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日子，沒有任何一個城市，比武漢更讓人揪心關注。

武漢，到底是座什麼樣的城市？

文 | 關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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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自古用武之地

武漢的重要性，有個人說得很清楚，這個人名叫胡林翼。

1856年12月19日，困守武昌城一年多時間的太平軍終於撐不下去了，趁夜色洞開城門，分七道突圍而去，駐漢陽太平軍也同日撤出。胡林翼乘機佔領武昌、漢陽，並趁勢將太平軍逐出湖北。

胡林翼是個戰略大師，定下“平吳（注：指南京）必先保鄂”之策，他說：“武漢自古用武之地，荊襄為南北關鍵，武漢為荊襄咽喉。武漢有警，則鄰疆胥震。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東南數省，受害惟武漢為甚。昔周室徵淮，西出江漢；晉代平吳，久謀荊襄。王浚造船，循江而下。陶侃之勳，鎮守武昌。宋臣岳飛、李綱之謀畫嶽鄂，均以此作高屋建瓴之勢。控制長江，惟鄂為要。夫善鬥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為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返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痍疾病，休養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在先保鄂郡矣。”

胡林翼

果然，經胡林翼精心整飭湖北軍政吏治，武漢從此成為湘軍的大本營，兵員軍餉糧草源源不斷順江而下，幫助曾氏兄弟破九江、陷安慶、圍金陵。可以說，沒有武漢這個穩固的後方，就不可能有湘軍此後的功勳。

相形之下，太平軍就缺乏胡林翼這樣的戰略大師，未能將武漢作為大本營來精心經營。湘軍攻克南京後，太平軍重要將領李秀成被俘，獄中寫下《自述》，其中就講到當年太平軍攻下武漢後，天王洪秀全的本意是由此北上，以開封為都，大軍直取北京。但東王楊秀清強勢，執意要取南京為都。結果湘軍做大後，以武漢為大本營，頻頻東進，太平天國勢力，逐漸侷限於江南，最終覆沒。曾經參加過太平軍的英國人呤唎在《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中就遺憾地指出：“天王在南京停留下來，實在是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而且是一個使他失去帝國的致命的錯誤……”

當然，太平天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高層腐化和內訌，但假設一下：太平軍取武昌後，不是往東去取江南的繁華，而是以武漢為大本營，北取開封為都，再大軍北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北京打下來，清廷逸至關外，歷史可能就改寫了。當時太平軍正處青春期，勢如破竹，清廷正規軍八旗和綠營，不堪一擊，而大清的拯救者湘軍，當時還處於從雛鳥成長為菜鳥的階段。試想想，太平軍定都南京後，僅派2萬孤軍北伐，也一口氣打到了天津附近，京師震動，權貴紛紛外逃，可見當時太平軍戰鬥力之強。可惜太平天國主政者短視，缺乏“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戰略眼光，佔據了武漢這麼好的可以作為大本營來重點經營的樞紐之地，卻迷失了方向。

作為大本營，要具備什麼條件？一要錢糧充足，讓前線無後顧之憂；二要穩固牢靠，否則容易被人端了老窩；三要交通便利，便於人、財、物從四方集聚、往前方輸送。這幾點，武漢都具備。鮮為人知的是，武漢還曾是“岳家軍”的大本營，岳飛身後最高諡號是“宋嶽鄂王”，這個“鄂”，即鄂州，不是今天的鄂州，而是武昌。

公元1134年暮春，岳飛率部從九江入駐武昌，前後長達七年，岳飛由武昌出發，先後進行過四次北伐，“八千里路雲和月”，收復大片失地，鑄就一生輝煌，武昌七年，也是岳飛的黃金年齡：31歲到38歲。第一次北伐時，岳飛從武昌渡江，曾誓言：“飛不擒賊帥，復舊境，不涉此江！”在1140年的北伐中，“岳家軍”一度打到河南朱仙鎮，大敗金軍，朱仙鎮距開封僅45裡，完顏兀朮驚惶之下，逃離開封，準備渡河北遁。恰恰此時，岳飛接到十二道金牌班師詔，留下千古遺恨。

