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士尼動畫大片《瘋狂動物城》於《烏托邦》發表 500 週年之際，在全球範圍內熱映並引發對於烏托邦的討論，可視為巴迪歐意義上的事件哲學。影片命名的不同選擇顯示了烏托邦價值立場的分歧。

一、 烏托邦與瘋狂

動畫片《Zootopia》遭遇了譯名的問題。這並不是生僻和艱難的翻譯，如果直譯的話應該是動物園烏托邦或烏托邦動物園，比如中國香港地區譯為“優獸大都會”，中國臺灣地區翻譯成“動物方程式”，中國大陸地區則翻譯為“瘋狂動物城”。很明顯，這幾種翻譯都回避了“烏托邦”這個直譯，大陸也用“瘋狂”兩字取代“烏托邦”。作為一部商業電影，華語翻譯似乎刻意迴避了烏托邦的審美和想象行為，這至少給我們兩種感受 : 第一，翻譯為“烏托邦”不好，會犯大陸觀眾忌諱；第二，如果把幾種翻譯對照起來，可以說烏托邦是瘋狂的等義詞。

現在“烏托邦”一詞原本包含的“美好前景““理想的國家“等褒義色彩在慢慢褪色，貶義在不斷加強。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給烏托邦打上“白日夢””不切實際”“幻想”的烙印，20世紀社會主義命運的波折使烏托邦作為一種政治實踐的失敗而被嘲弄和否定，它甚至被窄化為斯大林主義加以嘲諷、鞭撻和拋棄。從烏托邦主義夢魘中驚醒過來的人們不再相信烏托邦。

美國曆史學家雅各比在其《烏托邦之死》中寫道：“我們再也不能夠思考根治整個人類的一切牙痛這種主張了，而且它所再次揭示的東西也變得更少了，這種情況恰恰說明了烏托邦的終結。”雅各比所言的這種情況，在中國表現得尤為突出，有過特殊歷史記憶的人，似乎很忌諱甚至恐懼談論“烏托邦”這個詞，猶恐避之不及，他們甚至把他們認為一切不合現實或實際的想法都統統斥之為“烏托邦”，把烏托邦和異想天開、痴人說夢等語詞等同起來，或者用大陸的翻譯就是“瘋狂”了。

結合到作品展示的內容，作為一所現代都市化的動物園，按照詹姆遜的說法“城市是烏托邦映像的基本形式”，裡面所有的哺乳類動物，不論大小， 不論速度快慢，也不論力量強弱，都和諧相處，即使經過一場政治陰謀，最後也會變成大團圓結局。作為動畫片，它以動物園來隱喻當代社會和人類，總體基調和敘述模式是歐美童話的模式：故事簡單集中，人物形象明確，價值立場鮮明，充滿喜感，不“瘋狂”。如果真要追究其瘋狂的表達，只有朱迪的警察夢想與奮鬥，以及狡猾的狐狸性情變為善良的情節。這或許與中西方文化差異有關，根本上是當今思想界對烏托邦思想和認知嚴重分野的表現，它暗示我們當下對烏托邦存在嚴重的誤解，這種誤誤解如果仍得不到有效清理的話，烏托邦本身具有的超越性精神和情懷將在時代的誤用中被深深埋藏。

二、烏托邦與可能

《瘋狂動物城》作為一部烏托邦敘事作品，包含了兩重審美賦形與價值傾向。

一是從空間維度，通過現代城市人際關係的非情景化設置，幻構了一個消除偏見、人人平等的烏托邦社會。影片不再演繹以殺戮和捕食為敘事焦點的叢林法則，而是動物世界經過進化，掌握現代科技，按照現代民主、平等、自由等理念和原則組織起來的和諧社會，是不同形體、不同生活習性、不同食物鏈的動物們能和諧相處、各樂其樂的文明形態。在動物城裡，各種生命形態都得到了應有的尊重，有適合耐寒動物居住的冰川鎮，有適合耐旱動物居住的沙哈拉沙漠，有小型動物區，城市列車的門有大中小號，公交車上的扶手也高低不齊適合各種體型的動物。

