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幾位重要將領對統一臺灣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吳英將軍就一位。吳英，字為高，號愧能，生於明末崇禎年間（1637年），原籍泉州府晉江縣，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任興化總兵官，奉旨入籍莆田，遂居於黃石鎮定莊村。吳英自幼父母雙亡，隻身往廈門謀生，習武藝。康熙二年（1663年）七月,26歲的吳英隨廈門的鄭軍將領鄭鳴駿等萬餘人赴泉州歸順清朝，同年，吳英隨清軍攻克金門、廈門後，授守備職銜；從提督王進功攻打鄭錦，取銅山城（東山縣），加都司僉書銜，後又授浙江提標都司。從康熙十三年（1674年）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吳英隨浙江提督塞白理，多次擊敗耿精忠的部將曾養性和叛將祖弘勳，任浙江左營遊擊、中軍參將、處州任副總兵等。康熙十七年(1678年)，鄭錦侵海澄，圍泉州，劉國軒據洛陽橋阻擋援兵，吳英造浮橋濟師，解泉州之圍，升遷為福建督標中軍副將。康熙十八年(1679年)，吳英擊退劉國軒試圖奪江東橋的數萬大軍，升任同安總兵官。康熙十九年(1680年)，吳英與寧海將軍拉哈達和巡撫吳興祚分別領兵合圍金、廈，逼鄭錦逃往臺灣。
廈門的吳英將軍祠舊照
吳英將軍及其夫人照片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吳英為姚啟聖部下，協助施琅操練水師，籌劃攻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月，吳英奉調任興化總兵。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吳英率兵配合施琅徵澎湖，攻臺灣，八月徹底收復臺灣，施琅凱旋，吳英留下鎮撫臺灣。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月，吳英到京覲見康熙，奏陳“減船”與“屯田”之事，後返閩移鎮浙江舟山，招降海寇洪煥等二千餘人。十月二十日擢四川提督，破吳三桂餘黨楊善、師九經等，吳英鎮蜀十一年。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施琅去世，吳英回閩任福建陸路提督,兩年後的六月改任福建水師提督。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吳英重修晉江東石南天禪寺，並勒碑記之。從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於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南巡時，三次召見吳英，康熙授賜“作萬人敵”匾額、祖宗祠堂匾額“燕翼貽謀”四字匾、“世錦堂”匾等，並於康熙四十六年七月初九日授予吳英“威略將軍”封號。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七月二十四日，75歲的吳英卒於廈門官舍，贈太子少保，欽賜祭葬。康熙帝還在河北熱河行宮為吳英御製《恤贈太子少保》七言律詩一首：
水陸封疆六十年，曾經百戰駕輕船。
蓮臺遠涉鯨鯤浪，島嶼平開烽火煙。
將老偏宜立壯志，宸襟每注施恩延。
波濤有作須先靖，黽勉防微截未然。
