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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前的宋朝可以說是瘟疫的多發期了，兩宋期間就發生了將近50起瘟疫。對於瘟疫宋朝可以說是多管齊下，朝廷設立了安濟坊、養濟院、和劑局、惠民局等，這樣可以說對瘟疫有了基本的控制能力。但是光控制不行最重要的要能夠預防，正可謂防患於未然，這樣可以把損失降到最低。
對於防疫來說首先就要先抓衛生了，對此宋朝設立了虞部，類似於現在的自然資源部。而且還專闢了“漏澤園”，用來收埋無主屍體，從而達到淨化環境的目的，可以從根本上斷絕病菌的滋生。對於城市美化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時至今日，宋朝對於瘟疫做出的舉措也是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並且有許多著作傳世，為我們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心尋自在
一千年前宋朝的瘟疫，主要指的是宋太宗淳化三年五月，即992年五月的開封府大瘟疫，具當時的史書記載“京師大熱，疫死者眾”意思是說當時的開封府天氣炎熱，很多人死於瘟疫當中。
此次開封府瘟疫的直接原因是當時天氣大旱，五個多月沒有下雨，給病菌的繁殖和瘟疫創造了條件。
當瘟疫發生後，宋太宗非常重視，立即採取了相關的措施救治。
1.將剛剛修撰完成的《太平聖惠方》下發到京師及全國各地，用新的醫學知識防治瘟疫的流行。
2.指定了裝門的機構太醫署來全權負責瘟疫的救治，並且撥下鉅額財政用於疫情的救治。
3.許多新的防疫藥物投入使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北宋醫學家龐安時編寫的《傷寒總病論》中記載的抗疫藥物有屠蘇酒，闢瘟粉，千敷散等藥物，在治療瘟疫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天公作美，六月後天降大雨，開封的氣溫有所降低，這給瘟疫的救治起到了一定的幫助。
以上，望採納。
清石茶館
2019年的一場新冠肺炎讓13億多的中國人經歷了一場浩劫，包括之前的SARS在內，這些傳染性的病毒在古代統稱為瘟疫。
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經歷了多達167次瘟疫。
宋神宗時期有一場吳越大飢疫。
古語有云：戰後必有瘟疫。1075年宋神宗準備對交趾進行討伐，各類調動已經在進行，但是一場災難打亂了作戰計劃。當時吳越地區發生大旱災，災民四處亂竄，人心惶惶。讓很多官員都擔心的是旱災會伴隨著瘟疫，如果災民再四處亂竄的話，瘟疫會無限放大。
在這關鍵時刻，宋神宗非常重視這次災情，立即命令執掌越州（今紹興）的資政殿大學士趙抃全權負責救災。這個趙抃經驗十分豐富，據說他是跟包拯齊名的。
他首先做的事就是把災民聚集在一起，隔離控制起來，防止疫情擴散。還新建一些隔離所，給染病者登記造冊，儲備藥物，這就是古代的隔離。
隔離之後另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就是糧食問題。這一點早在旱災爆發初期，趙抃就命令給各地官員統計數據。有多少人要吃糧食，具體的位置，總共需要多少糧食，哪些地方有糧食，這些數據他都瞭解得非常清楚。
一般疫情影響，糧食價格都會上漲，而官府為了穩定民生，一般都會抑制糧食的上漲。但是趙抃，卻反其道而行之。
他命人貼出公告，宣佈官府不抑制糧食價格，供貨商想賣什麼價錢就賣什麼價錢。
這樣一來，各地糧商見有利可圖，於是都把糧食運往越州，越州的糧食很快就充足了起來，糧食你充足，價格自然就穩定了。
發放糧食的時候，趙抃也制定了一些規則：男女分開領糧，避免混亂；百姓每次領夠兩日，讓大家手裡都有糧，心裡不慌。