二是從時間維度上，藉助成長敘事模式，通過朱迪兔成功實現警察夢想的故事，表達了一種美國式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的成功夢想，迎合或滿足了大眾心理最深處對於功名的白日夢。這種模式在美國大片和中國文化市場充斥的青春偶像勵志影視片中俯首即拾。比如《阿甘正傳》中阿甘的人生傳奇，《功夫熊貓》中拙笨的熊貓阿寶拯救和平谷的奇蹟等。這一類好萊塢式的個人成長與以往文藝作品中的個體最大的不同在於，後者重點鋪墊的是成長者社會屬性的合法性和先天品性的合理性，突出了成事首先是做人的倫理訴求，但在前者的人物設定中，主人公的初始狀態被置換為能力的弱小和社會地位的卑賤，這與他們渴望想成功的遠大目標形成巨大差異。

按照敘事動力學講，動機和現實的困難之間距離愈遠，動機就越有誘惑力，敘事也就越發充滿了張力和傳奇。朱迪兔要想成功，就必須主觀上改變自身的弱勢狀態，具備警察應有的技能、勇敢、智慧和信仰等，這些素質和能力的獲得是一個漫長而反覆的單調過程。以故事藝術的敘述弧線考量，情節突出了三件事：貼罰單、抓小偷、勇查失蹤者及揭露山羊副市長的篡權陰謀。可我們要追問的是，除了動畫製作技術的精良外，《瘋狂動物城》中朱迪兔大受歡迎的秘密何在，恐怕還得要從成長敘事的烏托邦品格上找答案。朱迪兔從小人物逆襲成為大英雄的傳奇滿足了普通人成功的慾望和渴求。但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和生物學等理性知識和法則告訴我們，朱迪兔的成功概率微乎其微。普羅大眾應該也明白，但他們會不以為然地說，咱們偶爾做夢不行嗎？這正是文學的審美作用和救贖功能的體現。

想一想灰姑娘和白馬王子的童話不是也被全世界津津有味地講了幾百年嗎？我們相信這個童話還會傳頌下去。人們不是在傳頌這個傳奇本身，他們傳頌的是人類共同的美好夢想和情感倫理，是他們對現實生活不幸、不合理和有限性不滿的曲折發洩，進而在情感和精神上超越的大膽自然的表現，也是療治和平衡其心靈深處傷痕的手段。這就是烏托邦敘事存在並受歡迎的根本原因。意識到這一點，我們才明白一些在藝術上平庸乃至粗糙的作品大受觀眾追捧的深層原因，與其說觀眾喜歡的是藝術品本身，還不如說他們藉助電影滿足率了自己的白日夢心思。

整體上看，《瘋狂動物城》不僅重視個體的成長烏托邦書寫，同時把個體成長的烏托邦與社會烏托邦交織敘事、相互滲透、互為支撐，構成複合的烏托邦審美與風格，無論是從審美想象，還是從哲理蘊含上，都留下了較大的言說空間。這種書寫在今天普遍的反烏托邦書寫中，不僅具有藝術的創新意義，更具有迴歸烏托邦敘事的意味。

二、 烏托邦與偶像

既要肯定《瘋狂動物城》對烏托邦敘事策略和審美取向上的出色表現，也要冷靜認識到該烏托邦敘事中存在的危險。在我看來，該片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個體成長的烏托邦敘事中對成長的抽象化處理和偶像化傾向。

朱迪兔的成長故事老套陳舊，可供開掘的意味不多，這並不是成長敘事的模式有問題，而是影片沒有思考朱迪為何要成為警察，或者說成為警察對於朱迪的人生意義與價值這一核心命題。通常說成長離不開“他人引導”或者“自我引導”，這個“他人”一定是思想堅定，社會閱歷豐富、品質優秀的人，他給主人公信念，和人生的夢想和方向。成長者通過一番鍛鍊和努力，漸漸成為引導者。這種模式在我國的教育成長小說比較普遍，影響較大，但在朱迪兔身上有所缺失。

其次“自我引導 ”必不可少。在現代社會里，個體通過主導型學習或者人生經歷領悟與生命的意義，成為其成長與行動的動力依據，但這樣的形式在影片中閃爍其辭，造成了敘事動機合理性的空白，使得朱迪兔的成長敘事落入俗套。有人或許說，朱迪兔的行為與成長經歷證明了美國夢的普遍特徵，個體的成功是個人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文化特徵與情感結構表徵，但是它只能存在於人的慾望和夢想中，只能通過類似的電影來暫時滿足白日夢的淺層情感需求，而不是精神烏托邦對於人的超越性的深層追求，是虛假烏托邦。

