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排名下跌！創校之初，錢穆對它的設想如何？

近日，英國QS全球教育集團發佈最新亞洲大學排名，新加坡國立大學蟬聯首位，多所香港高校名次下跌，部分港校的個別學科也出現較大跌幅。例如，香港中文大學整體排名下跌一位，排第十位，而其法律學科則由去年第四十九暴跌至第九十一位。

中文大學於1963年創立，它打破了大英帝國殖民地只允許有一所大學存在的鐵律，成功終結英文壟斷大學官方語言地位的局面，以中文為官方授課語言，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國學大師錢穆與其淵源頗深。但是，回顧錢穆與中文大學的交集，尤有其力不從心之處。

1949年大陸政權更迭，一批不願留在大陸的學者南走香港，創辦了一些“書院”或“學校，新亞書院便是其一。又有一些受海外教會團體的資助開辦的私立專上院校，所以1950年代的香港私立大專院校林立，其中以新亞、崇基、聯合、珠海、浸會5所書院較具規模。

最初英國政府恪守“殖民統治地區只有一間大學”的慣例，香港唯一一所官辦大學，就是香港大學。1949年，由於政治的變故，大陸青年大量湧入香港，而港大收生名額有限，使不少青年失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一些有志氣的青年，不得不遠投澳洲、英倫、加拿大、日本等地去接受大學教育，造成了大量的人才流失，不利於香港的發展。在經濟上，香港工商業的急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增大，只有培育更多的人才，才能滿足香港社會經濟的需要。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激增至近400萬，上大學的人數上升，加之不少南洋僑生、臺灣學生來港，造成香港大學無法承受的壓力。面對這些情況，英國政府也在不斷地調整殖民統治地區的教育政策。1960年3月，英國高等教育委員會主席富爾敦向港督提交了《香港專上學院發展報告書》，建議在港大之外另成立一所

錢穆與新亞書院

崇基為一教會學院，是13個教會從大陸撤退以後建立基金創辦的學校，與臺灣的東海大學是姊妹學校；聯合書院由美國亞洲基金會出資主辦，由香港私立學院中5所學校(廣僑、光夏、華僑、文化等書院及平正會計專科學校)聯合組成。亞洲基金會原本支持新亞，因新亞得雅禮、哈佛協助，故轉而支持5校。當時，崇基、聯合書院均同意加入，惟新亞學人多持異見，錢穆力排眾議，主張加盟新大學。他說：

“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但卻是中國社會，四百萬居民，絕大多數是中國人。五十年來，這裡只有一間香港大學，她所造就的人才和學問，都有限。而且中國青年，學問事業，也該貢獻給中國社會。因此，不論從那一角度看，香港辦一間中文大學，實在應該。”

錢穆力主新亞加入港英政府創辦的新大學，主要是慮及學生的出路和學校日後的發展。

錢穆認為，新亞的最大貢獻在於提供了早期大批青年就學機會，今時局漸定，此種需要已失去。今後發展當為學生畢業後就業前途著想，且自己精力日衰，白天為校務繁忙，夜間研讀寫作，已難兼顧。必求一校獨自發展，已無此力量與信心。更何況香港

新亞決定加盟新大學，但在大學校名的問題上，各書院又各持己見，或主華夏大學，或主南海大學，或主中山大學，或主九龍大學，不一而足。錢穆認為，新大學既以中文授課，不如直接取名為“中文大學”，得到了富爾頓的採納。

1963年9月15日，香港立法局通過中文大學條例，制訂以崇基、聯合、新亞三書院為成員書院，設立一所聯邦制而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大學。

中文大學的成立，不僅是新亞書院發展的一個里程碑，而且在香港教育史上也是一個破天荒的大事，它不僅打破了殖民統治地區只設一所大學的老傳統，更因此大學以中文語言授課，也打破了殖民統治地區政府官辦大學只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慣例，為在香港保存和傳播中國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新亞加入中文大學，這是新亞書院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因為在這個時候，新亞才有了一個長久發展的基礎。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篳路藍縷、創建新亞的錢穆卻決定引退了。

1963年11月下旬，即香港中文大學成立40天后，錢穆向新亞董事會提出辭職。他在一篇有關他辭職的演講中，講到了近代禪宗高僧虛雲和尚創寺的故事：

我在幾年前讀《虛雲和尚年譜》，在他已躋七十八高齡之後，他每每到了一處，篳路藍縷，創新一寺。但到此寺興建完成，他卻翩然離去，另到別一處，篳路藍縷，又重新來建一寺，但他又翩然離去了。如此一處又一處，經他手，不知興建了幾多寺。我在此一節上，十分欣賞他，至少他具有一種為而不有的精神。他到老矍鑠，逾百齡而不衰。我常想，人應該不斷有新刺激，才會不斷有新精力，使他不斷走上新道路，能再創造新生命。

虛雲和尚的創寺精神，實際上是老子“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精神的體現。錢穆在新亞書院最艱苦困難的時期，從不輕言辭職，他說:“只要新亞能不關門，我必然奮鬥下去，待新亞略具基礎，那時才有我其他想法之自由。”

