至有教士趁機發國難財。這嚴重影響了天主教會的公信力，引起人們對天主教會的強烈不滿和憎恨。

疾病面前人人平等，不論是教士、貴族還是國王都一概不能倖免，這衝擊了當時人們原本心中固化的等級觀念，開始嚮往自由平等的社會。文藝復興時期尼德蘭地區最偉大的畫家老勃魯蓋爾（Bruegel Pieter，1525-1569）在《死亡的勝利》中描繪了死神騎著骨瘦如柴的戰馬，率領著骷髏大軍向人類發起進攻，畫面左下方畫的皇帝已倒下。

Pieter Bruegel the Elder，The Triumph of Death，117 x 162 cm，1562 – 1563，Museo del Prado, Madrid, Spain

2. 理性和科學思想萌芽

既然「天譴論」不靠譜，人們開始尋求治療黑死病的科學方法，理性和科學思想萌芽。人們對醫學的興趣增大，在遺囑中向醫院捐款的人數增加，花巨資興建醫院，為歐洲近代醫學革命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此外，黑死病還促進了歐洲公共健康和衛生事業的改進，國際上 把黑死病大流行期間人們對鼠疫等傳染病的防治，稱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衛生革命”。

Francisco Goya，Plague Hospital，32.5 x 57.3 cm，1798 - 1800

鼠疫主要可分為鼠蚤叮咬引發的「淋巴腺鼠疫」、飛沫引發的「肺炎鼠疫」和傷口感染引發的「敗血症鼠疫」，由於患者皮下出血和肢端壞疽，導致皮膚髮黑，從而得名「黑死病」。其中淋巴腺鼠疫是最常見的鼠疫感染形式，以淋巴腺腫脹疼痛為特徵。

“染病的男女，最初在腹股溝或胳肢窩下隆然腫起一個瘤來，到後來愈長愈大，就有一個小小的蘋果，或是一個雞蛋那樣大小。一般人管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時候，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兩個部分蔓延到人體各部分。這以後，病徵又變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體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現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時候是稀稀疏疏的幾大塊，有時候又細又密；不過反正這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樣，是死亡的預兆。”——薄伽丘 《十日談》

探索科學的道路充滿波折，一開始採取了許多今天看來不可理喻的方法，除了上文提到的懺悔法，還有放血療法、迫害猶太人、殺貓等等。放血療法的理論基礎是古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提出的“液體學說”，此學說認為人的生命依賴四種液體，分別是血液、黏液、黃膽和黑膽，這四種體液若失衡，就會導致生病，需要將其排出才能恢復健康。

當時的瘟疫醫生們會用專門的工具，將病人遍佈全身雞蛋大小的疫瘤挑破，然後把膿液擠出來，有時候甚至採用水蛭和蟾蜍來吸走膿血。還有些醫生放血之後，會將水銀潑到患者身上，再用火烘烤。

中世紀手術圖

聖洛克（St. Roch）被奉為瘟疫患者的主保聖人，他在14世紀各地行醫，相傳聖洛克在患者額頭上劃一個十字聖號，疾病就很快痊癒。有一次聖洛克不小心自己染上疫病，一個人躺在樹林裡等死，附近人家有一隻狗每天給他送食物，狗主人追隨狗來到樹林，找到了瀕死的聖洛克，接回家後聖洛克的疫病便奇蹟般痊癒了。於是在有關聖洛克的作品中，總有一隻狗相伴，有時嘴裡還叼著麵包。在威尼斯畫派畫家丁託列託（Tintoretto，1518-1594）的畫筆下，聖洛克在醫院照顧患者，正讓患者抬腿觀察疫瘤，腳邊就有一隻乖巧的小黑狗趴著。

Tintoretto，St Roch in the Hospital，307 x 673 cm，1549

至於其它解決黑死病的方法就更荒唐了，迫害猶太人是因為猶太人沒有染上被黑死病（原因是猶太人更注重個人衛生），於是歐洲人就將怒火發洩到猶太人身上，認為是猶太人投毒，屠殺猶太人數十萬。

殺貓則是因為教會認為貓是女巫和魔鬼的化身，中世紀時大肆殺貓，這導致老鼠數量增加，鼠疫爆發。當時人們認為黑死病之所以爆發，都是邪惡的貓帶來的厄運，需要殺掉更多的貓，於是黑死病癒演愈烈。

在眾多不靠譜的方法中，唯有“瘴氣理論”（miasma theory）摸索到了鼠疫的傳播途徑之一——飛沫傳播。“瘴氣”指不潔的空氣，充滿了引起疾病的分解物質，散發著臭味，吸入“瘴氣”便會被傳染，於是人們開始有了防護和隔離意識。現代醫學、現代公共衛生學的發展，都來源於“瘴氣理論”下的應對措施，比如「鳥嘴醫生」的防護裝備。

A representation by Robert Seymour of the cholera epidemic of the 19th century depicts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in the form of poisonous air.

