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些詞論家把宋詞分為婉約與豪放兩派，而以蘇為後者的領袖。這樣評價宋詞和蘇軾，是否符合歷史實情？
這是一個宋代文學史上的重大問題。隨著時間的推進，豪放一派變為中國詞史上的主流或進步或革新的力量，思想性、藝術性、文學價值最高；而婉約派則是保守力量，消極成分、落後乃至庸俗不堪，不值得讚揚提倡，必須加以批判等。於是不談詞則已，一談則言必稱蘇、辛，論必批柳、周。“豪放派”既奉蘇軾為教主，而據說蘇詞不守繩墨(“曲中縛不住”)可以隨意寫去的，因此更受那些想做詞而又無此才力者之歡迎，使他變成了不調平仄、不押韻的所謂豪放派自由詞或“解放牌”詞的“保護神”。好像“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似的，只要蘇東坡在此，詞的一切格律都可以不管了。但按之實際，所謂北宋“豪放”派，根本從不存在。蘇東坡這個“主將”,也有將而無兵。
我曾和一位唐詩專家談起此事。我說，“北宋根本沒有豪放派”。他聽了非常驚詫，好久說不出話來，彷彿達爾文以前聽人說“沒有上帝”那樣可怕。我說，即使把蘇詞中的“大江東去”“明月幾時有”“老夫發少狂”一類作品算作“豪放”詞，我們至多也只能說，北宋有幾首豪放詞，怎麼能說有一個“豪放派”？如果真有這一派，試問有多少人組成？以誰為派主？寫出了多少“豪放”詞？收印在什麼集子裡？我提出了這些問題以後，那位同志想了一番，也只好承認北宋詞人中並沒有什麼“豪放”派。
至於所謂“豪放詞”，舉來舉去，也只是蘇軾的那幾首。即使再加上宋初范仲淹的《漁家傲》，甚至再加上蘇軾的政敵王安石的《桂枝香》，一共也數不到十首。能夠得上一個派嗎？我們就算承認蘇軾的“大江東去”等篇是“豪放”詞，就能把蘇軾算作一個豪放的作家嗎？有誰統計過蘇軾一共流傳下來多少詞，其中有多少是豪放作品？據我約略估計，龍榆生的《東坡樂府箋》共收詞三百四十多首，像“大江東去”一類所謂“豪放”詞，至多隻有六七首。其餘的三百三十多首詞中，也和當時別的文人的詞作差不多，無非是些登山臨水、吟風弄月、羈旅苦悶、相思愁恨以及讚美歌女舞伎、應酬朋友官吏之作。
元刻本《東坡樂府》
在蘇軾的集子中比別人更多的是贈送友人的姬妾之詞，大多數是她們要求他寫的讚美之詞，她們珍藏著留作紀念。我說這些話，絲毫沒有貶低蘇詞之意。我只是要說明：蘇詞中“豪放”者其實極少。若因此而指蘇東坡是豪放派的代表，或者說蘇的特點就是“豪放”，那是以偏概全，不但不符合事實，而且是對蘇詞的歪曲，對作者也是不公正的。
蘇詞的價值，遠遠在幾首所謂“豪放”詞之上。蘇軾在中國文學史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而所謂“豪放詞”也者，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是極少數的偶而即興之作，而主張蘇詞為“豪放派”的代表的批評家們、把他們所舉的例子加在一起，不到十首，怎麼可以無限誇張這寥寥幾首，而睜眼無視其餘三百三十多首，這難道是對一個作家的公正評價嗎？即使算作讚揚，這種違背事實的讚揚，恐怕受之者也要不安的。有些選家，有些文學史的編寫者，選來選去，評來評去，總不外“明月幾時有”“大江東去”這幾首。但讀者對於在蘇軾身上貼“豪放派”籤條這種手法，早已感到膩味了。讀過蘇軾全部作品的人看到這種八股式的籤條，也會覺得是受了騙。至於作者本人,他早已加入了“浪淘盡”的“千古風流人物”的隊伍之中，再也不會提出不同意見了。
詞中小令，如《浣溪沙》《菩薩蠻》《蝶戀花》《南歌子》《減字木蘭花》《採桑子》等調是不適宜於塞入“豪放”氣概進去的。而在蘇詞全部作品中，這些適宜於描寫淺斟低唱，綺羅香澤的調子卻佔了很大的比重。比起那些適宜於填所謂“豪放”詞的長調來，要多好幾倍。例如用以填“赤壁懷古”(“大江東去”)的《念奴嬌》,全集只此一首，填“明月幾時有”的《水調歌頭》，全集只有四首。其他後人常用以表示“豪放”的《沁園春》《賀新郎》《八聲甘州》，各只有一首。《滿江紅》最多，也只五首，而且也不是用以寫“豪放”的。
可是，用以寫倚紅偎翠、綺羅香澤之態的小令，卻大大超過了安裝“豪放”詞的長調：《浣溪沙》多至四十六首，《減字木蘭花》多至二十八首，《菩薩蠻》多至二十二首。其他如《蝶戀花》十五首，《南鄉子》十七首，《南歌子》十八首。其他《西江月》《臨江仙》《江城子》等每調均在十首以上。這些大都是寫所謂“綺羅香澤之態”的令詞，在蘇軾詞中佔這麼大的比重，其中有許多是贈給歌女舞伎和朋友家中的姬妾的。可見前人所謂東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全非事實。說這話的胡寅，他自己一首詞也沒流傳下來，卻敢於道貌岸然地教訓人。幸而除了真正低能者或以常州派掩其無知的別有用心者外，甘心受其指導的人並不多。我們一些宋詞的論者或文學史的編寫者卻不核對事實，信以為真。宋人評論詩文，好起鬨打趣，編造“本事”，不核對事實，不考慮邏輯，給後世研究工作者造成一些混亂與困難。
文章編選自《唐宋詞概說》，吳世昌 著。
《唐宋詞概說》 吳世昌 著 北京出版社 2015年6月出版
吳世昌(1908-1986)，字子臧，浙江省海寧石人，著名學者、紅學家，也是具有真知灼見的詞學家。吳世昌先生的詞學理論崇尚一個“真”字，填詞要“講真話”，研究詞及詞學要符合其本來的真實面貌。吳世昌一生為人存真、治學求實。他從不迷信權威，更不人云亦云。他主張獨立思考。在原則問題上，他從不退讓，永遠保持著勇於追求真理的蓬勃朝氣。“讀書常不寐，嫉惡終難改”，這是他《七十自述》中的詩句，也是他詩書生涯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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