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1981年，一張10元錢的鈔票（當時叫“大團結”），都可以說是不小的一筆錢。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小說裡，形容一個人有錢，都常說“摸出幾張大團結”。
而倘若兜裡揣著五塊錢，放在1981年左右的年月裡，也真心能辦不少事情。
比如1980年冬，北京第一家個體飯館“悅賓飯館”火爆開業，中學生陳林與父母在大雪裡等了兩個小時才等來位子，三口人要了燒鍋鴨、魚香肉絲、扒白菜加一份鴨架豆腐湯，還喝了一瓶啤酒。
當時只有十五六歲的陳林，一邊大快朵頤一邊歡呼“從沒吃過那麼好吃的菜”。
這難忘的“三菜一湯”大餐，總共花了不到四塊錢——陳家四天的伙食費。
而1981年時，著名分析師張化橋正在湖北財經學院讀大二，他大學時的吃穿生活費“大約每個月六元”。
兩年後張化橋考取了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每月除工資外還有五塊錢的副食補貼，“日子也能過得去”。
他的師兄還囑咐他，如果你想在五年內成家，現在起“每個月至少要存15元”。五塊錢，關乎“終身大事”。
也是在1981年，未來紅遍全國的《西遊記》艱難開機。
由於經費人手稀缺，包括“唐僧師徒”在內的年輕演員們，每個人拿一份演出費，卻要幹好幾份活，比如裝車卸車、充當群眾演員、擺燈光佈景等苦活。
導演楊潔實在看不過去，又給演員們申請了各種補貼，比如“群眾演員補貼”“劇務補貼”“特技補貼”，其實每次也就三五毛，卻足以讓演員們集體激動。
之後每次再有“額外活”，大家都紛紛歡呼：“今天又有啤酒喝了”。
哪怕在七年以後，即1987年，第一家肯德基中國店在北京前門大街開業。
之後的幾年裡，這家快餐店曾是北京人心中的豪華飯店，以至於每週都有新人在肯德基辦婚禮。有多豪華？
當時店裡一塊原味雞要賣兩塊五，所以為了吃頓肯德基，“不少家庭要攢上一個月的收入”。
可見，五塊錢，放在1981年，真是“大錢”。
五塊錢在當時有多“大”？也可以參考下日用品物價。
1981年的農副產品國家牌價：大米是0.142元一斤，食用油0.80元一斤，豬肉1.01元一斤，鯉魚1.08元一斤，活母雞1.16元一斤。
再看看北京的菜價：1981年上半年，菠菜每斤7分錢，芸豆每斤2角錢，茄子每斤3角錢，菜花每斤2角6分。
揣著五塊錢逛一趟農貿市場，如果想全花光，肯定滿載而歸。
這麼比的話，五塊錢的購買力，真心比較強。1981年也似乎是個“物價便宜”的幸福時代。
甚至一些故事刊物上，也有過窮苦的主人公“穿越”到1981年，然後拼命掃貨的劇情。
但事實是，1981年上半年，北京市民就曾向報社反映“菜”太貴。而五塊錢的價值，也得比比當時的工資。
先看農村工資，別說1981年，到1983年時，中國的農村年人均收入也只有309元。
五塊錢放那時農村，重要性可以想。而在城鎮呢？1981年時，實行“八級制”的城鎮企業職工，二十年以上工齡的老工人，每月平均工資在四十到五十元之間。
1983年在北京讀研的張化橋也回憶過：“當時北京的國營企業工人的平均月薪也不過40多元人民幣”。
同時期姑娘擇偶的順口溜裡，就有一句“七十元錢”——小夥月薪七十元？搶手！
同樣可以類比的是教師工資，1981年有20年教齡的教師，平均工資是每月41元。
入職兩年的年輕教師，平均工資是31元。以這個意義說，1981年的五元錢，對比今天的購買力，相當於教師平均工資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
“工資制度改革”的呼聲，在1981年，也是一浪高過一浪，並在強烈的呼喊中步步推進。
而且不止是工人教師，即使今天很多“高收入”群體，放在1981年，收入也真心不高。
比如1981年正在辛苦拍攝的《西遊記》，演員們的片酬，哪怕最大牌的“腕兒”，每集最高片酬也不過六十元。就這，還有人不停提意見，認為給的太高。
上世紀八十年代紅遍全國的影星楊在葆，1984年嘗試第一次做導演，想去廣州商討改編話劇《南方的風》。但當時北京至廣州高達百元的單程機票前，卻讓月工資只有88元的楊在葆糾結不已。
直到廣州方面主動表態，解決楊在葆等人的一切交通費用，此事才順利成行。然後，就有了那部改編自《南方的風》，且震撼一代人的經典電影：《代理市長》。
更能說明這工資水平的，還有1981年全國六十個城市試點的“公有住房全價出售”改革。
一套住房的售價在每平120—150元之間。
今天看是白菜價，當時對比工資，卻是天文數字。
以《經濟日報》記者謝然浩的記錄說：“由於當時的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實在太低，1981年底也就基本停頓了下來。”
所以，“1981年五塊錢購買力如何”的問題，與工資物價一比，也清楚折射了1981年的生活狀況：
在改革開放的伊始，大多數人，真是捏著荷包過日子。而且，別看五塊錢在“買菜”“餐飲”等消費項目上，在1981年能辦不少“大事”，但放在八十年代另一些“消費項目”上，卻也辦不成什麼事。
比如買牛仔褲，這個當時的“新鮮玩意”，1985年登陸中國後就引爆全國。當時一條牛仔褲的售價，最便宜也要25元，貴的要30多元。
一些年輕人參加工作的頭一個月工資，估計還買不了一條褲子。
但即使這樣，手裡稍有點錢的青年，砸錢也要美一下，因為“小格子呢的夾克衫配水洗牛仔褲是最流行的”。
但大多數人買一條，都是一穿穿到壞，縫縫補補接著穿，誰家要有兩條以上牛仔褲？那是標準土豪。
再比如摩托車，在當時經濟發達的廣州，1981年擁有一臺摩托車，是個非常拉風的事情。
廣州街頭的私人摩托車，一輛價格在1900元以上，以很多“過來人”的體會說：“那時候騎摩托車，比現在開奔馳寶馬感覺還要好”。
電器等日用品消費更是“大頭”，比如彩電，在1981年的時候要數千元，就算黑白電視機，最便宜也在380元以上，比普通農民的年收入還高。
自行車也不便宜。
1981年時，“鳳凰”牌自行車賣65塊錢，“紅旗”牌自行車賣77塊錢，當時結婚，有“全雞全鴨”（彩電、錄音機、洗衣機、鴨絨被）和“三轉一響”（自行車、縫紉機、手錶、音響）等說法，置辦每一樣，都不少花錢。
而在這些消費上，並不富裕的1981年，卻展現出了和以前不同的氣象：當時全國平均每人用於買衣服的花費，是42元。
用於買自行車、縫紉機、電視機等日用品的花費，佔中國日用品零售額的比重，攀升到了百分之二十五。
這個今天看上去並不起眼的數字，卻代表了中國人消費方式的變化，確切說，是生活質量的變化。
這變化，正如張化橋的一聲感慨，那時的中國，“空氣中流動著希望”。
20世紀八十年代，接下來中國多少激動人心的變化，突飛猛進的高速發展，在1981年的諸多“消費”景象中，就已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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