在趙抃有條不紊的治理下，災情平穩的過去了。第二年，宋神宗的宋朝大軍順利攻入了交趾國內，交趾國王李乾德投降。自此，交趾再也不敢侵擾宋境。中國的先輩們就這樣贏得了對瘟疫和戰爭的勝利！
博古論今天
新年伊始便開始肆虐全國的新型冠狀病毒再次為國人敲響了公共衛生安全的警鐘，經過近半個月的壯士斷腕式的努力，疫情終於被控制，並且一步步走向滅亡。即使在全民抗疫、依靠先進手段的情況之下，此次疫情對我國的印象還是非常之大的。
回顧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北宋王朝，同樣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的瘟疫。新生的大宋王朝迎來了巨大的挑戰。在缺醫少藥、信息閉塞、交通欠發達的時代，偉大的中華民族是如何渡過難關的呢？
淳化災年
.淳化為宋太宗趙光義的年號。
宋太宗作為宋太祖之弟，北宋第二位皇帝。新朝剛剛建立，應該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淳化年伊始，北宋便爆發了大規模的旱災。
“河南府、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及亳、建、淮陽等三十六州軍旱”。
大面積的災民只能只能懷揣著虛無飄渺的希望，向著四面八方流動潰散。
淳化三年五月，天氣燥熱，面對這大面積災民的死亡，屍體不能及時處理，為瘟疫的產生和肆虐提供了溫床。
“京師大熱，疫死者眾”。
同年同月，北宋首都開封爆發了大規模瘟疫，瞬間蔓延全國。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淳化年間還爆發了王小波、李順起義。總之，在宋太宗淳化年間，北宋朝廷面臨了空前的政治、經濟災難。
抗擊疫情
瘟疫爆發之後，宋太宗趕緊召開抗擊疫情特別會議。會上組織成立了抗擊疫情辦公室，由宋太宗直接領導、太醫院全權負責，配合當地政府，發誓要打贏這場瘟疫戰爭。
北宋政府採取了兩方面的措施，一為治療，二為預防。
在治療方面，北宋政府先是採取全國範圍的藥方徵集，凡是對疫情有一定作用的藥材、藥方，全部收錄中央。由中央太醫經過臨床研究，決定藥方，然後統印全國。這一措施彌補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在第一時間將正確的醫療信息傳遍全國。
其次，太醫院主持在第一時間編纂了《太平聖惠方》，以宋太宗詔書形式發佈全國，並且允許民間私印。《太平聖惠方》之中包含了大量的瘟疫治療方式，極大的幫助了鬥爭在一線的醫生。
相對於救治，預防就顯得很是細緻。
①：安全處理屍體。作為新的病原體，死去的瘟疫感染者絕對不能暴露曠野之中。宋朝政府組織火葬或者深層掩埋，以斷絕屍體傳染。
②：實行城市管制。杜絕城市中大小集會，暫時關閉市坊，減少人口流動。
③：實行交通管制。嚴禁人口在城市間流動，道路封鎖，實行絕對城市管制。
④：政府組織消毒。古代醫療手段有限，只能通過石灰、焚燒草藥來保證道路、空氣潔淨，至於有沒有效果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北宋政府的確是很用心，落實很到位。
破曉黎明
經過一月有餘的全國戒嚴，北宋人民終於渡過了難關。
“六月丁丑，黑風自西北起，天地晦暝，雷震，有頃乃止。先是京師大熱，疫死者眾，及此風至，疫疾遂止”。——《宋史·五行志》
對著氣溫的下降，北風強勁，瘟疫逐漸消失，可以推測的是文藝病毒可能與氣溫有很大關係。
這是北宋人民抗擊瘟疫的偉大勝利，在北宋政府強有力且正確的領導之下，文藝傳播途徑被完全切斷，僅存的瘟疫在強勁的北風之中煙消雲散。
結束語：古人能夠在技術與物質極其缺乏的情況下戰勝瘟疫，如今的中國人民一定能夠戰勝疫情，中國加油！
【文 / 楚南青史君】
楚南青史君