據考證，岳飛當年的帥府，就在武昌司門口。今天的武漢，還有諸多地名與岳飛相關：岳家嘴、岳飛街、報國巷、報國庵、忠孝門……岳飛街位於漢口舊法租界內，原名“霞飛路”，抗戰勝利後，法租界被收回，“霞飛路”更名為“岳飛路”。除了眾所周知的“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外，岳飛還填有一闕《滿江紅·登黃鶴樓有感》，他登上黃鶴樓，北望中原，追憶昔日汴京繁華，感慨當前大好河山淪喪，誓言揮師北上，還我河山，最後憧憬來日得勝後的歡樂之情：“卻歸來、再續漢陽遊，騎黃鶴。”

遺憾的是，岳飛最終冤死臨安風波亭，未能“漢陽遊，騎黃鶴”。滔滔大江，載不盡此恨綿綿。

中國經濟地理的中心

1889年4月2日，廣州，兩廣總督張之洞上奏《請緩造津通鐵路改建腹省幹路折》。這份奏摺很重要，不僅決定了張之洞的個人仕途，也改變了武漢的歷史，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國運。

十九世紀末，鐵路已經給西方國家帶來大聯通大發展大繁榮，但對清朝的顢頇官員而言，鐵路還是不可接受的“妖異之物”。外國人已建好的一段鐵路，買下來，再拆掉，扔進海里。但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已意識到鐵路非建不可了。權臣李鴻章提出：要建天津到北京通州的鐵路，輿論大譁，批評者贊同者皆有之，此時，遠在廣州的張之洞敏銳提出：緩建津通鐵路，應先建一條蘆漢鐵路，自蘆溝橋至漢口，以貫通南北，“幹路之樞紐，枝路之始基，而中國大利之萃也”。慈禧太后被打動了，當年8月，張之洞從兩廣總督調任湖廣總督，他在這個任上一干就是19年，修鐵路，建鐵廠、槍炮廠，成為晚清洋務史上的第一人，也深刻改變了武漢這座城市。

張之洞與武漢，堪稱天作之合，源於張之洞作為封疆大吏對於時局的精準判斷，也離不開武漢優越的地理位置。武漢是中國經濟地理的中心，北至北京，東到上海，南距廣州，西往成都、重慶，距離都是1000公里左右，而且坐擁長江中游，聯通西東，而鐵路之修建，武漢又成為打通南北的中心。

1906年4月1日，蘆漢鐵路建成通車，改稱京漢鐵路；1936年9月1日，粵漢鐵路建成通車；1957年10月15日，武漢長江大橋建成投入使用，原京漢鐵路與粵漢鐵路合併成京廣鐵路。至今，京廣線仍是中國交通大動脈。從今天的地圖能夠看出，武漢是中國“米”字形交通線的中心，一橫是長江航線，一豎是京廣鐵路，東北--西南，西北--東南，亦交匯於武漢。武漢因內河航運，持續千年繁榮，也沒有錯過鐵路時代。

古代中國的交通，是內河航運的天下，中國內河航運的“十”字樞紐，也是以武漢為中心，長江為一橫，這一豎，北為源於陝西的漢水，南為匯入長江的洞庭湖和源於廣西的湘江，將長江與珠江聯通。當年唐代大文豪韓愈因直言得罪了皇帝，被貶到今天的廣東陽山當縣令，韓愈一路辛苦，翻秦嶺，過武昌，上湘江，經潭衡，然後逾南嶺，大致走的就是這條水路。