吳英著有《行間紀遇》（六卷，手抄本，現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孤本），李光地在其文集《榕村集》有為之所作的後序一篇。《行間紀遇》中有篇吳英寫的《施琅進攻臺灣事》（全文約六千餘字），記載了吳英輔助施琅平定臺灣的經過。另，近年來發現以吳英名義所撰的《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現藏廈門圖書館）手抄線裝古籍一冊，以加標題（如“夜夢天門授書”“加授威略將軍”等）的55則小故事組成，是抄寫本，疑由多人抄寫。該書以故事的形式講述吳英的一生。
吳英是康熙年間清王朝的重要將領之一，他在平耿精忠部叛亂，在協助施琅戰澎湖、平臺灣，促成清廷統一臺灣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康熙帝重臣、文淵閣大學士李光地在吳英墓誌銘中很精到地評說吳英的貢獻：“閩之亂亟矣，莫甚於耿與鄭。耿之平也，公既力諸原。海氛之靖，則施侯為之主，而公實贊之。蓋公所至，以功業自顯，而造功於閩為尤大。”[1]
清帝康熙登基不久，當時閩臺與清王朝的對抗的勢力中，耿精忠和鄭氏的軍事力量是最大的，在平耿精忠的叛亂中，吳英屢立戰功，功勳卓著；在戰澎湖，進軍臺灣，逼降鄭氏投降徵臺戰役中，吳英是施琅的得力助手。吳英所到之處，皆能建大功業，而對於閩地，他的功勞特別大。
在當時清總兵官中，吳英是為數不多的經歷過平藩亂、戰澎湖、統一臺灣的將領之一，他戎馬生涯五十多年，身經百戰，戰功卓著，頗得清廷讚賞，康熙帝曾御賜對聯：“但使虎貔常赫濯，不教山海有煙塵。” 後人對吳英的忠勇英烈也頗為讚賞，吳英去世後，一些地方建祠立廟祭祀這位“威略將軍”，比如，在廈門建曾有兩座“將軍祠”，一座是施琅將軍祠，另一座就是威略將軍吳英祠，清庭特賜在吳英將軍祠建石牌坊，額題“勳崇山海、澤沛軍民”。吳英將軍祠後來被日軍入侵廈門時燒燬了；在臺灣臺南府也建有吳英將軍祠，後改為吳氏家廟，將吳英奉為“臺灣公”祭祀。這些都說明，吳英在康熙年間平藩亂，戰澎湖，統一臺灣的巨大功績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一、平藩王之亂，屢立戰功，升任副總兵
在清朝，康熙帝執掌朝政後，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有三個：一是如何平“三藩”；二是如何戰勝葛爾丹；三是如何統一臺灣。在康熙帝對“三藩”採取抑制措施後，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平西王吳三桂發動叛亂，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先後呼應，挑起了“三藩之亂”。康熙十三年（1674年），耿精忠叛亂期間，他的部將曾養性率一支軍隊攻打浙江，而清軍總兵祖弘勳在溫州舉反旗策應，閩地的叛亂蔓延到了浙東，而江浙一帶是清政府重要的經濟來源，叛軍擾亂浙江對清政府來說情勢很危急。當時，吳英以都司僉事銜任浙江提標都司，當藩亂將領曾養性與叛將祖弘勳率軍分兵進攻寧波、紹興時，吳英領兵隨提督塞白理進行抗擊，打退敵軍，獲大勝。吳英因戰功升左營遊擊。康熙十四年（1675年），曾養性、祖弘勳率軍十餘萬轉攻進台州，敵軍來勢兇猛，吳英向塞白理提督獻計：“陽修毛坪山徑，潛引兵間道自仙居襲賊後。”曾、祖率敵軍盤踞於黃岩半山嶺頑固抵抗。吳英與遊擊曾承等冒矢石前進，斬殺劉邦仁等多名敵將，攻下黃岩嶺，因戰功顯著，吳英遷升為中軍參將。康熙十五年（1676年），鑲藍旗貝子傅拉塔率清軍抵溫州城外，準備收復溫州，當時，曾養性率軍三萬分五路夜襲清軍大營，情況緊急，吳英建議“令諸軍棄營據險”，他主動率五百將士“抄伏敵後”，佔據大洋山，搶佔戰略要地，隨後與敵展開殊死拼殺，他身上多處受傷，激戰一直堅持到黎明時分援軍才到。