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左眼”看的生活文化
生活文化與文章文化總是不相符合，文章：口是心非，生活：背叛諾言。
“盧梭一方面寫他的《愛彌爾》，一方面卻把他自己的兒女放棄在育嬰堂裡，任其自生自長，絕不加以眷念。無怪讀他書的人及研究他學說的人，只去注意他的理論，注意他在教育上的貢獻，不去理會他憑空虛構的模範教育——《愛彌爾》——中間所講不甚合乎實用的方法。”
這是杜威博士在《明日之學校》第四章一開頭，對盧梭的批評，這批評，是把文章和生活作比較而得出來的。
生活是鮮活的，一個日本旅客在中國鄉野的路上行走，可能有豬圈的刺鼻味道飄過來。這就是《活中國的姿態》（內山完造著，魯迅作序）中的描述。內山完造把一箇中國“右眼看去和左眼看去”的不同，總結了“文章文化與生活文化”這一對詞彙，他認為，他所經歷的生活裡的中國，比詩文裡所描繪的中國，更加真實。
我觀察中華,垂二十年,覺得最可注意的,只有一樣事情——便是一個存在的中國的文化,可以有兩種的看法。若因為左右共有兩隻眼睛的關係，無怪乎會有兩種看法了的時候,也便沒有得可說了,實際上卻是極不可思議的。右眼看去和左眼看去的中國文化,清清楚楚地區別得出來。原只是一種的存在,卻因右眼看去和左眼看去的不同,生出極為別緻的形象來了。我現在暫將這兩種文化,名其一曰文章文化,另一種曰生活文化。（摘自內山完造：《活中國的姿態》）
《活著》的“苦難”
餘華的成名作、長篇小說《活著》（1992年發表於《收穫》雜誌）,是一部流血又流淚的小說。因為我的右眼充滿淚水，只好用左眼看它。
當代著名作家餘華
餘華通過一位中國農民徐福貴的苦難生活講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難。故事梗概——
地主家的少爺徐福貴嗜賭成性，終於賭光了家業一貧如洗，成了貧農。後來，他憑這個，躲過了“唯成分論”的打壓。買他土地的龍二等人倒了黴。
話說窮困之中的福貴因為母親生病前去求醫，沒想到半路上被國民黨部隊抓了壯丁，後被解放軍所俘虜，回到家鄉他才知道母親已經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帶大了一雙兒女，但女兒不幸變成了聾啞人，兒子機靈活潑……
然而，真正的悲劇從此才開始漸次上演......最後，老年福貴在一頭老牛的伴隨下，在陽光下回憶生活。
我為《活著》流下了閱讀中的淚水。讀著讀著，會讓人覺得生活太沉重。小說這種虛構文本，與現實社會中的種種，怪怪地遇合，於是，我的書桌上、檯燈下、冥想裡，徐福貴的形象揮之不去。
餘華說：“《活著》講述了個人和他命運之間的友情”；夏中義說：“這部禮讚福貴‘活著’的小說其實很慘”。正確。李澤厚先生不也說“文學是對人生命運的關懷”麼？
（本文參考了夏中義、富華《苦難中的溫情與溫情地受難——論餘華小說的母題演化》，載《南方文壇》2001年第4期）
“慘”將餘華筆下的“顯示中國古老生存智慧的文化偶像”（夏中義語）徐福貴，同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生活，有何種關聯？
按太史公司馬遷的說法，有的人死當“輕如鴻毛”，有的人之死則“重如泰山”。
徐福貴此人均“卒於任”。福貴在小說之外的死必定是一位中國普通農人的死（甚至比我的農民外公死於肺癌還要普通），是沒有死在退休生活裡的生命過程的俗世終止。
“慘”又叫做“苦難”（misery）。“作為餘華母題基因的‘苦難’，本含‘境遇層面的生存之難與’體驗層面的存在之苦‘”（夏中義語）。我以為夏中義教授講的“生存之難”是徐氏福貴的人生的直觀，而“體驗層面的存在之苦”則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人生的直觀。
《活著》的教育意義
《活著》中，“地主羔子”福貴一家從興盛到衰敗，所展示的，正是人生流變的“零度”忍受。當活著變成“無用之用”如福貴的苟廷殘喘，儘管可以讓知識分子聯想到“莊周式”之類，可是，餘華的徐氏可以在世活到60歲，與學者兼教育家莊子在世同壽麼？我看未必。如果福貴依小說邏輯推斷，可能活到季羨林、巴金的年歲，那《活著》中的“慘”就變質為《西遊記》、《封神榜》、《好逑傳》之類敘事傳統的尾巴了。顯然，《活著》無意讓福貴去“續貂”。
“整部《活著》無非是述其宿命，樂其僥倖。”（夏中義語）此話只在知識分子接受意義上可講得過去。
文學關懷命運，作者述之，讀者樂之。此“樂”為審美之樂，包括我一邊讀《活著》一邊一邊哭，非“笑聲”，乃“心靈的共鳴”也。當我看到“人性之惡”與“人世之厄”不僅纏得無知無識的徐福貴“死得平平安安，乾乾淨淨，死後一點是非都沒留下”，如他的妻家珍一般（我的推想）。
“慘”必然與海德格爾的“煩”（又譯“操心”等）息息相通。我甚至想說，“慘”就是“煩”的中國版。“煩”中的洋人還有上帝默然地愛著他們，“慘”裡的華人則只有艱而硬的命運以恢恢之網誘捕著生存於必然世界裡的我們。
至此，我想在北詩“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之前，加上“活著是中國農民的苦難命運”——儘管與北島詩的水準相差孫悟空的一斤頭之遙。
餘華稱魯迅作品晦澀陰暗，應該淡出中小學課本
“左眼”看文
作為教育部推薦中學生必讀經典，《活著》這本書一直受到教育工作者、家長和孩子喜愛。 以科舉考試和書院為代表的實驗室教育學讓我們一直在做文章，如今，它們叫做“美文”。
但我要說明:這文章裡的美景，原先就被內山完造在中國撞破。
“左眼”看完《活著》，我覺得它的意義,可以供我們反思主流教育學,很多教師至今還在教學生寫各種“優美的”文章， 認為“光明的尾巴”特別有意義，拒絕在行動中反思，去鄉下走走。
文章中的前沿姿態與我“左眼”的社會行動美學旨趣，決定著重視生活文化。《活著》是一個另類文本，它推動了審美本土化：在中國本土發生的徐福貴們，已經見於《活著》，而100年來的中國教育學，一直是西方話語宰制的“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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