朱迪兔作為偶像和英雄形象的更大危險在於它與烏托邦反偶像精神背道而馳，朱迪兔逆襲成為動物城英雄是典型的偶像敘事。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偶像在社會結構秩序中往往成為極權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潛形象”。完全有理由推測，在未來的朱迪兔很有可能成為權威，試想一下，動物城的山羊市長不就是曾經的朱迪兔嗎？她最有獨裁和野心，她一手策劃的謀反事件就是證明。這就是偶像敘事的潛在危險。如果在敘事上不能解決這個難題，烏托邦的審美敘事終將走向反烏托邦之途。

三、烏托邦與殘酷中的微光

烏托邦是內在於人的生存結構中追求理想、完美和自由境界的精神衝動，而這種精神衝動正是人的存在的重要維度。千百年來，烏托邦因和未來密切聯繫 , 它激發對“美好”和“理想”的夢想和追求，以積極的姿態和力量改變不合理的秩序和個體的存在狀態。人類的這種努力和衝動成為文學藝術的重要書寫對象和形式，成為烏托邦敘事。因此人類歷史上湧現了烏托邦敘事和反烏托邦敘事兩種潮流，這兩股潮流相互依存、鬥爭而發展，這也是烏托邦敘事及其思想複雜性的表現。

這種複雜性也反映在《瘋狂動物城》上，簡單肯定或者粗暴否定其烏托邦審美與價值取向都是不對的，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吸取該影片中革命性力量，警惕其壓制性能量。由於社會結構前所未有的凝固，階層分化加劇，貧富懸殊拉大，社會流動性減弱，在“官二代”、“富二代”的面前，來自社會底層的有為青年看不到出頭之日。同時，成功的標準又是簡單而唯一的，那就是以金錢為核心。可以說這樣一種價值體系，已經形成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籠罩在我們社會的各個方面，甚至深入到了很多人的意。文壇在這樣的處境下湧現出大批全球化時代的“失敗青年”形象，比如塗自強（方方 的《塗自強的個人悲傷》）、 張某某（ 馬小淘的《章某某》）等。

把“失敗青年”形象和朱迪兔成功人士形象對比起來雖殘忍，但別有深意。筆者既反對以朱迪兔為代表的所謂廉價抽象的美國式成功夢，也不贊成這種全球化“失敗青年”末世幻滅感的書寫。烏托邦的成長書寫也可以寫失敗，嚴峻的現實主義也要給人夢想。文學藝術不能屏蔽作為“沉默的大多數”在底層社會生活的艱難與痛苦，需要揭露他們經受的不公平和被剝奪，但是我們還需要給底層青年光明和希望，讓他們在苦難中保持微笑。即便是向來不憚以最大的惡意揣測中國人的魯迅，其筆下也會出現烏托邦意象，何況底層青年的狀況還遠沒有這麼糟糕。這並不是說不能寫失敗青年，而是說作者在書寫的時候更需要有現實主義的超越精神，要有“含淚的微笑” 的審美理想，要體現出烏托邦擔負的拯救靈魂、拯救歷史的重大而深遠的使命。

四、 烏托邦遺產：再出發的可能

從托馬斯 · 莫爾的《烏托邦》到迪士尼動畫片《瘋狂動物城》，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詹姆遜的《未來考古學》，在文學、政治、哲學和社會學等領域都留下了豐富寶貴的烏托邦遺產。無論是主張烏托邦，還是反烏托邦，烏托邦已成為不可迴避的存在。今天我們談論烏托邦，恰恰是新的現實形勢需要重新理解烏托邦，獲得新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用新的烏托邦來燭照我們向未來出發。

烏托邦並不是僵死的歷史遺產，也不是子虛烏有的虛假想象，它深深紮根於現實的土壤和歷史的蹤跡裡，開啟對於未來的期待，或者說烏托邦自身蘊涵著把過去、現在和將來緊緊聯結的開放性結構。烏托邦從來就不是一個靜止的概念，它應該是發展的、動態性的，即便在一種文化形態或政治體制內部，也應該充滿非衝突性的矛盾，以保證其作為開放性的存在，這就要求我們將其放在現實的空間裡展開討論，而不是做學院派式的思辨。

