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人的統計，每個人一生之中，有15%的幾率經歷一次天災或者人禍。如果你把個人的災難包括進來，比如嚴重的車禍、親人的死亡等，風險的幾率會增加到2/3。
心理學家認為，在突發災難面前，人們通常會經歷雙重的崩塌。第一層是物理世界的崩塌，你覺得這個世界不再安全。第二層則是心理世界的崩塌，我們之前形成的關於自己、關於這個世界的概念系統會遭到嚴峻的挑戰。比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應對風險的信心會遭到重擊。同樣遭到重創的，還有一個人的價值感，即一個人認為自己的世界是可以理解的，人生是有價值的，以及有意義的。
也就是說，這種時候，很多人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之前我們關於世界的那些已知的、舒適的假設都不成立了，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新的假設。
我記得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憤怒感。一開始我以為我憤怒的對象是那些無能的官員，但後來才意識到，我更深的憤怒在於自己的無能為力，我無法控制這些可怕的事情發生。它們就這樣發生了，而我什麼也做不了，只能任其發生。
在《確定性的尋求：關於知行關係的研究》中，美國哲學家杜威寫道：“人生活在危險的世界裡，便不得不尋求安全。”人尋求安全的途徑有兩條，一條是與四周決定他命運的各種力量進行和解，於是從祈禱、獻祭、禮儀、巫祀中發展出了宗教。另一種途徑是發明許多技藝，通過它們來利用自然的力量，於是發展出了科學和技術，哲學與藝術。由此，人類歷史可以被理解為我們對抗不確定性或尋求確定性的長久努力。但一個殘酷的事實是，我們從未真正成功過。
事實上，有限的人，在無限複雜的世界裡生存，鑑於我們永遠不可能獲得完全的信息和知識，我們只能在確定與不確定之間，在知道與未知之間做決定。
對我們的祖先而言，他們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危險的野獸、惡劣的氣候、疾病、其他部落的攻擊等等。
今天，現代人的不確定性更多來自於親密關係、職場、股市、經濟形勢的起落、健康問題、氣候變化等等。
幾十萬年過去了，我們在控制自身、控制環境和控制命運方面，到底是在朝好的方向，還是壞的方向發展呢？
按照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的說法，我們顯然是陷入了更大的不確定性之中。他曾說過：“我不認為人類歷史上有過任何一個時期，我們對於應該做什麼確定無疑，沒有任何驚奇，沒有任何意外的發展。新奇的不是不確定性，而是我們意識到，不確定性不走了。我想，我們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任務，如何發展出一種藝術，與不確定性永久共存。”
在《流動的時代：生活於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一書中，他由社會控制的根據和方式不同，將人類社會分成前現代社會、現代社會的固態階段和現代社會的液態階段。前現代社會建立在上帝旨意和神聖秩序之上，是一個排斥變化或絕少變化的時代，因而“前現代人的生活很少有不確定性”。
固態現代性社會以強大的秩序設計努力和結構化力量取代了上帝的神聖安排，甚至創造出了過量（多）的生存性的確定性，從而引發了極權主義、大屠殺、自由窒息等併發症。
至於現代社會的液態階段，鑑於固態現代性社會的歷史教訓，流動的現代性致力於拆解規則、貶低規範、去除管制，把所有權利下放給市場和個體，其結果是一切神聖的、堅固的、持存的東西都消失了，整個世界被液態的、偶然的、不確定和不安全的因素所佔據。
所以，按照他的說法，在我們今天這個流動的時代裡，沒有什麼東西是堅固不朽的，一切都在變化——一切我們渴望的，以及我們恐懼的，都在變化。沒有任何支點足夠堅固和穩定，沒有任何規則可以依賴，合同是為了解除合同才締結的，關係是為了分離才建立的，今天的財富到明天就是債務，上午的時尚到夜晚就會變成恥辱。
對人類社會的歷史而言，生命的持存和不朽始終是最大的確定性之夢。但如今，對持存和不朽的追求也已喪失了它的吸引力，也沒有任何穩定的支點，因此消費就變成了最後也是最便利的替代途徑。而消費之所以似乎能夠提供某種確定性，是因為它能夠帶來瞬時的“不朽的經歷和體驗”。但消費作為手段最終不可能真正抵抗住不確定性的侵襲，短暫的滿足和片刻的歡愉之後，是無盡的空虛和恐懼。
因為生存的不穩定性，人們不肯為任何一種思想、原則、關係長期效忠，不肯長期依賴於任何一種東西，不肯在任何一點上穩定下來。由此，當代人的生存狀態就像生活在流沙之中，沒有任何固定的，可參考、可預測的框架。每一個試圖穩定我們位置的舉動，都可能適得其反，讓我們陷得比以前更深。
這樣的不確定性，就是當代人焦慮和恐懼的根源，所以，流動的現代社會是一個恐懼無所不在的場所。災難似乎是隨機發生，在你毫無準備的時候突然襲來，難以定位，也無法查明，比如海嘯、颶風、地震、瘟疫、工廠倒閉、公司併購、股票市場崩盤、街頭暴動……你分不清這些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也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不知道未來有什麼在等著我們。就好像在一片雷區，我們很清楚這片土地上佈滿了炸藥，但我們不知道爆炸的地點和時間。就算知道了，也無能為力。不僅你無法控制，而且所有人都沒法控制。這是當代人恐懼的主要根源。
讀鮑曼的這些文字，在強烈的共鳴之餘，也會陷入深深的不安與困惑。那麼，我們到底要如何應對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如此瀰漫性、壓倒性的不確定性呢？
鮑曼認為，流動的現代性的根本困境在於“社會系統矛盾的個人傳記式解決”。他反對個體單憑一己之力來承擔和解決社會（系統）造成的困難和痛苦，因為根本沒有可能。尤其是對於那些受制於資源和力量的嚴重不足的個人而言，世界只可能是難於理解的、無法控制的、液態的、不確定的。
但是，我們終歸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無論你是否知道，是否願意，是否喜歡。如果不確定性是我們生在這個時代的命運，那我們到底要如何面對它？我們擁有多少應對它的資源和力量，我們如何辨別其中的危險與機會，從其中到底又能發展出多少自由的可能性呢？
讀羅洛·梅的《自由與命運》，多少給了我一些啟發。當他談到自由和命運的關係時說，自由是在與命運的鬥爭中磨練的。在我們面對命運時發展起來的自由產生了豐富、無盡的多樣性，寬容、心醉神迷和想象的能力。所以，我們既是自由的，但又是命中註定的。我們每個人都遭受著自己的命運之苦，但創造性和文明正是從命運和自由的辯證關係中產生的。
他引用雅斯貝爾斯的話說：“這樣，自由和必然（命運）就不僅在我當前和未來的選擇中，而且在我的存在的根本個體性之中相會和融合。每一個決定都為我真正的歷史自我的形成建成了一個真正的基礎；我受到我的選擇的決定性特徵的束縛，依靠這些選擇，我就成為了我想要成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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