吳英等領兵追擊曾養性至溫州城下，曾軍大敗，僅曾養性隻身逃脫。在戰鬥中，吳英戰馬受傷，他奪了敵兵戰馬，繼續戰鬥。傅拉塔讚揚他說：“以一身當數萬眾 戰終夜不殆，神衛汝忠耶？”[2] 後來，吳英又隨提督石調聲馳援象山，遂收復象山，吳英還率兵收復了太平、樂清、青田等縣；在松陽招降耿精忠的部將馮公輔；在處州剿撫叛將林惟仁。經過寧波、紹興的戰鬥，再經過黃岩嶺鏖戰，又經過了溫州大戰，耿精忠的精銳部隊已損失殆盡。九月，康親王傑書率大軍進入閩地，耿精忠投降。吳英因在平定耿精忠叛亂，在打擊曾養性、祖弘勳的戰鬥中屢立戰功，於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親王提升吳英的官職，命他赴處州任副總兵。
二、解泉州之圍，進軍漳州，攻克金、廈
“三藩之亂”期間，守據於澎湖、臺灣的鄭氏集團多次進攻福建、廣東，東南沿海的局勢很緊張。康熙十七年（1678年），鄭綿攻陷海澄，圍困泉州，鄭軍名將劉國軒切斷洛陽橋以阻擋援兵，駐守泉州的清軍十分被動，吳英副總兵率軍隨康親王馳援進剿，從仙遊分兵兩路南下，以解泉州之圍。吳英自上游陳三壩渡江，以奇兵攻襲敵背後，並迅速造浮橋接應南下的清軍主力，內外夾攻，擊退圍困泉州的敵軍，成功解泉州之圍。吳英升任福建督標中軍副將。隨後，吳英又領兵進軍漳州，追擊敵軍，連克十九寨，收復海澄。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月，鄭軍名將劉國軒又領數萬兵試圖奪取九龍江上的關鍵橋樑江東橋，吳英率兵把劉國軒擊退，吳英也因戰功升任同安總兵官。
康熙十九年(1680年)，寧海將軍拉哈達和巡撫吳興祚自同安港口分兵，向東南進軍，吳英率水師配合兩路大軍進攻廈門、金門，鄭錦放棄兩島，遁回臺灣。至此，清政府完全控制了包括閩海諸島在內的八閩大地，穩定了閩地的軍事大局。不過，此前清政府為了斷絕鄭氏集團的糧餉和物資供給，實施海禁和遷界移民，清軍收復金、廈時，閩地沿海戰事雖暫時平息，但遇上大饑荒，吳英新任同安總兵官，他向總督姚啟聖請示，建議准許沿海百姓出界採捕，此舉救活了百萬民眾。這實際上是改變了清政府此前的“禁海”條令，是惠民的大功德，贏得了民心，有利於穩定沿海的社會秩序，為以後平臺創造了良好的社會基礎。之前的“禁海”是為斷絕鄭氏集團供給，而鄭軍已遁回臺灣，饑荒之時，吳英適時請示准許出界採捕，是惠民善舉，也是贏民心的英明之舉。
三、協助施琅，激戰澎湖，收復臺灣，留臺理政
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王朝基本評定“三藩之亂”，大陸局勢趨於穩定，清庭軍事實力大大增強，東南沿海的民心也漸漸傾向於清王朝。與此相比，盤踞在彭、臺的鄭氏集團，經過了六年多的拉鋸戰，不僅失去了圍泉州，犯漳州的進攻銳氣，還丟失了金門、廈門兩島，軍事、經濟實力明顯削弱，而且，原守金、廈的將領撤回臺灣，加劇了鄭氏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內鬥更激烈，彭、臺軍事力量大不如前。在此形勢下，康熙帝把統一臺灣提上政治軍事日程，加緊籌劃徵臺部署。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康熙帝任命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與福建總督姚啟聖籌劃平臺戰略。吳英作為姚啟聖的部屬，開始參與操練水師，以備攻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施琅在籌劃平臺軍事戰略的同時，開始物色選拔得力將領。由於吳英在平定耿精忠之亂和清除鄭氏集團在泉、漳、金、廈的軍事力量的戰鬥中顯示出出色的軍事才能，同時吳英已是同安總兵，所以倍受施琅賞識。