虛雲和尚“為而不有”“功成不居”的創寺精神雖然為錢穆所欣賞，但他又告訴新亞同人，不要誤會他離開新亞，來再創一新亞。他離開新亞的目的是卸下行政擔子，潛心學術，以為晚年的學術“新刺激”新生命”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錢穆在一篇關於他辭職的文章中說：

我常想，一個人求對社會有貢獻，應該善用自己的長處，善藏自己的短處。由我個人來說，講課教學和私人研究，比較是我之所長。

在西南聯大時，我一人獨居宜良山上一僧寺中，一禮拜只去昆明上兩晚的課，窮一年之力，算寫下了一部《國史大綱》。離開昆明，我在蘇州杜門隱居一年，又寫了一部《史記地名考》。勝利後，在無錫太湖邊江南大學，比較清閒，又寫了一部《莊子纂箋》。自來香港，再沒有閒時間、閒精神。在桂林街時曾開始寫《論語新解》，終於半途停下，一擱七八年，直到去美國，有了一段有把握的空閒，才再動筆，竭半年之力寫了一初稿。

但回來後，再自校閱，卻又過了三年，始完成。此下我精力日退，想要研究的方面還多。最想的，是要寫部有關朱子學術思想的綜合研究，不僅牽涉的方面廣，而且有了材料，還得長時間審慎思考，不能輕易下筆。至少我想有三年到五年時間，讓我靜靜地下工夫，始能完成此工作。我並不想偷懶，只想對學術上更有些貢獻。在我講來，或許比坐辦公室出席開會，應付人事，意義更大些。這是我渴望辭去現職惟一的心情。

由此可見，錢穆早有辭去行政職務、重回學術研究崗位之意，只是當時新亞規模未具，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投注其中。對於錢穆為學術急流勇退，他的弟子嚴耕望深表贊同。

嚴耕望

嚴耕望認為他的老師天才橫溢，境界甚高，在五十歲之前，就出版了幾部極有學術分量的著作，如《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莊子纂箋》，皆為傳世的不朽之作。五十歲稍後，正是學養成熟、精力未衰的重要階段，當在學術上有更高的發展，達到新的境界。然而世局不安，被迫到香港辦學，十餘年間，耗盡心力，雖有述作，但多為講錄散論之類，與前期著述相比，大為遜色。嚴耕望認為，興學育人雖有功於教育文化，但那隻需中人之資即可勝任。自己的老師是奇才浪擲，對於今後學術界當是一項不可彌補的損失。錢穆擺脫行政干擾，重返研究崗位後，數年間便寫成五大冊的皇皇鉅著《朱子新學案》。嚴耕望稱此書是他老師

錢穆向新亞董事會提出辭職申請，固然與他欣賞道家“為而不有”的人生態度和他為學術急流勇退有關，但也有現實原因的刺激。中文大學成立後，新亞書院從原來的私立大專院校，變為附屬公立大學的成員書院，已不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教育機構，其自主空間較以前大大減少。中大於秋季開學後，錢穆與大學當局就聘任教授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當時他為新亞書院兩教授求公平待遇，與新任校長李卓敏爭執了三個多月未果，感到不可忍受。錢穆認為不獨在選聘教授上中大校方措施不當，而且在創辦一所大學的理想、宗旨上，在學校發展前途等重大問題上，校方很少採納他的建議，自覺在中大不受尊重，這直接導致錢穆第一次提出辭職請求。

中大創辦之初，首先遇到校內官方語言的問題。中文大學規定以中文為教學主要工具，但中大成立之初，其官方語言卻是英文，學校最高權力機構教務籌劃委員會由校長李卓敏、聯合書院院長鄭棟材、崇基書院院長容啟東、新亞書院院長錢穆、校務主任胡熙德五人組成，開會時全用英語。

另外，新亞加入中文大學後，學生畢業資格獲得承認，教師待遇較以前也得到改善，但新亞初創時期的精神和辦學宗旨卻在大學制度下漸漸消失。三個成員書院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取向，精神意氣不同，不能同舟共濟，這也使錢穆對中大的前途感到擔憂。他在致楊聯陞的一封中表露出了這種憂慮，“新亞艱苦奮鬥十五年，此刻已不免有暮氣，同人均得厚薪，生活安定，又大學當事人好用權術，又挾意氣，三校互相猜忌，無共同之精神與目標，前途無大展望”。

錢穆感覺到中大與他自己的辦學理想和信念之間已有一段距離。於是在當年7月再次向新亞董事會提出引退。錢穆第二次辭職請求，得到了新亞董事會的同意，自1949年秋在香港創辦亞洲文商學院夜校至此，他居港辦學十六年至此結束。

（本文摘自《最後一位國學大師：錢穆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略有編輯，以原文為準）

《最後一位國學大師：錢穆傳》

陳勇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7月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享譽中外的國學大師。錢穆治學出入經史子集四部，是20世紀中國國學界的一位通儒，其畢生著述、講學之宗旨，刻刻不離於對國家前途與民族文化之關懷。

本書以錢穆的生平閱歷為主線，將其思想、學術、人格、才情融入其中敘述，一方面展現了這位來自鄉村，完全靠自學成才名家，成為大學教授、名教授，成為一代學術大師的人生歷程和學術貢獻，另一方面突出他為中國文化而戰、為守衛中國文化而戰的一生，突出他為中國文化續命的精神志業，激勵人們為民族復興和中國文化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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