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先生曾在節目中談到鍾阿城對自己寫作的影響，他說：“我現在寫文章的時候，寫完一想，哎呀，阿城說的我還是沒做到。就是在這個千把字裡頭、三四千字裡我只談一個問題，我到現在還是做不到，可見這是蠻難的。它不光是一個小說技巧的問題，還是一個更高的對文學的認識，對詞語的認識。
陳丹青
阿城是我見過80年代以來的這麼多作家，甚至往回比，跟早先民國那些作家比，他都是罕見的一個非常精煉，而且能夠跟中國的筆記小說、話本小說這個傳統銜接的人。這個傳統幾乎完全斷掉，在中國當代文學裡面你幾乎找不到傳統中國文學的影子。所以我相信這就是大家為什麼這麼迷戀阿城，而且到現在30多年過去了，他出道以後，他還是那麼優秀，而且更經看。
阿城
我相信他是一個不露聲色的文體家。你看那些筆記小說，筆記小說精煉在古人那不是特別難，因為當時都這麼寫，當時都是文言。雖然文言在宋以後就有所謂舊白話，經典的即使像《三國》《水滸》《紅樓夢》，這都算是舊白話，其實已經用得非常高的境界了。可是阿城寫的是一流的白話，他從來不用古語的句子，不用文言，但是他拿到了筆記小說和話本小說的一個精粹，即使語言在他那是可以玩兒的。
他寫這些作品的時候其實年歲不大，就三四十歲，此後他就不太寫小說了。但他現在留下來的差不多篇篇都經看，語言上經看。大家會認為他跟王朔一樣，承續了北京語言的一種滋味，王朔是一路他是一路。可你翻回去看看老舍的北京語言，我還更偏愛阿城的，不知道為什麼。
王朔
老舍當然了不起，他的《駱駝祥子》還有其他小說那都是經典。但是我覺得老舍時代能夠觀察到的能夠表達的，和阿城這個時代能夠觀察表達的，阿城這個時代更難寫。
到現在還是很少有一個經典的文學文本能夠把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那些事，那些非常非常難表述的事兒，同時又能夠經得起時間的淘洗，能夠讓世界上的人，讓今天的年輕人仍然能夠進入能夠明白，很少有人做到。阿城一上來就能做到，我想這跟他語言的天賦，因為他早就對文學有一個透徹的認識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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