民間相傳攜帶瘟疫的惡靈隱蔽在鳥身上，而這些鳥會被形象更加兇惡的鳥嘴面具嚇跑，於是當時的瘟疫醫生們都佩戴著鳥嘴面具，更重要是鳥嘴面具可以隔絕“瘴氣”，於是瘟疫醫生又被稱作「鳥嘴醫生」（Doctor Beak）。瘟疫醫生可以通過鳥嘴面具上的透明鏡片觀察患者，全身被長袍、寬邊帽子、手套、皮靴裹得嚴嚴實實，手上拿著一根手杖。

鳥嘴面具相當於今天的空氣過濾式口罩，還自帶護目鏡，長長的鳥喙裡中塞滿了杜松子、玫瑰、松香、沒藥、安息香、鴉片酊等各種香料來去除瘴氣。長袍、帽子、手套、皮靴則像防護服，不過這些全由摩洛哥皮革製成，以保護身體不接觸瘴氣。手杖用來對患者進行脫衣，測量脈搏等工作。有的醫生甚至會躲到另一間屋子裡，僅通過狹小的窗口來治病。此外，這套裝備使用時必須打蠟，因為打蠟後更不易被傳染，當時人們不知道原因，其實是因為蠟使鼠疫的中間宿主跳蚤難以附著。

關於黑死病的美術和影視作品中經常出現「鳥嘴醫生」的形象，這其實是個錯誤，這套裝備直到1619年左右才出現，由路易十三的御醫Charles de Lorme（1584 - 1678）參照士兵盔甲發明。14至17世紀，歐洲一直被鼠疫侵擾，而黑死病僅指1347年至1353年的鼠疫，鳥嘴醫生的裝備主要應用於1656年的意大利鼠疫，而且很可能沒有大規模投入使用，防護效果也不佳，留存下來的裝備非常少。

早期的鳥嘴面具實物

目前還沒有發現黑死病時期有描繪「鳥嘴醫生」的作品，最早出現的鳥嘴醫生形象可能是這幅作於1656年左右的銅版畫，時間正好和1656年的意大利鼠疫對應。

Copper engraving of Doctor Schnabel，plague doctor in seventeeth-century Rome,circa 1656

那麼為什麼「鳥嘴醫生」成了黑死病的象徵符號之一呢？大概因為它實在太讓人印象深刻了，由於黑死病死亡率極高，鳥嘴醫生一出現，死亡便隨之而至，不論醫生還是患者都不能倖免，就像是死神的使者。

鳥嘴醫生的裝扮在今天也影響著各個領域，意大利狂歡節面具中的Medico della Peste正是鳥嘴面具，在每年的威尼斯狂歡節上給遊客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方萬聖節期間，鳥嘴醫生是一種常見的扮裝；這種扮裝還是蒸汽朋克文化的常見元素；在ACG領域，《刺客信條》中有鳥嘴醫生，《魔獸世界》中有術士套裝“T8”。

威尼斯狂歡節

蒸汽朋克

刺客信條

魔獸世界

3. 轉向現世主義與享樂主義

懺悔與鞭撻自己並不能逃離黑死病，人們不再相信宗教宣揚的「來世主義」與「禁慾主義」，開始對重新審視生命，轉向「現世主義」與「享樂主義」。

“活著的人們，每天看到這一類或大或小的慘事，心裡就充滿著恐怖和種種怪念頭；......有些人以為唯有清心寡慾，過著節制的生活，才能逃過這一場瘟疫。......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以為唯有縱情歡樂、豪飲狂歌，儘量滿足自己的一切慾望，什麼都一笑置之，才是對付瘟疫的有效辦法。”——薄伽丘 《十日談》