三月初一，施琅上呈《密陳專征疏》，向朝廷舉薦了八位高級將領，排在首位就是吳英：“同安總兵官臣吳英，智勇兼優，竭忠自許，可以為臣之副，尤望恩嘉獎勵。”[3] 對於此次舉薦，吳英也曾有自述：“……〔朝廷〕命施琅為水師提督，至閩與姚總督意議不合，疏請只用英為副，可破臺灣，不必總督出師。部議以進取臺灣是總督先發其議，必須親行。”[4]當時，在徵臺問題上各方態度差異很大，施琅向朝廷要求“專征”，言只需由吳英作副手即可平臺；而總督姚啟聖要求同徵臺灣，總督與提督意見不同。朝廷否定了施琅專征的請求，認為攻臺由總督先發其議，姚需親行。其實，清廷對統兵漢將專權徵臺，起初是不放心的，何況，施琅原來是來自臺灣鄭軍，所以否定施琅專征也是情理中的事。施琅專征請求被否決，自然吳英為副手的舉薦也未能獲准。七月間，施琅親自到同安潯尾，與吳英商議同徵的事，吳英系姚啟聖部屬，同時與施琅關係不錯，見總督、提督不和，他夾在中間，所以也就沒有答應施琅同徵的邀請。或許正因此，施琅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所奏的《舟師北上疏》所列的同徵諸將領中沒有吳英。吳英調任興化總兵。在這一年十月，清廷態度有所轉變，施琅獲得專征權。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三月間，施琅約見己調任興化總兵官的吳英，轉達康熙的旨意：“……在三藩反叛，朕遣發官兵亦不過數年而定，只有福建海寇，我官兵到則賊船退，我官兵回則賊船來，實為國家大患。今命汝為水師提督，可傳說各官，若有能同心竭力破臺平海者，朕斷不負汝等。”[5]施琅有聖旨在手，又已是第三次邀請吳英同徵臺灣，這回，吳英接受施琅的邀請，答應協力同徵，不久，吳英趕往銅山，以興化鎮總兵官的身份作為施琅的副手，主掌陸軍。
吳英將軍祠遺蹟
從多種史料的記載中可以看出，施琅與吳英這兩位徵臺的正副統帥，配合是比較默契的，吳英不僅協助施琅訓練兵士，積極備戰，主管陸師，而且還參與制訂戰略，為施琅獻計獻策。李光地在“吳英墓誌銘”中曾記述：“自海逆負險，造亂四世，歷六十年，所公與施侯合謀，七日而舉之。”[6]這透露了一條重要信息：徵臺戰役系吳英與施琅“合謀”。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施琅、吳英等重要將領在銅山（今東山）召開徵臺軍事會議。十月底，康熙下諭施琅，令其擇機進軍臺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吳英率水師2萬多人由銅山島港口出發，進軍澎湖列島，十五日與鄭軍主將劉國軒對陣海上，十六日晨清軍發起攻擊，藍理、曾成等率先衝進敵港，被敵船圍住，吳英單船衝入重圍，衝破敵陣，後因前後無援，退出港。十六日傍晚，突圍出港的吳英，即坐小船登上施琅提督的座駕船上，兩人在互相問候後，對當天的戰鬥進行分析總結，並商定新的作戰方案，吳英坦誠地提出了他的看法：
“我國家數十年來，為此海寇，屢撫屢剿，所費兵馬錢糧無慮千萬，沿海數省被害百姓亦不啻千萬。今數十年逋突已扼其吭，若不破此賊，日後再有何人敢言破臺之事。此行非容易到此。今日我殺入重圍，所見賊船雖多，而出頭者只有大煩船二三十隻，果是兇猛，餘者亦不過碌碌逐陣而已。今日我師皆因船多，彼此觀望。依我愚見，明早收船八罩，申明賞罰之令，將不向前將領盡行捆綁，欲以軍法從事，待我會各鎮保領，令各立軍令狀，將功贖罪。我戰船四百餘號，只挑選大船四五十隻，餘船盡令在後架樑，將各船精銳官兵盡行挑出，每大船上若站得二百人者，艙底再藏伏二百人，如對敵死傷一人，即換一人，其槍炮弓箭俱不許開用，令各兵盡抱火桶火罐，伏在兩傍舷邊。各鎮自領前鋒，我船進港，賊大船必來迎，故我船派配已定，或二船、或三船，攻燒一船，賊船火起，我官兵不許過船，聽其自燒，另攻別船，賊之前鋒大船一經燒盡，餘船無不就擒矣。今日只因船多，彼此觀望所誤。若挑定官 兵，船隻無多，各船篷上，俱書姓名，各鎮領頭當先，眾將不敢不進，不患此賊不破也。”[7]