一千多年前，北宋的首都開封也面臨過一場嚴重的瘟疫，並給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和傷害。
淳化三年（992年）五月，一場嚴重的瘟疫席捲了開封，史書記載，當時“京師大熱，疫死者眾”。這場瘟疫傳播的速度很快，造成大量民眾的死亡，給當時的人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開封大疫的流行，與當年的高溫和乾旱有密切的關係。從淳化元年正月開始，中原地區連續五個月沒有降水，宋太宗為求雨齋戒食蔬，但效果並不明顯，隨後兩年的春天京師又遭遇了嚴重的旱災。淳化三年，“河南府、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及亳、建、淮陽等三十六州軍旱”，長期的乾旱和高溫，為病菌的繁殖和瘟疫的流行創造了條件。
由高溫天氣引發的瘟疫，屬於中醫溫病學中暑溫的範疇。根據現代中醫學的概念，溫熱病是指感受外邪而出現的以發熱為主要症狀的一類疾病，大多數是由微生物感染而引起，多發於夏季之時，發病的速度很快。中國歷史上儘管疫情不斷，但這種在大規模城市中爆發的瘟疫並不常見，除了當時的氣候條件，開封人口的密度、流動性、居住環境以及生活習慣都是重要的原因。
從人口規模來看，唐代的長安城同樣是百萬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但大規模瘟疫的記載比較少，這與唐代城市的規劃和佈局有密切的關係。長安城實行嚴格的坊市制度，居民裡坊和市場分離，城市以街道劃分為整齊的棋盤狀佈局，各坊呈矩形，四周坊牆高聳，夜間實行宵禁，並設有專人管理。坊市制度下商品經濟活動的範圍和時間都受到嚴格的限制，不僅人口的密度較小，互相接觸的次數也相對有限，對疫病的防治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這種坊市制度在唐朝後期就逐漸鬆動，商品經濟活動在坊內頻繁出現，傳統封閉式的中國城市逐漸發展為開放式的街市制。坊牆消失，街區連成一片。這樣的城市街道逐漸狹窄，民居鱗次櫛比，環境問題帶來的衛生問題日漸突出。缺少了坊牆、寬闊街道和宵禁的制約，疾病的傳播變得越來越容易。加上宋代特殊的駐軍制度，京師開封周邊聚集了大量的軍隊，這也進一步增加了城市的人口密度，這些因素使開封成為北宋時期北方地區疫病傳播和蔓延最廣泛的地區之一。
面對如此嚴重的疫情，北宋迅速地做出反應，組織實施救災防疫的活動。五月己亥，宋太宗發佈《行聖惠方詔》，首次將政府剛剛修撰完畢的《太平聖惠方》頒賜京城和全國各地，用新醫學知識防治疫病的流行。《太平聖惠方》一共一百卷，是宋太宗“求集名方，異術玄針”，以及“遍於翰林醫官院，各取到經乎
遊戲達人小海
一千多年前，北宋的首都開封也面臨過一場嚴重的瘟疫，並給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和傷害。
淳化三年（992年）五月，一場嚴重的瘟疫席捲了開封，史書記載，當時“京師大熱，疫死者眾”。這場瘟疫傳播的速度很快，造成大量民眾的死亡，給當時的人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開封大疫的流行，與當年的高溫和乾旱有密切的關係。從淳化元年正月開始，中原地區連續五個月沒有降水，宋太宗為求雨齋戒食蔬，但效果並不明顯，隨後兩年的春天京師又遭遇了嚴重的旱災。淳化三年，“河南府、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及亳、建、淮陽等三十六州軍旱”，長期的乾旱和高溫，為病菌的繁殖和瘟疫的流行創造了條件。
由高溫天氣引發的瘟疫，屬於中醫溫病學中暑溫的範疇。根據現代中醫學的概念，溫熱病是指感受外邪而出現的以發熱為主要症狀的一類疾病，大多數是由微生物感染而引起，多發於夏季之時，發病的速度很快。中國歷史上儘管疫情不斷，但這種在大規模城市中爆發的瘟疫並不常見，除了當時的氣候條件，開封人口的密度、流動性、居住環境以及生活習慣都是重要的原因。
