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面對瘋癲、暴力與死亡時，現代社會的法律與道德規範，能做些什麼呢？
在短篇小說集《現實一種》中，餘華為我們描繪了社會境況的荒誕，他告訴讀者，那些久藏於人性之中的血腥與殺戮，時時刻刻宣告著人性走不出的困境。
由這本小說集，我們亦可管窺一位不妥協的作家，一位「永遠只為內心寫作」的作家。
說起餘華，人們最熟悉的莫過於他的《活著》（1993）。小說描寫了苦難命運下的人「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的故事。而在《活著》之前，餘華是以先鋒小說家聞名。
1994年張藝謀執導的電影《活著》獲該年戛納獎評審團大獎，人道主義獎。葛優憑「福貴」一角獲封戛納影帝。
中國的先鋒文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形成了活躍的局面，湧現了蘇童、馬原、葉兆言、殘雪……等一大批先鋒小說家。
「先鋒」本義是指軍事行動中的先頭部隊，後來形容具有顛覆傳統、意味的文學藝術。特指19世紀至20世紀西方文學中流行的象徵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意識流等派別。
受到西方影響的中國作家們，不再追求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寫作趨於個性化，表現內心對於外部世界的思考。他們樂此不疲地進行文本實驗，選取邊緣、禁忌題材，顛覆傳統的線性敘事方式，營造出怪誕的審美風格。
餘華是先鋒文學的代表作家，其先鋒寫作從80年代後期持續到90年代初。這一時期，他迷戀於「死亡」、「暴力」題材的書寫，熱衷描繪手術、施暴、肢解等血腥殘忍場面……表現出一種極為個性的寫作姿態。
作品集《現實一種》即是其先鋒小說的代表作之一，收錄了作於1987年的三部短篇：《現實一種》《河邊的錯誤》《一九八六年》。透過這些作品，能管窺餘華先鋒時期的寫作特色和深刻的洞察力。
《現實一種》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4
01.
「局外人」
《現實一種》的故事在一個家庭內部，山崗、山峰兩兄弟之間展開。山崗的小兒子皮皮本想抱著堂弟——山峰的兒子出去玩，結果不慎鬆手摔死了弟弟。小孩的過失由此引發了兄弟間的反目。山崗殺死了弟弟山峰，山峰的妻子報了警把山崗送到了槍口下。
小說在寫到「殺戮」和「死亡」時，筆觸冷靜得可怕。如下面這段對話：
這時他看到有幾隻螞蟻正朝這裡爬來，他對螞蟻不感興趣……對妻子說：「已經死了。」
妻子聽後點點頭，她說：「我知道了」。
隨後她問：「怎麼辦呢」？
「把他葬了吧。」山崗說。
我們難以從中讀出人物的情緒。面對兒子的死亡，他們相當麻木。或者說，憤怒、悲痛的情緒已經被複仇的「理性」壓倒。山峰死後，山崗聽到妻子問他，「死了嗎？」他回答道，「死了」。依舊是不動聲色，不露情感。
故事還沒結束。山崗被槍斃後，山峰的妻子冒充山崗的妻子，說要捐獻遺體。她非常滿足地想象著山崗的屍體被肢解的場面。終於：
「那個胸外科醫生在山崗胸筋交間處兩邊切斷軟骨，將左右胸膛打開，於是肺便暴露出來，而在腹部的醫生只是刮除了脂肪組織和切除肌肉後，他們需要的胃、肝、腎臟便歷歷在目了。眼科醫生此刻已經取出了山崗一隻眼球。口腔科醫生用手術剪刀將山崗的臉和嘴剪得稀爛後，上額骨和下額骨全部出現。」
這些令人心驚肉跳的畫面，在餘華冷漠的敘事態度中似乎顯得極其平常。他如同一個「局外人」，不帶任何情感來講述這事。然而他越是無所謂，讀者越感到頭皮發麻乃至毛骨悚然。
不得不說，這正是這種「零度敘事」的高妙之處：零度情感的介入，卻能激起讀者一百度的情感體驗。
這種敘事技巧還表現在另兩篇《河邊的錯誤》《一九八六年》以及同時期的《世事如煙》《古典愛情》等作品中。可以說，這成了餘華先鋒小說的一大標誌。
這樣的寫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可謂耳目一新，餘華迅速引起了評論界的關注。他曾說：
「我尋找新語言的企圖，是為了向朋友和讀者展示一個不曾被重複的世界。」
他正是通過製造讀者和文本間的距離感、陌生感，從而凸顯了他作品的獨創性。
02.