施琅贊同吳英的分析，對吳英的建議頗為賞識，稱其計甚妙。十七日，施、吳將戰船聚集於八罩，施琅召集將領召開軍事會議。會上，施琅嚴申賞罰之令，重賞藍理、許英等率部奮勇向前的英勇將領，捆綁12位觀望不前的將領，欲軍法處置，後經吳英、吳啟爵、林賢等人勸求，許其戴罪立功。施琅又命令各大小戰船於風篷上大書將弁姓名，以知其名，觀其行，方便賞罰。會上，施琅制訂了三項作戰方略，二十二日，雙方進入大決戰，戰鬥中，三項作戰方略得到有效實施：一是大船居中分“股”，三疊協調推進。即：“將大鳥船五十六隻居中，分為八股，每股七隻，各作三疊”，[8]這明確了作戰方向，加強了配合接應。同時，部署兩股雙帆船隊分別直入東、西畔內，以疑兵起牽制作用。二是以多船攻燒一船。或以二船或三船攻一船（據《吳英自述》）；或“先以三疊浪而進，變以五梅花”，即“以五隻船（“五梅花”）結為一隊，攻破一隻”（據《臺灣外紀》記述，此為吳英所建議）。[9]三是採用火攻。施琅在《飛報大捷疏》寫道：“賊被我師用火桶火罐梵毀大炮船十八隻”，“焚燬大鳥船三十六隻、趕繒船六十七隻，洋船改戰船五隻”，“又被我師火船乘風燒燬鳥船一隻、趕繒般二隻”。[10]
不難看出，施琅在軍事會議上所制訂並在二十二日戰鬥中實施的三項作戰方略，與十六日晚吳英向施琅所提的建議有很相似的內容，是“施吳合謀”的軍事方略。
在整個平臺戰役中，澎湖戰鬥是最為激烈的，從十五日兩軍對陣到二十二日克取澎湖，清軍與鄭軍有兩次交戰，都是血戰，是康熙年間最為激烈的海戰。
吳英將軍祠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吳英率水師2萬多人、戰船300多艘，由銅山島港口起航，乘夏季南風楊帆進發，衝著澎湖列島而去。十五日，龐大的船隊抵達澎湖海域之貓嶼花嶼，戰船停泊於八罩水域。得知施琅、吳英領兵來攻，身經百戰的鄭軍主將劉國軒，己統領駐彭鄭軍作了周密部署，正嚴陣以待。劉國軒是鄭軍中陸上、海上作戰經驗非常豐富的名將，對臺海環境、水上戰鬥、雙方實力都非常瞭解，可謂是施琅、吳英的老對手和真正勁敵。劉國軒在澎湖海域的佈陣很是規整、嚴密，據吳英後來對鄭軍迎戰陣勢的描述，其勢頭很是兇猛：“……見賊船二百餘號俱在港內揚帆排列，而邊山上大小煩炮不計其數，炮子猶如星多雨落。”[11]十六日晨，在施琅的指揮下，清軍發起攻擊，藍理、曾成、張勝、吳啟爵、趙邦試、許英等10多位將領各率所屬兵船率先衝進敵據港域，進入鏖戰狀態。但是，由於劉國軒佈局嚴整，鄭軍兵船眾多，防守嚴密，致使清軍兵船攻勢雖猛但卻齊擠於港口，不能前進；而且，當時正值南潮洶湧，清軍前鋒數船被海流逼近炮城，鄭軍船隊齊出，合圍清軍入港船隊，情勢危急，吳英“單船駕雙櫓，衝入賊艨”，試圖衝破敵船圍攻。後來吳英憶述說：“偽水師總督林升，見英一船衝入重圍，率領數船前來夾擊英船。英嚴督官兵衝敵，齊發炮箭。林升一船當先，賊眾死傷甚多，林升左腿打斷，各船賊兵不敢抬頭，隨著敗遁，退入內港。英以單船前後無援，故退出港。”[12]此日戰鬥非常慘烈，清軍船隊攻得很猛，但也兇險異常，在突圍激戰中，施琅“自將坐駕直衝入賊艨殺退”，拼殺中右眼受傷；藍理、張勝、趙邦試等將領也受重傷。傍晚，清軍從敵港中突出來的船隊在西嶼海面拋泊。十七日早晨，清軍全部船隊聚集於八罩水安澳停泊。從十六晚至二十一日，施琅多次與吳英、林賢等主要將領討論十六日的戰鬥得失，總結經驗，制定新的作戰方案，吳英提出了重要建議，施琅採納。