從人口規模來看，唐代的長安城同樣是百萬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但大規模瘟疫的記載比較少，這與唐代城市的規劃和佈局有密切的關係。長安城實行嚴格的坊市制度，居民裡坊和市場分離，城市以街道劃分為整齊的棋盤狀佈局，各坊呈矩形，四周坊牆高聳，夜間實行宵禁，並設有專人管理。坊市制度下商品經濟活動的範圍和時間都受到嚴格的限制，不僅人口的密度較小，互相接觸的次數也相對有限，對疫病的防治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這種坊市制度在唐朝後期就逐漸鬆動，商品經濟活動在坊內頻繁出現，傳統封閉式的中國城市逐漸發展為開放式的街市制。坊牆消失，街區連成一片。這樣的城市街道逐漸狹窄，民居鱗次櫛比，環境問題帶來的衛生問題日漸突出。缺少了坊牆、寬闊街道和宵禁的制約，疾病的傳播變得越來越容易。加上宋代特殊的駐軍制度，京師開封周邊聚集了大量的軍隊，這也進一步增加了城市的人口密度，這些因素使開封成為北宋時期北方地區疫病傳播和蔓延最廣泛的地區之一。
面對如此嚴重的疫情，北宋迅速地做出反應，組織實施救災防疫的活動。五月己亥，宋太宗發佈《行聖惠方詔》，首次將政府剛剛修撰完畢的《太平聖惠方》頒賜京城和全國各地，用新醫學知識防治疫病的流行。《太平聖惠方》一共一百卷，是宋太宗“求集名方，異術玄針”，以及“遍於翰林醫官院，各取到經乎家傳應效藥方，合萬餘道”，又令“尚藥奉御王懷隱等四人，校勘編類”，並以刻本頒行天下。每州又選擇醫術精明者充當醫博士，令其掌管醫術，准許吏民傳寫留貯。
除了刊刻和頒佈醫書，宋太宗將太醫署作為此次疫病救治的指揮機構。太醫署選擇良醫十人，分散在京師通衢要害之處，一方面調查疫病的流行情況，另一方面也負責對病人進行診治。同時，太宗還賜錢五十千，作為購買藥品的資金，“聽都人之言病者，給以湯藥，扶病而至者，即診視”。
關於防疫的藥物，宋代醫學家龐安時在《傷寒總病論》中有具體的介紹，有屠蘇酒、闢溫粉、千敷散、殺鬼丸、務成子螢火丸等，被民眾廣泛加以利用。
屠蘇酒有保健的功能，龐安時建議人們“屠蘇之飲，先從小起，多少自任。一人飲一家無病，一家飲一里無恙。飲藥酒三朝，還置井中。若能歲歲飲，可代代無病，當家內外井皆悉著藥，闢溫氣也”。
務成子螢火丸則是螢火、雄黃、丹雄雞冠等藥材凝練為丸，帶在身上或懸於門戶，可以“闢絕賊盜瘟疫”，龐安時稱“曾試此法，一家五十餘口俱染病，唯四人帶者不染”。
為了保證疫病救治的效果，太宗還令作為內廷官宦的“中黃門”作為監督官，向皇帝直接通報疫情。
瘟疫作為一種傳染病，在人與人的接觸中會得到快速的傳播，進一步擴大疫情。古代中國還沒有現代的醫療和衛生知識，無法意識到隔離對於瘟疫控制的重要效果，但傳統醫學將“氣”（邪氣或四時不正之氣）作為疾病產生的重要因素，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傳染和鬼神的作祟是疫病流行的成因，同樣會產生樸素的隔離觀念。只是這種隔離的方式在現在看來頗為殘酷，失去了診治和照顧，感染者往往在絕望中自生自滅。後唐明宗時期，隨、鄧、復、郢、均、房等州（今湖北及河南一部）有人感染瘟疫，即使是父母或親生子女也不敢在左右照顧，只是用竹竿“遙致粥食於病者之側”；女兒出嫁後其父母感染疾病，夫家也不會告知，只有等其去世後才准許奔喪；有些地方甚至會出現“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的現象。
這種民間自發的隔離措施源自民眾對疾病的恐慌，客觀上對控制瘟疫的發展也有一定效果，但這種殘酷做法與儒家的孝悌觀念和敦親信條格格不入，因此官員和士大夫們都採取了否定的態度。
