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水滸傳》問世起,“逼上梁山”這熠熠生輝的四個大字,便跨越時空限制,經久不息地傳播著。它是梁山好漢生平遭遇的科學歸納。它形象地概括了各路綠林豪傑和草莽英雄歷經迂迴曲折、“殊途同歸”走上反抗之路的共同歸宿,反映了“雖欲不反,焉可得乎”的歷史必然性。它猶如一道耀目的閃光,劃破了古代社會的漫漫長夜。正是“仗義疏財歸水泊,報仇雪恨上梁山。”因此,“逼上梁山”成了古代社會起義者的一面旗幟,是《水滸傳》“亂自上作”、“官逼民反”主題的生動體現。
通過“逼上梁山”這一條貫串作品的結構線索,作者譜寫了瑰奇宏偉的一幕幕壯劇,塑造了神采飛揚的一個個英雄形象,寫盡了“說時殺氣侵肌冷,講處悲風透骨寒”的世間奇人奇事,使人讚揚、使人景仰、使人感奮,乃至令人驚歎:“不讀《水滸傳》,不知天下之奇!”如果你不懂“逼上梁山”的“逼”,就不知《水滸傳》之奇。正因為“逼上梁山”有如此豐富深刻的內涵,所以它的意義已超出了對《水滸傳》的評價與理解,而昇華為特定的民族共同語匯——即用來說明“被迫反抗、鋌而走險”的一句老話、一個成語、一條格言。
人們說到《水滸傳》就會想起“逼上梁山”!而談及“逼上梁山”就自然會想起《水滸傳》。所以《水滸傳》的巨大影響有賴於“逼上梁山”這句話的廣泛流傳。如同百川歸海,梁山好漢,“相貌語言,南北東西雖各別”,但最終都反上了梁山；也不管出於何種原因,大多數梁山好漢的鋌而走險,都帶有被“逼”的色彩。這個“逼”字正是《水滸傳》的一個最大“奇”處,“逼”的藝術體現,凝結著作者非凡的匠心和功力,閃爍著令人目眩神往的藝術光華。
人們也許要問,既然作者熱情歌頌英雄聚義梁山,卻為什麼偏偏寫許多好漢是被逼上山的?那麼,到底為什麼要突出一個“逼”字,這是一個微妙而富有意義的問題。
首先,“英雄無意為英雄”,乃是梁山好漢的一個思想基調。
梁山好漢的性格,雖然千差萬別,但他們都不可能脫離忠義思想,都不可能打出反對皇權主義的旗號和提出推翻封建制度的主張。也就是他們都希望有一個好皇帝。或是像宋江那樣,期待原來的皇帝擺脫奸臣矇蔽,變為一個好皇帝或是象李逵那樣,主張“取而代之”,推翻原來的壞皇帝,換上個好皇帝。以求在明君之下當個賢臣,而不願意不明不白地做起所謂“英雄”或“強盜”。
但是,嚴酷的社會現實,卻偏偏讓他們不由自主地做起封建統治者痛惡的“強盜”,當起了被人民所稱頌的英雄,這便使他們的思想與現實發生了尖銳的矛盾衝突,為從這種矛盾和“苦惱”中解脫出來。他們便百般申辯,訴說委屈,慨嘆自己落草皆為所逼,實非所願。
如林沖等人在決定落草入夥之際,皆以無可奈何的悲切之情,表白自己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鋌而走險的;義膽超絕的阮氏三雄,在“七星聚義”之前,曾訴說了懷才不遇,受人欺凌的滿腔悲憤；即使堂堂正正、威風凜凜大丈夫武松,在舉足投向二龍山入夥時刻,亦只有悲憤之情,他對宋江說道:
“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發心,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
至於宋江那
“權借水泊裡隨時避難,只待朝廷赦罪招安”
之類傾訴,更是說得委委婉婉、懇懇切切。可以講,梁山好漢的投身梁山,雖然被逼的程度不同,但是幾乎沒有一個人,是完全心甘情願、自覺而為的。
為了顯示梁山好漢上山的被動性和複雜的心靈歷程,作品當然就得把筆墨凝注在“逼”字上,細膩地描繪一個個被“逼”上梁山的過程,於是便有了那麼豐富多彩、迂迴曲折的動人故事。
第二,突出“逼”字,就是為了突出作品的主題思想。
《水滸傳》的主題思想,歷來有爭論。但是有比較一致的看法:即所謂“亂自上作”、“官逼民反”的主題。所謂“逼上梁山”,實際上反映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鬥爭規律,說明被壓迫者的犯上作亂,是由統治階級的壓迫剝削造成的,因此,“逼”,即是梁山好漢性格發展變化的條件,“上梁山”則體現了這種英雄性格發展變化的過程和歸宿。沒有“官逼”,就無“民反”,顯而易見,集中筆墨在“逼”字上做文章,就是對“亂自上作”的嚴酷現實的深刻揭露,就是對“官逼”與“民反”的因果關係的有力揭示,從而深化了作品的主題思想。
正是為適應深化主題的需要,作者在對原有題材進行加提煉時,有意將“亂自下生”改為“亂自上作”,大力渲染與描繪“逼上梁山”的典型社會環境。被稱為“是《水滸傳》之先聲”“《水滸傳》雛形”的《大宋宣和遺事》,雖然寫了三十六條好漢先後上了梁山,但是他們造反的原因,大都是屬於個人的品質和過失,也可以說是“亂自下生”。
如林沖、楊志一夥的上山,楊志是因為殺了一個惡少後而引起的；而《水滸傳》卻用很多篇幅,把他們的上山,寫成是由於高俅的直接迫害,這便強化了上山的社會政治根源。宋江的殺惜,在《遺事》中是因為宋江看到婆惜與吳偉兩個“正在偎倚”,因而勃然大怒,便把他倆殺了,純係爭風吃醋的桃色事件；而《水滸傳》卻改作由於婆惜要到衙門去告發宋江私通梁山,才被宋江殺死的,這不僅把宋江與梁山事業聯繫了起來,而且把宋江與官府可能隨即而來的“迫害”掛起鉤來,從而增濃了“官逼”的色彩。
另一方面,“逼”的思想紅線,也強化了作品內容和人物關係的政治性。
大家都認為《水滸傳》前半部主要是寫了魯智深、林沖、楊志、武松、宋江、二解、雷橫等的傳記,而這些人物傳記,都始終貫穿著一個“逼”字。如果抽掉了古代官府及土豪劣紳對梁山好漢的各種各樣的“逼迫”,就會象抽掉了人的脊椎骨樣,所有這些傳記便不復存在了。那還有什麼《水滸傳》的思想光芒、藝術光華可言呢?