今人說武漢，都說“碼頭文化”，確實，沒有碼頭，就沒有武漢。大碼頭，造就了大武漢，明末清初，漢口與北京、蘇州、佛山並稱“天下四聚”，又與河南朱仙鎮、江西景德鎮、廣東佛山鎮同稱天下“四大名鎮”。可以說，從明清到民國，武漢都是一等一的一線大城市，舉足輕重。1938年6月，侵華日軍發動武漢會戰，其戰略意圖，是以“速戰速決”的方式，擊破中國軍隊在華中的主力，以攻佔武漢來打擊中國的民心士氣，迫使中國政府屈服，儘快結束戰局。侵華日軍的如意算盤是：這麼重要的武漢丟了，即使中國政府不屈服，但先後失去了富饒的東部和中部，變成了侷限於西南一隅的“地方政權”，還能代表中國麼？

早在1937年11月南京被圍時，國民政府就遷都重慶，軍事委員會則遷至武漢，武漢實際上成了中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之中心，是中國抗戰的核心基地。當時，日軍四路進攻武漢，兩路分沿長江兩岸，另一路佔領河南信陽，沿平漢線南下，還有一路從江西德安突破，沿粵漢鐵路北上包圍武漢。無疑，日本人看清了武漢的重要地位，但低估了中國人民抗戰的信念。

面對日軍攻勢，中國人喊出震撼人心的口號：“保衛大武漢”，以舉國之力支持武漢，當時也是國共合作的黃金時期，中共代表團、八路軍辦事處等機構均設在武漢，周恩來當時在武漢說過：

武漢的漢口，因經濟繁榮，曾被譽為“東方的芝加哥”。在1938年，武漢被稱為“東方的馬德里”，這是不畏強權欺凌、誓死保衛城市的吶喊。

圖為航拍位於漢口集家嘴與漢陽南岸嘴之間的武漢晴川橋。新華網 歐陽小潔 攝

易攻難守的大本營

曾有人不解：武漢地理條件這麼好，“九省通衢”，但在歷史上為何沒能成為一國之都？

武漢建城史很早，早在夏商時期，就築有盤龍城。武漢也曾短暫地成為過都城：

元末農民大起義，徐壽輝在蘄水（今湖北浠水）建立了名號“天完”的割據勢力，史稱天完政權，後遷都武漢。沒多久，徐壽輝被部下陳友諒挾持遷都江州（今江西九江），並自立為漢王，又沒多久，陳友諒殺了徐壽輝，自己登基稱帝，改國號為“大漢”，史稱“陳漢”，天完政權完了。“天完”這兩個字很有意思，來源是：你不是叫“大元”嗎，我“天完”蓋住你！陳漢政權也沒存在多久，陳友諒與朱元璋決戰鄱陽湖，中箭而死，餘部擁其子陳理跑回武昌繼位，後來明軍兵臨城下，陳理出降。明末，張獻忠攻佔武昌，自稱“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權，設六部和五軍都督府，委派地方官吏，“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縣”，並開科取士，招攬人才。時在1643年5月。但他在武昌只待了三個月，這年8月，在官兵和李自成部隊的壓力下，張獻忠放棄武昌，奔湖南而去。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當年9月6日、7日，先後攻佔漢陽、漢口，10月10日，攻佔武昌，國民政府也由廣州遷往漢口。1927年元旦節當天，國民政府在漢口開始辦公，武昌、漢口、漢陽三鎮合為京兆區，定名“武漢”，作為中華民國臨時首都。但4個月後，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分庭抗禮。之後汪精衛也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宣佈“寧漢合流”，徹底宣告了國民大革命的失敗，武漢也由此結束了短暫的首都時間。

值得一提的是，三國時，東吳為對抗蜀國，於公元221年四月遷都鄂縣，並取“以武而昌”之義，改鄂縣為武昌，這是稱武昌之始。229年四月，孫權即帝位於武昌，但九月就遷都建業（今南京）。彼時的“武昌”，是今天的鄂州。而岳飛駐軍的鄂州，則是今天的武昌，等於武昌與鄂州互換了名字。