經過漢儒改造的神秘化的儒學，相信個人德行可以規避乃至戰勝因“邪氣”而導致的疾病，因此他們要求“父母骨肉有疾者，並須日夕專切，不離左右眉侍”，還常常以身示範，將其視為一種移風易俗之舉。
民眾雖然有自發隔離的做法，但他們的知識水平仍然無法區分傳染病、流行病和非傳染病，因此朝廷在移風易俗的同時，對於疫情嚴重的地區也會有官方的遷徙措施。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河北北部發生瘟疫，“多病腮腫死”，於是令“邊民南徙避疫”。
宋太宗在《御製太平聖惠方序》中提到：“朕尊居億兆之上，常以百姓為心，念五氣之或乖，恐一物之失所，不盡生理，朕甚憫焉”，表現出他對於疫病的關心。
北宋的舉措基本控制了疫情的發展，但瘟疫最終消散並不是人為作用的結果，而是得益於天氣的變化。根據《宋史·五行志》的記載，“六月丁丑，黑風自西北起，天地晦暝，雷震，有頃乃止。先是京師大熱，疫死者眾，及此風至，疫疾遂止”。伴隨著雷暴天氣的西北風，使開封城內持續的高溫有所下降，空氣質量也得以淨化和改善，客觀上減弱了病菌生存的空間，最終結束了這場可怕的瘟疫。
儘管有天氣的幫助，北宋在此次疫情中派醫診治、賜錢賜藥、頒佈醫書、按決刑獄的舉措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反映了古代政府的防疫努力，成為後來歷朝應對疫病災害時效仿的對象。
相對於宋代，千年之後的我們有了更完備的衛生條件和更先進的醫療水平，雖然病毒進化得更加陌生和暴烈，但是在現代醫學的加持下，我們有更科學的應對方式和更強的組織動員能力，可以更好的控制疫情。
海洋說歷史
一千多年前，北宋的首都開封也面臨過一場嚴重的瘟疫，並給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和傷害。
淳化三年（992年）五月，一場嚴重的瘟疫席捲了開封，史書記載，當時“京師大熱，疫死者眾”。這場瘟疫傳播的速度很快，造成大量民眾的死亡，給當時的人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開封大疫的流行，與當年的高溫和乾旱有密切的關係。從淳化元年正月開始，中原地區連續五個月沒有降水，宋太宗為求雨齋戒食蔬，但效果並不明顯，隨後兩年的春天京師又遭遇了嚴重的旱災。淳化三年，“河南府、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及亳、建、淮陽等三十六州軍旱”，長期的乾旱和高溫，為病菌的繁殖和瘟疫的流行創造了條件。
由高溫天氣引發的瘟疫，屬於中醫溫病學中暑溫的範疇。根據現代中醫學的概念，溫熱病是指感受外邪而出現的以發熱為主要症狀的一類疾病，大多數是由微生物感染而引起，多發於夏季之時，發病的速度很快。中國歷史上儘管疫情不斷，但這種在大規模城市中爆發的瘟疫並不常見，除了當時的氣候條件，開封人口的密度、流動性、居住環境以及生活習慣都是重要的原因。
從人口規模來看，唐代的長安城同樣是百萬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但大規模瘟疫的記載比較少，這與唐代城市的規劃和佈局有密切的關係。長安城實行嚴格的坊市制度，居民裡坊和市場分離，城市以街道劃分為整齊的棋盤狀佈局，各坊呈矩形，四周坊牆高聳，夜間實行宵禁，並設有專人管理。坊市制度下商品經濟活動的範圍和時間都受到嚴格的限制，不僅人口的密度較小，互相接觸的次數也相對有限，對疫病的防治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這種坊市制度在唐朝後期就逐漸鬆動，商品經濟活動在坊內頻繁出現，傳統封閉式的中國城市逐漸發展為開放式的街市制。坊牆消失，街區連成一片。這樣的城市街道逐漸狹窄，民居鱗次櫛比，環境問題帶來的衛生問題日漸突出。缺少了坊牆、寬闊街道和宵禁的制約，疾病的傳播變得越來越容易。加上宋代特殊的駐軍制度，京師開封周邊聚集了大量的軍隊，這也進一步增加了城市的人口密度，這些因素使開封成為北宋時期北方地區疫病傳播和蔓延最廣泛的地區之一。