今天討論烏托邦最大的困境來自兩個方面：

在全球化語境中，由於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達，人民的衣食住行、娛樂休閒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即便是窮人，其基本生活也基本得到了保障。從某種意義上講，今天人們普遍得到的物質保障和生活的自由度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要好得多，不要說托馬斯· 莫爾虛構的烏托邦島國和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生活形式已經在部分地區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充分實現，就連馬克思筆下理想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也在部分國家和地區部分實現。

這種早已實現的“烏托邦”讓大部分人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滿足感和幸福感，於是他們就失去了進一步改變的動力。另一方面，也正是由於科技的進步到達“能力的臨界點”而演變為新的權力，新權力採用了新策略，先迎合大眾選擇，進而製造大眾選擇，最後控制了大眾所需要的服務，終於通過民主和市場的選擇而實現了權力的新專制。到頭來，民主和自由不過是一場虛情假意的遊戲陰謀，等大眾明白時卻像溫水青蛙一樣難以跳出這沸騰的專制之鍋，除了順從別無選擇。

其次，對於烏托邦的研究陷於學院派的思辨之中而堵塞了對烏托邦更開闊的視野和行為之途也是今天烏托邦困境的重要原因。這主要表現為如下幾種思路：有的保守主義學者主張讓烏托邦回到本體論狀態，從而實現靈魂不朽。這雖然可以一定程度避免現代性大規模的烏托邦規劃與政治性實踐帶來的災難，但歷史不會倒回到烏托邦田園牧歌式的浪漫懷舊中；有的學者主張烏托邦不能實體化，真正的烏托邦應該是精神的烏托邦，強調烏托邦的生命力與活力在於其源於現實又超越現實的昇華之中。還有學者因歷史上的烏托邦政治實踐帶來的專制和恐怖後果而反對烏托邦。

在現實語境和理論資源的困境中，我們認為烏托邦還是可能的。這不僅僅基於嚴峻的現實可以激發出強大的烏托邦的激情和想象這一常識，也是基於部分學者面對困境給出的智慧思考和建設性探索。

首先，人類的歷史既是一部不平等的壓迫史，也是一部烏托邦的鬥爭發展史。歷史告訴我們，在壓迫和專制最慘烈的時代，就是烏托邦衝動最為激烈的時刻。無論是資本主義發展史，還是我國 100 多年的發展歷史，都證明了這一點。今天人類整體上面臨的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峻，思想界都不約而同把救贖的目光重新投向了烏托邦，試圖在反省、梳理中重新獲得再出發的勇氣。

同時，按照現代性自反性理論，資本主義新的權力體系也在產生自己的掘墓人。無論現實多麼嚴峻和困難，烏托邦其實一直藏在現實中，衝撞現存世界不平等的體制和結構。世界上此起彼伏的反對霸權的運動和鬥爭：遊行示威、罷工、反種族歧視、反性別歧視的鬥爭與集會等，都在一點一點蠶食不平等的權力結構與體制。

其次，按照雷蒙· 威廉斯的文化理論，在當今資本主義文化結構中也隱約出現了烏托邦未來的形態。富有活力的現實吸引了一些思想家的靈感，他們探尋未來烏托邦的幽靈身影和絲絲曙光， 為人類尋找可能的理性出路。比如英國大衛 · 利奧波爾德“希望理論”說和中國學者趙汀陽提出的“天下秩序”重構說等，這些思想正在匯成新的“烏托邦學”，結合歷史和現實透露的曙光，我們有理由相信新的烏托邦學可以復活思想里長期睡眠的部分，復活政治、歷史、社會想象中因不用而退化的器官，復活因長期習慣不行動而喪失的革命姿態。如果能充分認識到這兩個方面因素, 那麼人類重啟烏托邦的偉大史詩性敘事就是必然的。

今天烏托邦的境況向我們展示了其作為“瘋狂”敘事所蘊含著的價值，透過歷史的微光給人類以某種前行的希望和力量。烏托邦的遺產中早已蘊含了再出發的可能，如何將這一可能變成現實，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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