符號化的瘋子
在餘華的先鋒小說中，人物形象總給人以影影綽綽的不真實感。餘華沒有對他們進行外貌描寫，語言、動作描寫也都「惜墨如金」。《現實一種》裡，人物機械式的對話，絲毫沒有展露性格特點。
《河邊的錯誤》《一九八六年》兩篇的主要人物「瘋子」，在文中如同代號一樣出現。
餘華，當代作家
這種符號化的描寫顯然不同於他迴歸現實主義寫作後的人物塑造。福貴、許三觀、孫光林……這些形象豐滿、鮮活。而「皮皮」「山崗」「瘋子」……從作者起名就能看出，他根本無意塑造人物。
這與奧地利表現主義作家弗朗茲·卡夫卡（Franz Kafka）的《審判》有相似之處。《審判》中的主人公「K」被莫名其妙地宣佈有罪，被逮捕、審判，最後被帶到亂石場上槍決。
自始至終，你知道有「K」這樣一個人，「K」身上發生的事。但卻無法對他進行描述。
這種將人物符號化的藝術手法，不在於塑造一個具體可感的審美形象。它的意義就在於用符號這種集合的概念，去代表一類人或者說普遍的人。
卡夫卡想表明，每個人都可能像K一樣面臨這樣的荒唐而束手無策。而餘華則揭示了人們潛在暴力傾向的普遍性，探討了「瘋子」這一邊緣群體的命運以及他們與社會的矛盾。
相比於傳統現實主義小說中人物帶給人的親和力、感染力，餘華的先鋒小說就是要製造出疏離感。在表達思想性的內容方面，這些小說更乾淨利索。正如餘華在讀到卡夫卡的作品時曾領會到的：
「作家在面對形式時是可以自由自在的……某種意義上說，作家完全可以依據自己心情是否愉悅來決定形式是否愉悅。」
人物不必量體裁衣地言行，完全受作者意志支配，為其想探討的問題而服務。但這樣也表現得過於「功能化」，因此餘華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塑造不夠豐滿立體，符號化又不如卡夫卡徹底，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03.
人類的困境
餘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讀到了卡夫卡。受其啟發，他也開始用文學去表現世界的荒誕性。可以說，這種對世界荒誕本質的發現，是80年代先鋒作家的共同特徵。
在餘華筆下，情節和人物都服務於小說的思想。他通過虛構一種可能性，將人物置於某種困境之中，以此來探討人性與社會的關係以及人在這種困境中的出路。
《現實一種》中的山崗山峰，面對下一輩的過失造成的血親之死，他們之間沒有溝通，沒有談判，直接採取了最為極端和暴力的方式：同態復仇。
作者想讓我們思考的是：如果出現這樣的恩怨，殺戮和復仇能夠化解麼？
小說的結局表明，這樣的方式只能陷入冤冤相報的循環，造成更多的殺戮和死亡。
因此，「現實一種」不如理解為「虛構一種」。作者通過文本來假設一個故事，用來探索那些極端的、矛盾的困境。作品中人物的符號化、抽象化也就不難理解了：小說不僅成為文學技巧的實驗，同時也是現實可能性的實驗。
餘華，當代作家
而在《河邊的錯誤》中，餘華設置了法律的困境：連續製造三起兇殺案的瘋子由於「精神瘋癲」遊離在法律的懲罰之外，而為了阻止更多血案發生，刑警隊長馬哲開槍打死瘋子，卻不得不面臨法律的審判。
法律天然是伸張正義的嗎？我們所信仰的法律就是萬能的嗎？
餘華藉此表達了對法律權威性的質疑。他說：
「人在文明秩序裡的成長和生活是按照規定進行著，然而秩序是否牢不可破？事實證明龐大的秩序在意外面前總是束手無策。」
有意思的是，為了使馬哲免於刑法的罪責，局長替他想出了一個法子：裝瘋，只要他也能夠被成功認定「精神失常」，就能逃過一劫。一開始，馬哲並不情願，後來卻不得不被醫生活生生逼成「瘋子」。