面對如此嚴重的疫情，北宋迅速地做出反應，組織實施救災防疫的活動。五月己亥，宋太宗發佈《行聖惠方詔》，首次將政府剛剛修撰完畢的《太平聖惠方》頒賜京城和全國各地，用新醫學知識防治疫病的流行。《太平聖惠方》一共一百卷，是宋太宗“求集名方，異術玄針”，以及“遍於翰林醫官院，各取到經乎家傳應效藥方，合萬餘道”，又令“尚藥奉御王懷隱等四人，校勘編類”，並以刻本頒行天下。每州又選擇醫術精明者充當醫博士，令其掌管醫術，准許吏民傳寫留貯。
除了刊刻和頒佈醫書，宋太宗將太醫署作為此次疫病救治的指揮機構。太醫署選擇良醫十人，分散在京師通衢要害之處，一方面調查疫病的流行情況，另一方面也負責對病人進行診治。同時，太宗還賜錢五十千，作為購買藥品的資金，“聽都人之言病者，給以湯藥，扶病而至者，即診視”。
關於防疫的藥物，宋代醫學家龐安時在《傷寒總病論》中有具體的介紹，有屠蘇酒、闢溫粉、千敷散、殺鬼丸、務成子螢火丸等，被民眾廣泛加以利用。
屠蘇酒有保健的功能，龐安時建議人們“屠蘇之飲，先從小起，多少自任。一人飲一家無病，一家飲一里無恙。飲藥酒三朝，還置井中。若能歲歲飲，可代代無病，當家內外井皆悉著藥，闢溫氣也”。
務成子螢火丸則是螢火、雄黃、丹雄雞冠等藥材凝練為丸，帶在身上或懸於門戶，可以“闢絕賊盜瘟疫”，龐安時稱“曾試此法，一家五十餘口俱染病，唯四人帶者不染”。
為了保證疫病救治的效果，太宗還令作為內廷官宦的“中黃門”作為監督官，向皇帝直接通報疫情。
瘟疫作為一種傳染病，在人與人的接觸中會得到快速的傳播，進一步擴大疫情。古代中國還沒有現代的醫療和衛生知識，無法意識到隔離對於瘟疫控制的重要效果，但傳統醫學將“氣”（邪氣或四時不正之氣）作為疾病產生的重要因素，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傳染和鬼神的作祟是疫病流行的成因，同樣會產生樸素的隔離觀念。只是這種隔離的方式在現在看來頗為殘酷，失去了診治和照顧，感染者往往在絕望中自生自滅。後唐明宗時期，隨、鄧、復、郢、均、房等州（今湖北及河南一部）有人感染瘟疫，即使是父母或親生子女也不敢在左右照顧，只是用竹竿“遙致粥食於病者之側”；女兒出嫁後其父母感染疾病，夫家也不會告知，只有等其去世後才准許奔喪；有些地方甚至會出現“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的現象。
這種民間自發的隔離措施源自民眾對疾病的恐慌，客觀上對控制瘟疫的發展也有一定效果，但這種殘酷做法與儒家的孝悌觀念和敦親信條格格不入，因此官員和士大夫們都採取了否定的態度。
經過漢儒改造的神秘化的儒學，相信個人德行可以規避乃至戰勝因“邪氣”而導致的疾病，因此他們要求“父母骨肉有疾者，並須日夕專切，不離左右眉侍”，還常常以身示範，將其視為一種移風易俗之舉。
民眾雖然有自發隔離的做法，但他們的知識水平仍然無法區分傳染病、流行病和非傳染病，因此朝廷在移風易俗的同時，對於疫情嚴重的地區也會有官方的遷徙措施。
FlyDragon87
您好，非常高興回答您的問題！
一千多年前，宋朝的首都開封也面臨過一場嚴重的瘟疫，並給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和傷害。
在宋朝當時，有一場嚴重的瘟疫席捲了開封，史書記載，當時“京師大熱，疫死者眾”。這場瘟疫傳播的速度很快，造成大量民眾的死亡，給當時的人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宋朝時期，傳統封閉式的中國城市逐漸發展為開放式的街市制。
坊牆消失，街區連成一片。這樣的城市街道逐漸狹窄，民居鱗次櫛比，環境問題帶來的衛生問題日漸突出。缺少了坊牆、寬闊街道和宵禁的制約，疾病的傳播變得越來越容易。加上宋代特殊的駐軍制度，京師開封周邊聚集了大量的軍隊，這也進一步增加了城市的人口密度，這些因素使開封成為北宋時期北方地區疫病傳播和蔓延最廣泛的地區之一。