歷史上，英雄或梟雄來來往往，即使選擇武漢為都，卻也只是過渡。主要原因，武漢雖是一個極好的大本營，但易攻難守，不宜作為首都。武漢地處江漢平原，無險可恃。抗戰期間，武漢保衛戰開始前，國民政府就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武漢三鎮不易守，武漢近郊尤以江北方面無險可守盡人而知；更以中隔長江外雜湖沼，尤非可久戰之地。”如何保衛武漢？“應戰於武漢之遠方，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是為上策。”事實上，當時武漢保衛戰的第一道防禦線在南昌、九江、黃梅、大別山東麓，第二道防禦線為萍鄉、銅鼓、瑞昌、廣 濟、羅田、麻城至武勝關一帶，這道防禦線，也稱為“決戰地帶”。

武漢保衛戰持續四個半月，以中國軍隊失利、日軍佔領武漢三鎮告終，但是消耗了日軍巨大的有生力量，攻勢兇猛的日軍雖然佔領了武漢，但只佔領了一座空城，其企圖速戰速決、迫使中國屈服的目的並未達到，日軍的戰略進攻，至此已達頂點，中國抗戰，至此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從更早的歷史看，也是如此，保衛武漢的關鍵，是武漢的外圍，一旦兵臨城下，那就大勢已去，除了棄城而走，就是納城投降。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義，清軍瘋狂反撲，革命軍英勇抵抗，雙方激戰一個半月，史稱“陽夏戰爭”，漢口、漢陽相繼落入清軍之手，革命軍退入武昌，隔江對峙，清軍在龜山上架起大炮，隔江轟擊武昌，一發炮彈落入都督府，爆炸起火，嚇得黎元洪大都督驚惶逃往葛店，但此時的軍事已讓位為政治，袁世凱本來就沒有想到要佔領武昌，只是作為給自己謀取政治利益的一枚棋子，史載，清軍攻陷漢陽之際，袁世凱收到其子袁克定的電報，上寫：“武昌力弱，攻取尚易，惟東南各省代表已集該處，即兵力能得，而東南人心恐失，不如暫留以為政治發達之具。”

見證歷史的觀測點

武漢這座城市，給人很多啟示。

比如，歷史關鍵時刻的眾生相，尤其是嚴峻考驗面前的人性；又比如，面臨重大危機，是齊心協力，還是掣肘內訌，結果完全不一樣。

胡林翼與曾國藩，是團結的典範，二人高度信任、分工明確，且均無私心，曾國藩血戰前線，胡林翼坐鎮武昌，籌糧籌錢，遇到危機，立刻化解，湘軍大佬們鬧矛盾使意氣，他還得居中斡旋……可謂嘔心瀝血。相比於功成名就的曾國藩，英年早逝、只管播種不問收穫的胡林翼，更讓人肅然起敬。

曾國藩

曾胡是團結的典範，1938年武漢保衛戰，1998武漢抗洪，此次抗擊疫情，也都是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但武漢這座城市，也見證了歷史上眾多令人欷歔、悲嘆、憤怒的歷史時刻。

在元朝的滅宋戰爭中，元軍二十萬人從襄陽沿漢水水陸並進，武昌（當時名鄂州）是宋人抵抗元軍的戰略要地，宋廷很重視，派重兵分扼武昌附近長江要隘，宋朝士兵不可謂不英勇，陽邏堡激戰，宋兵“死傷者幾近，流屍蔽江而下”，但是關鍵時刻，守軍主帥夏貴（時任沿江制置副使）在陽邏堡激戰之際，居然率麾下三百戰艦率先東逃，在他的示範下，其他的援鄂之師也作鳥獸散，在如此情況下，武昌城僅做簡單抵抗，就以城降元了。此役，標誌著南宋湖防區的崩潰。

再說說這個夏貴，在接下來決定南宋命運的丁家洲會戰中，他同樣表現糟糕。而另一員大將孫虎臣，更為齷蹉，在先鋒姜才與元軍正苦戰之際，他居然摸上姜才愛妾所乘戰艦，欲行非禮，結果將士大譁，宋軍哪還有鬥志？主帥賈似道（著名奸臣）本無鬥志，隨時準備逃跑，見勢趕緊收兵，結果“十三萬軍，一俱潰散”，南宋“國事已不可支”。