在人物關係的構成上,“逼”字同樣起著巨大的作用。
《水滸傳》人物關係主要有兩大類:
一類是梁山好漢同以高俅為代表的貪官汙吏的敵對關係;
一類是梁山內部的“兄弟”關係。
第一類關係發展的產物,便是由“官逼”轉化為“民反”。對比,金聖嘆在“王教頭私走延安府”這一回目的評點中有一段精闢論述：
“一部大書七十回,將寫一百八人也,乃開書未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亂自下生,不可訓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亂自上作,不可長也,作者之所深懼也。一部大書七十回而開書先寫高俅,有此也……則是高俅來,而百八人來矣。”
此話說的很有道理。先寫高俅出場,便奠定了作品矛盾衝突的基礎和構成矛盾的背景―一即高俅為代表的貪官汙吏和昏庸腐朽的宋徽宗以及大大小小的惡霸、流氓,組成了一個對勞動人民殘酷剝削的封建統治的“羅網”。先揭露以高俅為代表的古代統治階級的醜惡面目,包含著作者揭示主題思想的深意。我們知道,“官逼”在前,“民反”在後,這是因果關係。正所謂“亂自上作”,“高俅來,而一百八人來矣”。這也就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道理。由此可以看出以“逼”字貫串於人物關係構思中所產生的藝術效果。
同時,高俅與梁山好漢關係的發展,也促成了梁山好漢內部關係的變化。如王進受高俅的迫害,被迫逃出東京,遠走華陰引出了史進,而史進被逼,不得不出逃渭州尋師,引出了魯智深；魯智深被逼,流落東京,又引出了林沖;林沖還是受到高俅陷害最後被逼上梁山。可見,“逼”字不僅加劇了高俅與梁山好漢的敵對關係,而且“創造”了種種機緣,使天下好漢一個個連牽著會聚梁山。
第三,突出“逼”字,便於組織作品的情節結構。
《水滸傳》的藝術結構,好似一個個各自獨立的中篇和短篇連綴起來的,呈現出“連環”狀態。在人物與人物、故事與故事之間,比較缺乏必然的有機的內在聯繫。但是,因為《水滸傳》畢竟塑造瞭如宋江、李逵、吳用包括高俅等基本上貫串作品始終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的活動歷程和性格發展史,起到了組織結構與連綴情節的紐帶作用。
另一方面,《水滸傳》所表達的“官逼民反”的主題,乃是作品內在邏輯聯繫的依據,體現了情節結構的連貫性。而在密切全書的結構方面,“逼”字依然起著特殊的作用。如作品結構的發端,便緊緊扣合著一個“逼”字。大家知道,高俅是最早出場的人物之一。他的出場,起到了結構開端的作用。由於他是“官逼”的最集中最典型的體現者,所以這個“結構開端”,實質上也就是“逼”的開端。從作品結構情節的逐層展開看,也是以“逼”作為動力和“契機”的。
如前面談到的王進、史進、魯達、林沖等由於“官逼”而串在一條線上。晁蓋、吳用、楊志等人則是由於“官逼”而串在另一條線上。這兩組人物又由於“逼”的原因,林沖才有火併王倫和歡迎晁蓋等人入夥的舉動,於是兩組人物又串在一起。可見,“逼”的藝術構思在《水滸傳》情節結構中起著獨特的作用。
結束語
“逼上梁山”所隱含的思想與藝術,是博大而精神、豐富而複雜的。“逼上梁山”作為被壓迫被剝削者的一面旗幟,乃是《水滸傳》這部鉅著的靈魂。它不僅把一個個梁山英雄引上了造反之路,而且數百年來一直鼓舞著千百萬群眾起來同封建統治者進行殊死的鬥爭!
“逼上梁山”的描寫凝結著作者的睿智才思和動人心魄的魅力,它不僅使《水滸傳》贏得了世界聲譽,而且對此後文藝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直至今天仍然值得我們繼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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