面對如此嚴重的疫情，宋朝迅速地做出反應，組織實施救災防疫的活動。除了刊刻和頒佈醫書，宋太宗將太醫署作為此次疫病救治的指揮機構。
太醫署選擇良醫十人，分散在京師通衢要害之處，一方面調查疫病的流行情況，另一方面也負責對病人進行診治。同時，太宗還賜錢五十千，作為購買藥品的資金，“聽都人之言病者，給以湯藥，扶病而至者，即診視”。
為了保證疫病救治的效果，太宗還令作為內廷官宦的“中黃門”作為監督官，向皇帝直接通報疫情。
瘟疫作為一種傳染病，在人與人的接觸中會得到快速的傳播，進一步擴大疫情。古代中國還沒有現代的醫療和衛生知識，無法意識到隔離對於瘟疫控制的重要效果，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傳染和鬼神的作祟是疫病流行的成因，同樣會產生樸素的隔離觀念。只是這種隔離的方式在現在看來頗為殘酷，失去了診治和照顧，感染者往往在絕望中自生自滅。
宋朝的舉措基本控制了疫情的發展，但瘟疫最終消散並不是人為作用的結果，而是得益於天氣的變化。
相對於宋代，千年之後的我們有了更完備的衛生條件和更先進的醫療水平，雖然病毒進化得更加陌生和暴烈，但是在現代醫學的加持下，我們有更科學的應對方式和更強的組織動員能力，可以更好的控制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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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人的三腳貓
我們知道，在兩宋時期，社會經濟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商業繁榮，基礎設施像道路、街道等都很完備，人員流動加快，人物阜集的大都市也出現了不少，如東京汴梁、江浙杭州等城市，都是當時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都市。再加兩宋時期戰亂不斷，人口遷徙流動大。這些情況也給瘟疫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據統計，在宋朝三百年間，共發生了大規模疫病近四十次，其中發生在開封、杭州的就達二十次以上。由於受當時醫療水平限制和社會環境、人為因素影響，病而死者往往達到十之五六，因此自古以來，疫情更慘於戰爭，人們都是談疫色變的。
儘管受醫療水平和社會大環境影響，疫病橫行，但宋朝統治者帶領人民也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抗疫，正是他們盡力的抗疫，才使一次次瘟疫得到了較好遏止，才避免了人口的大滅絕。那麼宋朝又是怎樣抗疫的呢？首先設有健全的醫療組織。宋朝的醫療組織有翰林醫官院、御藥院、太醫局、惠民和劑局等機構。其中為民間提供服務機構的有翰林醫官院、惠民和劑局。御藥院是為皇親國戚服務的，太醫局是推行醫學教育和醫生考核的。翰林醫官院隸屬於翰林院，醫生數量多，醫療設備先進，常常受皇帝的指派到各地探察、救治百姓。1082年改稱翰林醫官局，平時主要為皇家提供醫療服務，當民間發生醫情時，特別是很嚴重的情況下，就下去大力救治百姓。特別是翰林醫官院的駐泊醫官制度，本是醫官輪流前往地方參與醫療服務的制度，後來發展為各地路、州、府都駐紮醫官，為傳播醫療技術，改善當地醫療條件，及防疫治疫，發揮了積極作用。每次疫情爆發，醫官門就成了指導防治的主力軍。其次為疫民無償提供醫藥。惠民和劑局主要就是製藥供藥局。每當大疫流行，惠民和劑局就研製藥方，為疫民無償發藥救治。據《宋史》記載，1054年，東京大疫，仁宗皇帝當即令太醫配製藥方，並從自己私人財物中拿出兩隻名貴犀牛角，搗碎摻入藥中以救濟疫民。