明末清初，有無數忠勇剛烈的犧牲，也有大量匪夷所思的鬧劇，比如，擁雄兵八十萬駐守武昌的明朝大將左良玉，在清軍步步緊逼的背景下，突然率大軍傾巢而出，離開武昌，浩浩蕩蕩直直撲南京，要去“清君側”，他的目標是南明弘光皇帝的權臣馬士英。馬士英大驚，將淮揚前線正佈防抵抗清軍的明軍主力撤下，前來阻擋左良玉的進攻，馬士英的名言是：“寧可皆死於清，而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大軍來到九江，左良玉因病猝死，他的龐大部隊落到了兒子左夢庚手裡，左夢庚最終率軍投降了清軍，這支部隊最終成為明末清初著名的“漢奸部隊”的主力。

左良玉本來被視為“大明最後的拯救者”，最終卻成了“掘墓人”，原因還是離不開黨爭，左良玉支持復社東林黨，而馬士英屬於閹黨。馬士英確實壞透了，但左良玉呢？生死關頭，還在內鬥。何況，他大軍直撲南京，除了冠冕堂皇的“清君側”，也有自己的私心：李自成敵不過清軍，正往湖北過來，左良玉以前被李自成打怕了，不敢再正面硬撼這個對頭。重鎮武昌，就這麼輕易放棄了。

還得說說元末陳友諒與朱元璋的爭鬥，陳友諒據武昌，兵強馬壯，又居上游，順流而下，勢不可擋，優勢佔盡。相比弱勢的朱元璋，為何卻成了勝利者？史書評價，多用“天意”，意思是上天不幫陳友諒，否則他沒理由不成功。但真實原因，並非天意，而是人品。陳友諒這人人品太差，先殺恩師，又殺領導，部下能幹的，也被殺掉不少，結果很多骨幹投奔朱元璋，在此後的陳朱大戰中，這些人成了朱元璋力挽狂瀾的關鍵先生。至少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時候，朱元璋還是很講團結的。

從不缺乏英雄的城市

武漢，是座英雄的城市。

且不說民族英雄岳飛四次由此北伐，也不說辛亥革命武昌首義、葉挺鐵軍攻克堅城，就說說1938年的武漢保衛戰。

在縱橫千里的戰線上，中日雙方激戰四個多月，中國軍人慷慨赴死，有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譬如空軍大隊長沈崇海，駕機赴安慶轟炸敵艦，不幸機身中彈，油箱著火，本可跳傘脫身，但他毅然駕機衝向敵艦同歸於盡。武漢保衛戰，中國地面部隊付出重大犧牲，中國空軍也浴血長空。當時，在淞滬抗戰和南京保衛戰中遭受嚴重損失的中國空軍，得到部分補充後，與蘇聯志願飛行隊並肩作戰，在空中奮勇抵抗並多次擊退了日軍的進犯，還配合地面戰鬥頻繁出擊，轟炸、掃射溯長江而上的日軍，戰績輝煌。

說起當年武漢空戰，不得不提一個人：陳懷民。他跟沈崇海一樣駕機與敵同歸於盡。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日軍大群飛機空襲武漢，為天皇“祝壽”。中國空軍迅速起飛迎戰，陳懷民不到5分鐘就擊落日機一架。5架日機馬上對他形成包圍圈，猛烈掃射。陳懷民的戰機多處受傷，沒有跳傘求生，而是駕機撞向敵長機，“在一陣驚天動地的巨響中，兩架飛機翻滾著火龍落入長江”……當時，武漢人不顧安危，站在空地上為中國空軍加油，他們親眼目睹了這壯烈的一幕。是役，中蘇飛行員擊落日機21架，打死日軍飛行員50名，活捉2名。