這種思想轉變也體現在美術作品中，骷髏成為了常見的元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題是「死神之舞」（又稱「骷髏之舞」）。畫面中的死神時刻與你相伴，無論你在哪，無論你地位高低，死神都隨時可能帶走你的性命，提醒人們珍惜當下，及時行樂。「骷髏之舞」這一主題其實很早就出現了，以前在古羅馬龐貝古城那期就介紹過《骷髏之舞銀盃》，黑死病之後又衍生出「死神與少女」和「虛空派」等主題和畫派，打算接下分幾期單獨講。

Micheal Wolgemut，The Dance of Death，1493

骷髏除了跳舞外，有時拉人骨小提琴，不禁讓我想到了法國作曲家聖桑的《骷髏之舞》，激昂婉轉的小提琴聲生動地表現了死神在墓地裡為一群骷髏拉小提琴的“派對”場景。

Alfred Rethel，Death as a Strangler，1851

骷髏有時還拿著十字弓，這是因為阿波羅在古希臘時期兼具光明與黑暗，他用弓箭傳播瘟疫、災厄與死亡。以前推送寫過的 因為曾被亂箭穿身而不死，也是瘟疫患者的主保聖人。同時，死神持弓箭還意味著一句拉丁諺語“Memor esto quoniam mors non tardat”，希望人們記住，死亡就像射出的箭一樣快。

德國文藝復興時期著名藝術家丟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創作的《四騎士》來源《聖經新約.啟示錄》第六章的天啟四騎士。畫面中的四位策馬狂奔的騎士從右至左分別代表著瘟疫（另一說代表征服）、戰爭、飢餓和死亡，手中分別拿著弓箭、劍、天平、鐵叉。在這裡，弓箭象徵著瘟疫。

Albrecht Dürer， 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1498

瘟疫啟示錄

瘟疫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積極影響。黑死病讓14世紀的歐洲人不再迷信宗教、開始重視理性和科學、追求現世的快樂，促進了文藝復興運動的發展。在新型冠狀病毒席捲全球的2020年，我們又可以從疫情學到什麼呢？

Jules-Elie Delaunay，The Plague in Rome，1869

黑死病帶來的啟示似乎完全適用於今天。本以為宗教迷信已經離我們很遠，但如此迷惑的行為居然在韓國上演了，新天地教會牧師全光勳在光華門的集會宣稱“在戶外會被感染是不可能的事。哈利路亞！”

黑死病時期教士們瀆職和斂財的行為和這次疫情初期的情況多麼相似，某些不作為的官員和黑心的某會讓每個人感到憤怒。幸而還有很多很多無私奉獻的醫護人員、軍人、警察、社區工作者、基層幹部、志願者和每一個堅守在自己崗位的人，他們讓我們看到了真正的高貴與偉大。

全國醫護殉職已達26位

疫情讓大家重新審視誰才是國家的脊樑，黑死病讓14世紀的歐洲人意識到了醫學的重要性，向醫院捐款的人數增多，希望這次疫情也能讓中國人重塑價值觀，讓年輕人最嚮往的職業不再是網紅。

中世紀歐洲大肆殺貓導致鼠疫氾濫，如今吃野生動物等破壞生態平衡的行為又不斷催生新病毒，大自然一次又一次告訴我們違背自然規律的苦果。

當災難來臨，種族主義和仇外情緒極易蔓延，黑死病肆虐時歐洲人把怒火宣洩在猶太人身上，而現如今又有歧視中國之勢，國際上很多關於新型肺炎的報道飽含對中國的侮辱與攻擊。此外，我們也不應歧視新冠肺炎治癒者，不要重現非典治癒者的悲劇。

最後，最普遍的共鳴，經過這次疫情，我們變得更珍惜當下了。誰是你疫情結束後第一個想見的人呢？見你想見的人，做你想做的事，趁現在還來得及。

歷史是不斷進步的，人類現在的醫療防疫水平和14世紀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然而歷史也總是不斷重演，黑死病與新冠肺炎相隔將近700年，人類卻又在某些方面重蹈覆轍，經歷過恐怖黑死病的歐洲人民到現在還沒對新冠肺炎足夠重視。歷史不應被遺忘，每條經驗都是前人通過血的教訓得來的總結。讓我們銘記歷史，並攜手創造新的歷史吧，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類面對的共同挑戰，願我們共同打贏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疫！

新浪微博：artag醬

關注公眾號，回覆關鍵詞【黑死病】可獲得推送鏈接哦

轉載或合作請聯繫[email protected]​​​​​​​​​​​​

閱讀更多 artag 的文章

關鍵字: 文藝復興 文化 十日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