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南宋寧宗時，臨安軍民多有疫病，皇帝下詔，令和劑局取撥合用湯藥分下三衙，及臨安府各處，分文不取為疫民進行醫藥救治。再次加強對疫民的收治隔離。為了防止疫病傳播，本來為社會福利性機構的安濟坊、居養院和漏澤院等地方，就成了收治救助疫民的專用場所。如北宋趙抃做越州知州、曾鞏做洪州知州時，就為疫民修建了公益治療場所，為“疫民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倩醫候視”。蘇軾知杭州，疫病流行，蘇軾就湊錢作病坊，儲蓄錢糧，收救疫民，取名叫安樂，正是安樂坊名字的由來。崇寧年間，這些官建的公益場所改名安濟坊，並加推廣到各路、州、府，遂成制度。在建安濟坊的同時，朝廷又在各州、府、縣建立了居養院，用於收養“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同時在疫情期間，還可用來收治疫民。其四加強公共衛生管理。對於公共衛生，宋朝約束極嚴。春初時官府會“街道巷陌，官府差顧淘渠人沿門通渠，道路汙泥，差顧船隻搬載鄉落空閒處”，通過清整溝渠保障城市環境；而對惡意破壞環境者，則施以重罰。其五鄉紳富民也積極捐款捐物。一些地方鄉紳和富商，在疫情肆虐時，也積極響應官府，主動捐獻錢物，甚至有的捐款修建房屋，以供隔離疫民居住。如據《宋史》記載，一些富豪們“出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並灶器用皆具”，不但蓋好了臨時住所，還提供了較為齊備的生活用品。
在我們的印象中，弱宋一直成了腦中揮之不去的固定概念，但他們在一千年前，在如此低下的生產力條件下，能官民同體，奮抗瘟疫，著實令我們起敬，其作法也有很多值得我們今天借鑑學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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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頒佈醫學方書。五月己亥，宋太宗發佈《行聖惠方詔》，首次將政府剛剛修撰完畢的《太平聖惠方》頒賜京城和全國各地，用新醫學知識防治疫病的流行。此舉如同現代的國家政府頒發防疫指南手冊一樣，不僅指導專業人士掌握了防疫治病的本領，確立國家在醫學領域內的正統地位，也讓平民百姓懂得了防疫治病的常識，能夠配合專業人士釆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二是派醫、賜錢、賜藥，令太醫署負責治療，派遣內庭人員“中黃門”一人入內侍省督察。五月戊申，宋太宗發佈《選良醫診視京城病人詔》，詳細地闡述了開封疫病流行的情況和宋政府對疫病應對釆取的具體措施。首先，宋太宗令太醫署（太醫局的前身）選良醫10人，分散在京城要害處，調查疫病的流行情況，遇見病人即行診治。太醫署實際上成為這次疫病救治的指揮機構。太醫署，宋初隸尚書省所屬九寺之太常寺，掌管教育和擔負京城地區的疾病救治。其次，賜錢50萬，作為買藥的資金。再次，派“中黃門”一人作為疫病救治的監督官，向宋太宗通報疫病救治的情況。中黃門雖然級別較低，但因是皇帝特派，地位顯赫，顯示了宋太宗對開封疫病的重視和救治的決心。
三是遣使決獄。五月己酉，宋太宗第三次發佈詔令，“遣使分行諸路決獄”，將抗旱、救疫與國家政治緊密聯繫在一起。
雖然這次大疫因“黑風、大雨”驟然而來神秘消失，但主要是由以上措施的施行，才使開封疫病得到有效的救治，最終得以完全控制。在疫病救治中，宋太宗的重視，政府機構的配合、中央官吏的督視、經濟財政的支持，以及宋政府將剛剛修撰完畢的官修醫學著作《太平聖惠方》首次應用於疫病救治中，為此後政府用醫學知識救治各種疾病提供了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