二十二日，經過短時休整的清軍船隊，根據新的戰鬥方略，再次向澎湖鄭軍發起猛烈攻擊。由於謀劃周到，戰術得當，賞罰措施明確，加上將士“奮不顧身，抵死戳力擊殺”，終於克取了澎湖，取得平臺戰役中的關鍵性大捷。對上此日的激戰，吳英後來有記述：“英見時勢危急，即督領各營船隻。英船當先殺入，焚燒賊大船數只。時英右耳被銃傷裂，忍痛率領眾船奮力攻燒，賊兵亦殊死戰。時，施提督、金門鎮陳龍，督領眾船齊到夾擊，隨將賊船盡行燒燬擒獲。……”[13] 此外，李光地在為吳英所撰的墓誌銘中很精彩地描繪了吳英激戰澎湖的情景：“癸亥六月某日，發銅山，取八罩，直抵澎湖。賊勢盛，前軍被圍，公單船拔出之。翼日進攻，殺賊先鋒，燒其船。公所乘船，忽為潮水衝著石上。賊船火烈，將及公，副將詹六奇駕小舟，挽公避再三。公以眾軍在船，義不獨存，堅卻之。船忽浮起，士氣益勵，戰彌力，賊大敗……。”[14]
此前，吳英在一次與施琅的談話中曾說，戰澎湖時，領兵者當身先士卒，“用破釜沉舟之法”，官兵方能齊心用命，澎湖若攻破，臺灣不攻自破。[15]果然，清軍包括施琅、吳英等主要將領在內，均是勇猛向前，拼死擊殺；而且，也果如吳英所料，澎湖戰敗，鄭軍退縮臺灣，但大勢已去。劉國軒經澎湖戰敗，知戰局已定，已無戰意，降意已決，他一方面督請鄭克塽、馮錫範等早作決斷，一方面維持社會穩定，並果斷制止了部分將領遠走呂宋的圖謀。
1683年七月十五日（新曆9月5日），[16] 在劉國軒的勸說下，鄭克塽請降，並於八月十八日（10月8日）剃髮易服。曾氏歸順清廷，當時，清庭大臣中有棄臺灣和並臺灣兩派，康熙帝接受了施琅等“主並派”的建議，臺灣正式併入中國版圖，清朝為示寬大，將鄭克塽移往北京後封公爵為海澄公，並賜旗籍正紅旗漢軍，不過，沒有準許他返回閩地的請求，而是限制其居住遷徙自由。劉國軒主降有功，於1684年三月初六日被清廷任命為天津總兵，劉在任上為官清正，作了不少惠民之事。四月初二日，劉國軒辭京赴任，康熙帝予以特別嘉賞，十二月十三日，劉國軒授順清侯，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康熙再命賜劉國軒京城宅第，劉國軒去世後，還追認了太子少保，賜葬順天府蘇家口。在臺灣歸降上，劉國軒等主和派算是有貢獻於臺灣兵民，當時向施琅提出了“三不傷”請求：請求清軍入島“不傷鄭室一人，不傷百官將士一人，不傷臺灣黎庶一個”。施琅和吳英答應了這一請求。其實，在康熙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吳英在與施琅的交談中曾忠告施琅，在平臺後，“一則不可挾私報復，二則不許殺降，三則嚴禁搶掠姦淫”。[17]施琅是閩南人，當時臺灣兵民中很多是閩南人遷入臺灣的，對於吳英忠告的後兩條，施琅是清醒的自覺的，施琅頒佈的《曉喻澎湖安民示》、《諭臺灣安民生示》也可看出他是不會濫殺無辜的。但關於第一條，涉及到家仇大恨，對施琅及其族人來說，是難於越逾的門坎，後來，在種種因素制約下，施琅保持著清醒，他還是容留、善待了鄭氏，沒有挾私報復。所以收復臺灣時，沒有再出現可怕的殺戮，應該說吳英、劉國軒和施琅對於政權更替時臺灣社會保持穩定，沒有出現屠殺兵士的現象，都起著積極的作用。
1683年八月十三目，施琅率舟師抵臺灣，二十三日，施琅在劉國軒的陪同下，率吳英、林賢等踏勘臺灣南北二路。在臺期間，施琅及時做好政權的接收工作，並寬容地做好鄭氏人員的安置工作。他發告示，下軍令，穩定政權更替時的臺灣社會。十一月二十二日，施琅率水師主力離臺，“遂將臺灣地方交吳 英總統把守”。[18]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設臺廈道臺灣府，隸屬福建，下設臺灣縣、鳳山縣與諸羅縣三個縣，府治設在今臺南市，首任臺灣府知府蔣毓英、臺灣鎮總兵官楊文魁。在施琅凱旋迴去覆命後，吳英留下理政臺灣。當時，主帥施琅是必須回去的，清廷也一定會要求他回去。而留下副帥吳英，很可能是他戰功赫赫，能震住當時入臺的兵將，而且吳英對臺灣也頗為了解，他留鎮臺灣約一年兩個月，[19]理政期間，吳英“禁暴誥奸，市肆不擾”，[20]海戰之後的臺灣，又剛政權更替，吳英能使臺灣社會安定，沒有動亂，已是頗有功德，何況，他還非常瞭解臺灣實情，上奏康熙帝提出了積極的治理措施。吳英奏曰：
