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把漢代奠定的以儒學為主、兼收幷蓄各家的內圓外方的漢文化，比喻為“黑洞”，是因為這種內圓外方的漢文化同宇宙黑洞一樣具有吸收、包融、消化周邊少數民族文化的功能。在這種吸收、包融、消化的漫漫歷史過程中，形成了大一統的漢文化的強大生命力。
漢代是繼諸子百家第一個學術文化高峰後，經過焚書坑儒後又一次學術文化的復興時期。雖然比不上西方晚了幾百年的文藝復興，但是中國在經歷 秦始皇焚書坑儒的重創和秦末戰亂後，不到幾十年又出現大漢經濟盛世和學術的復興，這不能不歸功於劉徹的個人魅力。“秦王漢武，略輸文采”，略輸文采 用在秦始皇身上恰如其分，但用在漢武帝身上就值得重新審視了。
漢武帝劉徹從小喜愛文學，能詩善賦，長於音律。他登基即皇帝位後，於元 光五年（前130年），親自撰寫了《策問賢良文學》。這篇“聖喻”寫得文采四溢：“蓋問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行喙息，鹹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其蔫？ 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蔫，其悉意正議， 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蔫，靡有所隱！”
漢武帝求賢若渴之情，溢於言表。他不僅自己喜歡文辭歌賦，他有個叔父劉安，好讀書，善 鼓琴，才思敏捷，尤工詞賦。文帝時世襲父職封為淮南王。景帝時，吳楚七國叛亂，他本想跟著兄弟們一道造反，後來被家臣們勸阻，所以平亂後未予追究，僥倖逃 過了一劫。到他侄子劉徹做了皇帝，因文才出眾，得到漢武帝賞識恩寵。這位大侄子皇帝曾命他作《離騷傳》（一說《離騷賦》），他清晨受命，不到吃早飯時就寫完了。大有後來魏公子曹植七步成詩的才華。漢武帝讓這位叔父羅致賓客方士數千人，編成《內書》二十一篇，《外書》三十三篇，《中篇》八卷，後世稱之為《淮 南子》，《漢書·藝文志》列為雜家。漢武帝東征西討時，他曾上書《諫伐閩越書》，主張對越人以德懷遠，不必用兵。“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 也”，他的仁政思想，昭然若揭。在編纂的《經史百家雜抄》裡，放在董仲舒《對賢良策一》之前。由此可見，後世儒家對這位《淮南子》作家思想的重 視了。
漢武帝尊崇儒術，號召在全國各郡縣辦學校，普及儒學教育，提攜學有所成的儒生到各級政府當官。他身體力行，鼓勵儒家著作，故漢 代自武帝以後文人會集，大辭賦家群起，形成了漢上繁華的文化盛世。西漢最負盛名的辭賦家司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從小好讀書，有點口吃卻攘長著書，還擅長擊 劍，彈琴，他寫的《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長門賦》，詞藻瑰麗，氣勢非凡。
有這樣一個故事，足以說明司馬相如辭賦名氣之大： 漢武帝的陳皇后一時失寵，獨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聽說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善為辭賦，且與卓文君的浪漫愛情天下聞名，於是陳皇后派人攜黃金百斤送到成都，給司 馬相如和卓文君做酒錢，求一首辭賦解悲愁之悶。司馬相如為皇后寫了首《長門賦》，風傳天下。漢武帝讀了《長門賦》深有所悟，陳皇后也因此再度受到武帝的親倖。
《長門賦》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變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愨之歡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
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回而赴閨兮，舉帷幄之。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
…………
這首賦寫了六段，文辭纏綿悽切，感人至深，能夠打動的皇帝使陳皇后重新獲得恩寵，其藝術魅力之大可以想見一斑。司馬相如在景帝時就很出名，官至 武騎常侍，因景帝不好辭賦，他辭官離去。在梁王郡國遊歷多年，受到梁王敬重，梁孝王死後他回到蜀郡臨邛。40多歲的司馬相如，在臨邛大富豪卓王孫家赴宴， 卓王孫年僅17歲的女兒卓文君成了新寡。卓文君美貌嬌容，善鼓瑟彈琴。在酒宴上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鼓瑟相知，文君更愛這位大作家的才華，老少相戀，卻遭到父母反對。卓文君勇敢地隨司馬相如離開父母家，來到成都。因無以為生，又回到臨邛，在大富豪父母眼鼻子下開了家小酒店，當壚賣酒。父親卓王孫看不過眼了，同時也為女兒與大作家真摯的愛情所感動，遂給女兒女婿家僮百人，錢百萬，以及嫁妝財物。相如帶著文君再回成都買田置業，夫妻恩愛如初。司馬相如無後顧之憂， 潛心寫作，文如泉湧。武帝拜讀了《長門賦》，欽慕其辭賦才華，召至長安，任為侍郎。後來因奉命出使西南夷有功，遷任孝文園令。
司馬相如的辭賦，對漢、魏、六朝文人影響極大。
漢代大文化人還有史學家司馬談、父子，班彪、班固父子，文學家劉向、東方朔、楊惲、許慎、王逸、荀悅，小說家虞初，音樂家李延年，舞蹈家， 散文家桓寬，著名辭賦家、哲學家、語言學家楊雄、劉歆，思想家、經學家、文學家王充、馬融、鄭玄、蔡邕，“毛詩學”開創者毛亨，詩人秦嘉、徐淑、蔡文姬， 還有文壇上的所謂“建安七子”陳琳、王粲、孔融等等，還有發明造紙術的，科學家，醫學家張仲景、華陀，還有和番的，大隱士嚴光等等。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都在漢代閃閃發光，群星燦爛。正是這些大家巨擘，締造了大一統的漢文化，漢文明。
公元前2世紀西漢灞橋紙的出現，東漢蔡倫發明的造紙術，書寫方便的紙張的出現，結束了幾千年以來古奧的甲骨，笨重的鐘鼎、金石，體積龐大不便攜帶的竹簡、木簡。紙書給文化發展交流，帶來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變化。正是在漢代，確立了漢字、漢語和漢民族、漢文化在中國的主導地位。這種地位經歷兩千多年至今都沒有動搖，沒有改變，成為了大一統的慣 性和基因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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