在餘華的小說中，瘋子被文明社會排除在外，成為法律、秩序的邊緣人。正如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中所說的那樣：
「……理性就是秩序、對肉體和道德的約束，群體的無形壓力以及整齊劃一的要求。」
在福柯看來，瘋癲的歷史是理性對非理性壓制的歷史。
而正是這些理性的正常人，萬不得已之時卻不得不依賴他們對瘋子建構的這套秩序。馬哲通過裝瘋得以保命，不得不說對於法律和理性的權威帶著諷刺的意味。
這種反諷依然體現在《一九八六年》。主人公「瘋子」曾是一名歷史老師，十年動盪中遭受迫害，後來精神失常，頭腦裡熟悉的只有歷朝歷代的酷刑。他回到曾經的城鎮後，當著眾人的面在自己身上表演殘忍的「五刑」。
而此時，城鎮的人們正享受著萬寶路和瓊瑤小說裝點的悠閒生活。人們都以一種冷漠和嘲諷的態度，來注視著這個人自戕式的「行為藝術」。曾經的妻女和他擦身而過，也裝作不認識，「優雅地」走開。
這一幕頗像卡夫卡《變形記》的結尾。變成大甲蟲的格里高爾·薩姆沙成了親人們的累贅和禍害。他們甚至不惜扔蘋果去砸他。當薩姆沙孤獨地死去，親人們倒是高高興興地去度假了。
漫畫描繪了卡夫卡《變形記》的內容 主人公薩姆沙醒來發現在記變成了一隻大甲蟲 ©️Juan Cruz
眾人和「瘋子」構成了一組「觀察」與「被觀察」的對立關係。
福柯說：
「瘋人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對這種觀察做出反應，因為他純粹是被觀察對象，他好像是理性世界的一個新來者，遲到者。」
在眾人眼裡，顯然他們自己才是理性的擁有者。然而，儘管「瘋子」如何用血淋淋的自戕來展現十年動盪對人的摧殘和折磨，都無法喚起這些「理性者」的回憶。他們的麻木和遺忘，宣告了曾經的苦難毫無意義。
這裡的「瘋子」和《狂人日記》中的「狂人」構成了一種互文性。餘華和魯迅的筆下，真相掌握在「非理性」人的手裡，他們一樣是消極、悲觀的。
「狂人」無力改變「人吃人」的現實，只能呼喚「救救孩子」，企圖再保存一點微渺的寄託。而「瘋子」無法喚醒眾人的冷漠與遺忘，只能在痛苦中孤獨地死去。
04.
一位不妥協的作家
通過三部短篇小說，我們能看到餘華先鋒小說的特色，也能看到當時一批先鋒作家的文學追求。
先鋒文學本質上是又一次向西方學習的文學運動。對於經過了幾十年封閉的中國文學而言，它亟需再一次與世界文學對話。作家們也亟需寫出所謂的「現代派」小說來證明中國文學本身的現代性。
先鋒作家們受到的批評多來自於他們對於技巧的迷戀。而這似乎也正體現了他們真誠的寫作態度：一種對於藝術技巧不滿足的進取精神。可以說，正是他們樂此不疲的文學實驗才使得本土文學得以充滿活力。
這種真誠的態度還體現在先鋒小說處理作家內心與世界關係上。如餘華、殘雪一批作家，在展現自己所理解的世界的荒謬性上，在挖掘人性的深度上，採取了一種不妥協的態度。即使是用冰冷、殘酷的文字也要將他們所理解的真相表達出來。
這種不妥協，也正是其可貴之處。正如餘華所說：
一位真正的作家永遠只為內心寫作，只有內心才會真是地告訴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麼突出。
有意思的是，餘華的近作《第七天》因為將賣腎、強拆等人們熟悉的新聞當作文學素材使用而飽受詬病。
在這裡，我們能看到兩種無奈。一是：文學能創造出的荒謬已經遠遠趕不上現實了；二是：作家的想象力似乎也已經趕不上早年的創造了。
所以，儘管先鋒文學的熱潮已經褪去，但「先鋒」所代表的探索精神應該永不退去。因為文學只有不斷自我毀滅才可能自我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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