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归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主题。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的普遍理想，是在功成名就之后退归林下，回家种田。就连最勤奋的雍正皇帝，也让人把他画成山野隐居的样子。

今天的“逃离北上广”和讲田园生活的短视频也是种归隐梦，虽然做这个梦的人在乡下没有半亩闲田，也并没体验过农业生产的艰难。

我们把归隐还原回去，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经过层层包装的文化情感。

<code>情感模型：归隐/<code>

陶渊明的人生选择

这种文化情感是在漫长的时光中塑形的，而它的一个主要源头，就是陶渊明这篇《归去来兮辞》。

陶渊明生活在政治动荡的东晋末年，自幼家境贫寒，他在29岁时才出来做官。有一派学者认为，陶渊明曾经也想有一番政治作为。他最崇敬的人物是自己的曾祖父，东晋名将陶侃。陶渊明做过江州祭酒，给枭雄桓玄当过使者，还为后来取代东晋的刘裕做过参军，但每次的时间都不长，加起来也就三四年。

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是41岁，只做了八十天的彭泽县令就辞官归隐了，留下了那段不愿意拜见督邮而辞官的典故，和那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名言。同时还写下了这篇《归去来兮辞》。

归隐在陶渊明这里，的确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文章开头就毫不掩饰地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所以除了做官没什么别的谋生办法。他早年当官就是为了奉养母亲。

他还写过一首叫《责子》的诗，说“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他的五个儿子都不大成器，家庭负担挺重。

他说：我叔叔看我日子贫苦，帮我谋了这个差事。我觉得彭泽离我家不远，除了能存些钱度日，还可以在公田里种些高粱来酿酒喝。可是到任不久，又产生了回家的想法。因为觉得本性还是喜好自然，这是不该勉强的。

陶渊明的文章看起来平淡得像白话，却暗藏着哲理。比如他接下来说自己“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表面上是说自己是为了吃口饭在奴役自己。但这里的“自役”和后面讲的“心为形役”，都是思想命题：在生命选择里，哪些是出于本质的自由，哪些是自我奴役？

陶渊明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他接着说，这次我本来是想看到这茬庄稼成熟，但还是收拾行装连夜离去。陶渊明的归隐没有自我标榜的意思，他自称辞官理由是为妹妹料理丧事，根本没提“五斗米折腰”的事儿。陶渊明也没有标榜高超的人生追求。他只是为了没等到用新米酿酒而有点儿遗憾，我们今天觉得这有点儿“萌”，这是他的一种风度。

苏轼说陶渊明是“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就是无论当官还是隐居，都表现得很坦荡，不让这些外在的东西扰乱内心。

陶渊明不是人生的逃避者，而是一个强者。士人们纠结、舍不得放弃的事，而他从来就不在乎。

被美化了的田园生活

在陶渊明笔下，归隐生活是安宁快乐的，他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要回去啊，田园的地都荒了，怎么能不回去？这句家常话里蕴含着诗意和深情。

归隐田园，每天的生活怎么样呢？陶渊明写得特别美。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这几句里的词句，如今都成了经典意象。

就是说：屋子虽然小得只能栖身，但能让他欣然自得。拄着手杖出门，可以随时驻足，看云气在山间自由起落，鸟飞倦了就归巢，这样直到天色将晚，日光黯淡，还是手抚松树留连。这样平常的生活，再加上有酒喝，就可以让他乐天知命。

在文学手法上，陶渊明把自然世界和内心的感知写到了一起。

他说“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当他看到草木和流水，就感受到了万物的节律，体验到了生命的有限。他说富贵不值得追求，神仙也虚无缥缈，该放下这些无谓忧思，“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就是让自己顺应自然，无忧无惧地安享剩余生命。

陶渊明究竟活了多少岁？从五十多岁到七十多岁的说法都有。这也不重要，他已经从寿命、生死这些问题里超脱出来了。

陶渊明在自己的诗里偶尔提起过，自己种地的水平一般，“草盛豆苗稀”，但在《归去来兮辞》里，田园生活只有美好和疗愈。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化归隐生活，我认为陶渊明是始作俑者。

从陶渊明到后代文人

不过，归隐一旦发明出来，就脱离了陶渊明，有了自己的套路。

经过文人阶层的文化包装，变成了一种未必要真正实施，却时刻挂在心上和嘴边的文化情感。好歹陶渊明还真的回乡种田去了，魏晋时代很多描写山水的诗文，作者都没有到过，但他们相信：能在想象中理解世界，可以不必真到那里，这叫“神游于山水”。至于文人中流行的画山水、养盆景、造庭园，也都可以看做一种变相的归隐。

古代的文人阶层有一种普遍性的身份焦虑。他们一直很纠结：在皇权之下谋求仕途，究竟是像儒家自封的那样是政治上的合作，还是被人奴役？文人掌管着文化和舆论，这种政治身份带来的焦虑，就需要在文化里寻找平衡。所以他们总是异口同声地高调宣布自己的归隐志向，自命为陶渊明的知音，在幻想里实现自我。明明是衣锦还乡的退休，买了大片田园和豪华的宅院，也要说自己在学陶渊明。

陶渊明被文人选中作为精神标杆，恰恰在于他解决了精神归属的问题，建立了观察和表达自我的样板。

陈寅恪说陶渊明不仅“文学品节古今一流，而且是中古时代的大思想家”。他对宇宙、社会、人生，都有深刻的感受和体验，他的作品一直在展现旷达的人生态度，这比从理论上讲述清楚要难得多。何况，能说明白的人，也不一定能像他这样活明白。

而且，人对世界的观察并不是客观行为，看到什么取决于谁在看、怎么看。这是中国文学艺术的一套密码，人们在观看自然的同时也在追问内心。作者用什么态度对待山水，决定了作品境界的高低。苏轼说陶渊明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就是文字质朴但内里华贵，这需要放慢阅读速度才能体会到。

经过不断的渲染和模仿，归隐成了非常流行的文化情感。这很好理解，谁没有对奔忙无奈的现实产生过厌倦呢？谁没有对生活的意义感到过迷惑呢？

古人那么爱忙活砌假山、建园林、关起门来画山水画，这都是在精神上完成归隐。肉身不必真的回到田园，照样也能进入一种闲适、超脱的文化情感体验，得到自然的真意。

我们读完《归去来兮辞》，也很容易被感染，同样会蠢蠢欲动，感叹“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但即便假期去山里或者农家乐住几天，也还是希望最好有空调和wifi。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隐居和真实生活的关系。

我们的这种情感需要很正常。从情理上来说，无论陶渊明还是历史上的隐士，从个人选择来说也是无可指责的。他们的文学成绩很不错。

不过，从人生意义来说，归隐的遗憾就比较明显了。隐士的基础身份是士，也就是文化精英，他们在生活中选择了归隐，可以说是在精神上选择了封存个体自由。但在此之后，他们几乎都没有对自由进行反思，表现就是：没有用这些自由做什么。比如，士大夫对整理科学技术没兴趣，工匠想整理但没有知识，这些事情他们这些隐士本来是可以干的。

就算神游于山水，也可以像徐霞客那样去研究地理，或者搞搞动植物分类学。这些隐士们受困于“士”的身份，只学会了向一种生活说不，但并没找到自己的独特价值。

对现代人来说，从紧张的生活里脱退，过低欲望生活，同样是正当选择。

但问题同样在于，归隐应该是一个宝贵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这也是今天的讨论题：在你的归隐梦里，有什么特别的规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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