“臺灣地勢絕險，土番止求衣食，素無他願。自來小寇竊發，皆由內地奸民作祟，陸師搜捕易盡。前議設水師趕繒雙篷船百，請減十之八，留二十船分撥臺灣、澎湖二處，傳遞文書。臺灣、澎湖經制官兵一萬員名，前議以鹿皮、白糖通洋助餉，不能如期給發。臣見臺灣民田之外，別有水田，俱屬鄭氏親黨及其部將，耕牛甚多。請分四千屯田，每兵給田三十畝、牛一，課耕種。農隙操練。則兵有恆產，餉可省半。”[21]
不難看出，吳英在奏摺中述民情，議軍事，提經濟建議，陳屯兵計策，是很積極的主張，也是大大有利於臺灣治理的。吳英此奏入京，雖“疏入，命議行”，然而，後來臺灣首任總兵官楊文魁說，“原任興化鎮吳〔英〕條陳屯田、減船事宜，往返核覆，幾經三載，終仍舊制”，這表明，吳英的建議似乎沒有被採納。
吳英覲見康熙帝后回興化，六月啟程往舟山，八月十五在舟山上任，海寇洪煥等二千餘人聞風歸降，十月二十四日赴四川任提督，破吳三桂餘黨揚善、師九經等，鎮蜀十一載……，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施琅去世，吳英回閩任福建陸路提督,兩年後的六月改任福建水師提督。
總之，吳英在平藩亂，戰彭、臺中有重大貢獻，在平定耿精忠部叛亂中，他屢立戰功，在當時的各路總兵中，他是佼佼者；在統一臺灣中，他的作用僅次於施琅，作為副帥，他為施琅出謀劃策，協助指揮，身先士卒，戰功顯赫；施琅班師後，他留鎮臺灣，維持社會安定，施惠於臺灣兵民，值得讚許。
註釋：
[1][6][14] 道光《廈門志》卷九李光地“誥授威略將軍福建水師提督吳公墓誌銘”。
[2][21]引自《清史稿》卷二六一，“列傳”四十八“吳英傳”〔《二十五史·清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頁1097〕。
[3]施琅《靖海紀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頁60。
[4][5][7][11][12][13][15][17]吳英《行間紀遇·施琅進攻臺灣事》，轉引自李鴻彬《施琅與吳英——兼論澎湖海戰》〔載《高鴻逵教授逝世十週年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225一230〕。
[8] 施琅《靖海紀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頁83。
[9] 江日升《臺灣外紀》卷九，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頁339。
[10] 施琅《靖海紀事》，頁85。
[16]一說為潤六月。
[18] 江日升《臺灣外紀》卷十，頁364。
[19]吳英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十三日入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48歲，三月十日吳英入京覲見康熙。還有一說是吳英鎮臺理政十八個月。
[20] 連橫《臺灣通史》卷三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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