陳懷民

陳懷民犧牲時，尚未滿22歲，他的故事，還在延續：陳懷民的未婚妻王璐璐，從浙江大學趕到武漢，得知噩耗，當年5月，投長江殉情；陳懷民的妹妹陳天樂，為紀念哥哥，改名“陳難”。人們在被陳懷民撞落的敵機飛行員“紅武士”高橋憲一的屍體血衣口袋中，發現了他的妻子美惠子的一封信，充滿了對丈夫的思念和厭戰的情緒。陳難讀信後，寫下了一封《致美惠子的信》：

“如果貴軍閥對於中國的殘暴行為和強佔中國領土的野心一天不停止，我們每一箇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將參加到更猛烈、更強化的鬥爭中去，即使粉身碎骨，也絕沒有一人會屈服……我盼望有一天讓我們的手互相友愛地握著，心和心相映著，沉浸在新鮮的年輕人的熱情裡。我們有理由為這個信念而努力。祝你為全世界和平而奮鬥！”

這封信刊登在當時的《武漢日報》上，並譯成多國文字向全世界傳播，極為著名，但由於當時日方的新聞控制，美惠子不知道這封信，一直到1990年，垂垂老矣的美惠子，才讀到這封寫於1938年的信……在今天，武漢還有一條路，叫“陳懷民路”。

“歷史是人民書寫的”，武漢保衛戰期間，武漢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武漢城裡皆英雄。1938年7月7日，七七抗戰週年紀念日，前方正在激戰，武漢城裡，市民素食禁屠，分別集會，舉辦金捐物活動，據當時的報載：600多名人力車工人獻出了當天的全部收入，橋口一家工廠的女工因無錢捐獻，就集體節食一餐，將飯菜錢捐獻。淪陷區跋涉來漢的受難同胞，變賣衣物，就連瞎子、啞巴乞丐也將艱難得來的一分一毛慷慨捐出。年少的難童們，或組織“販報獻金救國隊”，或在獻金臺旁幫人擦皮鞋，隨收錢隨捐獻……國家有難，匹夫有責，原計劃3天的獻金活動，因群眾愛國熱情高漲，又延長了兩天。5天內，武漢人民獻金(包括獻物摺合)超過100萬元。政府部門用這些捐款為前方將士購買了10大卡車的藥品和醫療器械，趕製了20萬套單衣、40萬套棉衣，有力地支援了前線戰場。

當武漢外圍防線被日軍突破，武漢即將淪陷之際，武漢衛戍總部政治部發表《告武漢同胞書》，號召武漢人離開武漢，給日寇留下一座空城：

“我們疏散武漢的人口，並不是消極的叫民眾逃難，拋棄武漢可愛的家園，而是我們希望留居在武漢的老弱婦孺的同胞們暫時避免無謂的犧牲，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去，更可以積極地安心致力於應做的生產事業，以解決自己的生活，同時更可以補助國家，增加抗戰的力量！”“如果我們沒有汽車、火車輪船可以乘的時候，然而我們還有馬車、人力車、民船，可供我們的利用；即使一切交通工具都缺乏的時候，我們大家還有自己康健的兩腳！”

這是武漢歷史上悲壯的一幕，無數武漢人扶老攜幼，含淚離去，往南走，往西走。讀史讀到這一幕，總想起當今疫情期間武漢的“封城”，還有數以萬計逆行進入武漢的醫護人員。這座城市，從不缺乏英雄，凡人英雄。

學者易中天分析過，武漢人的性格，是為人真爽、恩怨分明、天性率真。放在當下這個特殊的時期，我們或許更能夠理解，武漢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秘密。

武漢還在

有一張著名的歷史照片，是對武漢歷經劫難與新生的最好的註解：

1938年3月，漢口街頭，人們遊行高喊“保衛大武漢”，有個兒童，高高舉起一面小旗，喊著口號前進，這面小旗上，只有兩個字----“不死”。

春天會來，武漢還在。（來源：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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